宽恕？宽恕！宽恕？——西蒙·维森塔尔的悬问

西蒙·维森塔尔，1908年生于奥匈帝国，后毕业于布拉格的一所大学。二战期间，作为犹太人，他被囚入集中营达5年之久。战争结束时，他的妻子和两家人共有89名亲戚死于纳粹之手。战后，维森塔尔加入了美国追查战犯委员会，1946年，他又和其他30名集中营幸存者共同创立了犹太历史文献中心。该中心旨在调查和追踪纳粹战犯，它先后把1100多名纳粹移交法庭审判。除了投入“中心”的事务外，维森塔尔的另一工作就是著述，围绕大屠杀，他已经出版了几本广为人知的书，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则是他于1976年出版的《宽恕？！》。正如该书序言所说：当时美国的许多大学、中学和讨论班开始把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问题列入课程表，由于《宽恕？！》鼓励大家对该问题进行讨论，所以不久它就在教学中被广泛采用。不仅如此，由于该书问题的切己性和尖锐性，惹动当时许多神学家、政治领袖、道德领袖和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

今天，我想做的，就是把这种回应绵延到自己身上，亦即当我把维森塔尔的问题摆在我自己的面前时，我很想知道，我的回应是什么、能是什么、当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尽管我也知道，由于这个问题的难度，我很可能力有不逮。

1944年，发生了“我生命中那段忧伤的故事”。这到底是个什么故事呢？集中营里的维森塔尔照例每天为德国人干活。这一天，他在休息的当儿，一个护士向他走来，问他是不是犹太人。当获得肯定的回答后，护士示意跟她走。进了一栋大楼之后，来到一个房间。房间里除了一张白色小床和一张小桌，别无长物。护士俯在床边和床上的人嘀咕了几句，然后就出去了，只剩下维森塔尔和他，而他是一个伤势沉重的德国士兵，年仅21岁。当护士出去后，床上的士兵让维森塔尔靠近，并拉住他的手表示，自己马上就要死了。“我知道，”士兵说，“这么个时候，成千上万的人都在死去。到处都有死亡。死亡即不罕见也不特别。可是有一些经历老折磨着我，我实在想把它们讲出来。否则我死也不得安宁。”原来，这位濒死的士兵是请那位护士去找一个犹太人来听自己死亡前的诉说，护士碰巧遇上了维森塔尔，此刻他注定就成了个听诉者。

“我叫卡尔……我志愿加入了党卫队……我必须把一些可怕的事情告诉你……一些非人的事。这是一年前发生的事……”

这个士兵到了波兰，经历了战争，也经历了残酷。这次执行的是这样一个任务：把几百个犹太人赶进一个三层阁楼，并运来一卡车油桶搬进屋子。锁上门之后，一挺机枪对准了房门。“我们被告知一切就绪，”接到命令，“要我们从窗户里把手榴弹扔进屋去。我们听到里边人的惨叫声，看到火苗一层一层地舔食着他们……我们端起莱福枪，准备射击任何从火海里边逃出来的人。”“我看到二楼窗户的后边，有一个人挟着一个小孩儿。这人的衣服正在燃烧。他身边儿站着一位妇女，毫无疑问是孩子的母亲。他空出的一只手紧捂着孩子的眼睛……随即他跳到了街上。紧随其后，孩子的母亲也跳到了街上。随后，其他窗户也有很多浑身着火的人跳了出来……”“我们开始射击……子弹一排一排打了出去……”

说到这里，这位濒死的人用手捂着绷带覆盖着的眼睛，似乎想从脑海中抹去这些画面。但是这个画面永远也抹不去了，白天、夜间，乃至奄奄一息的现在，“我知道我给你讲的那些事是非常可怕的。在我等待死亡的漫长黑夜里，一次又一次地，我希望把这事讲给一个犹太人听，希望能得到他的宽恕。”“要是没有悔罪……我就不能死。我一定得忏悔。但是该怎样忏悔呢？只讲一堆没有应答的空话……”

