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的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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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节选）

翻开2001年10月下旬的报刊，可见我们的新闻舆论中有许多引人注目的热点和焦点：APEC会议在中国上海召开，飞机、警察、警犬是怎样保卫高官们的，他们的唐装是何人设计、他们的宴会吃的几道什么菜；"我们赢了"，与米卢教练"零距离"接触的那个女记者李响，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李所在报社允诺给她月薪50万是否合理；今天美国飞机又轰炸了哪里，又有几个阿富汗平民被炸死？关于阿富汗战事，我外长是怎么说来着，反恐打击要有准确的目标，避免平民伤亡……这一切，当然都值得报道，因为有人感兴趣，想知道，可营造欢乐祥和的舆论氛围，或显我人道立场、大国风范。

没有人从当时的传媒中得知，就在10月28日早晨，在渤海湾烟台海域，也就是在发生过"盛鲁号"、"大舜号"海难的地方，又发生了一起重大沉船事故，"通惠号"客货混装船在八九级大风中出航、起火、沉没，"至当天中午，共救起5位幸存者，此后打捞起来的遇险者，全都是尸体"。"全都是"是多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无从知道,我至今无从知道！

这次海难事故，我是在2001年11月12日出版的《三联生活周刊》上读到的。我每天的工作要翻阅数十种主要报刊，只在这家发行量并不大的"生活周刊"上读到这个消息。据该刊报道，当地记者报怨说：有了两次处理海难的经验，"当地部门处理得更熟练了"，即封锁消息更严、对记者看得更紧。采访者被盯梢，幸存者被贴身"关照"，死难者家属被软硬兼施加压，都是题中之义。当事人（船主、管理部门、地方政府）之所以要这样封锁消息是顺理成章的：这船根本就不该投入营运，不该那样违章装载，不该在那样的天气出海，一旦诉诸舆论，就难免有人坐牢、丢官、受处分，而不能赔几万块钱了事。可是，我们的传媒为什么要与肇事者、责任人的立场保持一致呢？为什么不考虑惩前毙后防止类似悲剧重演呢？难道中国平民的命比不上阿富汗人宝贵？难道真的中国人之死只有与美国人搭上瓜葛才特别有价值，才会受到举国上下关注？

谁都明白，这都是控制报道权、操纵社会舆论的结果。正如时下在新闻业界内外流传甚广的一首歌谣所咏的："舆论监督是条狗，天天蹲在"长"门口，"长"叫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咬几口"。（"舆论监督"四字在有些版本中被置换成具体栏目或节目，有的版本是"新闻记者"四字；至于"长"是报社社长、电视台台长还是宣传部长并不重要，总之是长官）。"狗"的比喻，可谓穷形尽相。舆论监督，一般地说，不具观赏性，不是讨人喜欢的宠物，即不是叭儿狗，而是防盗撵贼的护院狗。但不论怎么样，良狗的特性是忠实于直接豢养它的主人，听命于主人。这种奴性正是中国人鄙视狗的缘故。以狗比新闻记者，喻所谓的"舆论监督"，正是对记者缺乏独立人格、"舆论监督"一副奴颜媚骨的轻蔑和嘲谑。所谓"叫咬谁就咬谁"，入木三分地刻划了"舆论监督"的势利与不公正；所谓"叫咬几口咬几口"则特别生动地表现了"舆论监督"的伪善--许多个案都是就事论事，糊弄百姓，即使历尽曲折平反的冤狱也就是处罚几个打手，幕后的主事者往往不去深究，连追问一句都不敢，还要奉送"高度重视"、"严肃处理"之类的恭维。

"舆论监督"为什么会堕落成"狗"呢？

因为我们没有赋予它独立的品格，它不是属于人民大众的社会公器，而只是少数人掌控的政治工具。如果是社会公器，它就应只服从于宪法，以它自身的方式服务于公众的利益，只认事实而不应屈从于某些人的意志与权力。


发稿：2001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