正如维森塔尔自己所说：“毫无疑问，他是指我的沉默不言。可是我能说什么呢？这儿是一个濒死的人，一个不想成为凶手的凶手，一个在可怕的意识形态指导下成为凶手的人。他在向我这样一个人悔罪，而这个倾听悔罪的人可能明天又会死于和他一样的凶手手下。”所以，维森塔尔保持沉默，自始至终只是充当了一个听者。

当晚，那个士兵死去了。

这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伦理故事。但，作为叙事背景，真正引发出的问题是故事的后续：即我是否该满足这个濒死士兵的心愿。维森塔尔自己并非拿得准这个问题，回来后，他和3个犹太同伴谈起过，他们一致认为维森塔尔做得对。但自此以后，维森塔尔和那个士兵一样，头脑里老是一幅画面，——“那个头上缠满绷带的党卫队员”。“我已经断绝了一个临终的人最后的希望。我在这位濒死的纳粹身边保持沉默是对还是错？这是一个非常不好处理的道德问题。这个问题曾经冲击着我的心灵。”1976年，维森塔尔终于把缠绕了自己30年仍然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诉诸文字，交给了读者。他在结束写作时，这样问道：“亲爱的读者，你刚刚读完了我生命中这段令人忧伤的悲剧故事，你是否可以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从我这个角度问一问你自己这样一个严酷的问题：‘我要是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会怎么做？’”

姑且称之为“维森塔尔问题”吧，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宽恕，还是不。
在基督教中，宽恕是一种必然，他首先表现为神对人的宽恕。因为人人都有其原罪，有神慈悲人类，耶稣下世拯救。耶稣以自己被钉上十字架为人承担罪过，人才有资格获救。这是神对人的宽恕。现在我理不通的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宽恕是世俗意义上的，亦即人对人的原谅，而非神对人。我们为什么不能彼此宽恕？

“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初读这“七十个七次”的典故，我并未心动，因为我觉得是说教，不痛不痒。

“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使我有所触动的是耶稣受刑前，他分明受到了虐待：戏弄、蒙眼、辱骂、殴打。最后众人一起喊着：“钉他十字架！”可是，当他被众人送上十字架后，却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这句话使我沉吟许久，我一边试图想象耶稣说话的神情，一边体验着他的份量，这份量可是用自己的生命垫底。如果说“七十个七次”象说教，那么，这番话可算是宽恕的现身说法了。

进一步使我感动的是中世纪有关耶稣的一个传说，它不见于新约旧约，仅是传说。传说中师徒们再聚天堂，重聚最后的晚餐。有一个位置一直在空着，这时，犹大穿门而入。基督上前，吻他。说“我们一直在等你。”天哪！！惊呼发自心底，感动无以复加。仿佛犹大什么都没做过，仅仅是个迟到者。

不禁想到“拒绝理论”。作者在拒绝的姿态中把恨爱因果化了，会恨才会爱，才会宽容。但在基督身上，只有爱没有恨。其实一旦有恨，也就谈不上宽恕了。宽恕于恨无关，正如爱恨不是因果。当然，不赞成拒绝理论不等于无条件接受宽恕。到目前为止，宽恕，尤其是基督的宽恕，虽然深深打动了我，但要我去拥抱当年到我家的抄家者，我仍然不行。况且，这种以耶稣为表率的宽恕，已经是一种崇高，我难以企及。

“曾经有3位前美军士兵站在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前，其中一个问道：‘你已经宽恕了那些抓你做俘虏的人吗？’第二个回答：‘我永远不会宽恕他们。’第三个评论：‘这样，你仍然是一个囚徒！’”

这个故事来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南非开普敦前大主教图图的新著《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我是从瑞典M女士的介绍文章中看到它的。显然，那位士兵心中有监狱。心的监狱囚禁自己而不能自拔。这就是说，不宽恕别人就是不放过自己。耶稣的宽恕是一味的舍己，我永远做不到。而我更愿意象那个士兵一样，不伤害自己。我已经受到了自己的伤害，我不是每念及此就“愤怒得肝儿颤”吗？它不是给我的生存带来了负影响吗？

“维森塔尔问题”终于在生存的角度上我能够回答了。宽恕,还是不？我选择是。面对一个濒死的人，哪怕他生前有过罪恶，只要他现在由衷地忏悔。而罪恶的存在，却伤害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

我未曾读到图图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这个题目就是立足生存来谈到。从M女士的介绍中，我得知种族隔离制度取消后，南非成立了一个叫做“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组织，图图出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该组织的工作就是揭露前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种种迫害和罪恶，它把一个个犯罪者的犯罪行为公诸于众，但不是为了绳之以法，而是在犯罪者真诚忏悔的前提下，从法律上予以赦免，目的是为了达到种族之间的和解。

但是……

当我再往下读时，我便不这么看了。那些神学家、政治领袖、道德领袖和知识分子对“维森塔尔问题”的回答让我感到这个问题的复杂。“维森塔尔问题”并不仅仅是个宽恕的问题，至少它还牵涉到宽恕的主体。也就是说，姑且不考虑那个党卫队员是否应该得到宽恕，维森塔尔有宽恕他的权利或资格吗？宽恕与第三者无关，它只能发生在害与被害之间。

问题还可以继续。在对“维森塔尔问题”说不的回答中，赫伯特·马尔库塞认为：“这样地宽恕犯罪正是犯下了这种宽恕本身想减轻的罪恶。”有道理啊，对罪恶的沉默不就是对罪恶的纵容吗？如果说道德过失和人格缺陷之类的行为可以宽恕，那么，反人类罪，特别是那种有预谋的、丧心病狂的，也可以宽恕吗？！极其言，希特勒如果忏悔，你是否宽恕？共产独裁者如果检讨，你是否接受？更何况，宽恕是在罪恶之后，而目前我们正在被罪恶所包围。当我们面对世界上种种侵犯人权的劣行，它甚至就时时发生在自己的身边，这时谈宽恕，是否有点奢谈？

的确，有些罪不能宽恕。像以盗用国家名义、打着人民旗号，利用政权形式出现的反人类罪、反人性罪，如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波尔布特的红色屠戮、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导致的人口失踪、韩国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的光州事件乃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中国大陆统治者对本国亿万法轮功修炼民众的疯狂镇压……这样的罪行因其对人类乃至人类文明的毁灭性伤害，必须得到严厉的指控和惩罚，绝对不能以宽恕的名义赦免。人性中是有恶存在，但向人类举起屠刀之流已经不是一般的恶，而是邪恶的恶魔。宽恕恶魔，本身就是纵容的罪。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认同70年代以来国际上兴起的一种叫做“非免责”的新人权运动。非免责就是不赦免人权侵犯者和迫害者的法律责任，它源自当年南美国家的极权政治受害者，其主要工作是调查极权统治时期统治者迫害民众的个案并刑求参与者的法律罪责（对皮诺切特、赵志飞、周永康的司法控告即此性质）。这项工作尽管是滞后性的，但它毕竟是在追索迟到的正义，并且对当下的罪恶也可能形成一定的遏制：它使人权犯罪者有所诫惧——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宽恕是一种价值，但不是唯一的价值。耶稣可以宽恕出卖他的犹大，但不能宽恕没有危害他却危害了人类的希特勒及共产独裁者。因此、宽恕与否，还有一个“群己权界”的问题。害己而宽恕，属于私域，权在个体的自我。而害群者，尤其是反人类性质的，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属于全人类领域的，我非但无权宽恕，相反，参与追究反而是在承担公共的正义。

那么，“维森塔尔问题”呢？我们面对的恰恰是一个反人类的犯罪者，所不同在于，他不是一个策划者、组织者，而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执行者，但他毕竟是执行了，他本可以抬高枪口的，想想他举枪点射的情景吧，再想想那些犹太人如何倒在血泊之中。那么，能宽恕吗？尽管他的忏悔真诚。
这个问题，是每一个人所必须做出回答的，无论是用思考还是用拒绝、用语言还是用沉默、用行动还是用躲避。因为，这将决定，这个世界是否认为你值得他保留。

(本文有删改)


发稿：2001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