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惯了下岗工人，回头又面对下岗农民

下岗农民已批量出现

城市近郊或中心集镇的周边村落里，因土地被征用，下岗农民正呈批量化生成。问题的凸现已引起部份地方官员的关注。可是连城市的就业难题都无从破解，再要抽出物力与精力应对下岗农民，几乎没有可能。然而，问题毕竟已明显化，下岗农民脸庞上的愁云，为热热闹闹的城市（镇）化浪潮所暂时掩盖。

从“点”上的情况谈起

某镇，因县城开辟工业园，有11个村被征用耕地3500亩，其中3个村，1600亩耕地一亩不剩。先后有3000余名劳力无田可种，其中的1800名因先前已在乡企务工或做着小生意，暂时无生计之虑。另外1200名，原本就靠种田谋生，土地说没就没了，只得依靠临时打短工凑合著过。更让人揪心的是，尚有部份属于老弱病残者，连打短工都力不从心，其生活境状就更为窘迫。

还有，过热的“三区一场”建设，助长了新的“圈地运动”。某市的周边区块，先后“圈”出个体私营经济区、高新技术区和旅游开发区，致使城郊6个村的耕地全部被征光。有关部门摸底证实，无地的农民已近万人。有个县，近两年不知从何种渠道搞到占地指标而大办市场。办一个“场”动辄占地数百亩。“场”倒“圈”成不少，“市”却没有拢成。原来寄希望于依托市场开发“三产”，吸纳成群结队的下岗农民再就业的计划成为一纸空文。

政策实施的外部环境变了

下岗农民的出现与政策实施环境的变化也有直接关系。前些年，土地一旦被征用，政府有相应的政策来安排农民的生活出路。其一，实施“农转非”。其二，指令征地单位负责安排“农转非”人口的工作。如今，政府虽未明令取消上述安置政策，但落实政策所需的社会环境早已不复存在，政策也就名存实亡。

首先，劳动力走哪儿都过剩。政府上哪儿为“农转非”人口寻找劳动岗位？其次，企业一改“姓”，政府再凭行政指令往企业“塞”人已不可能。再有，从前征地，一般用于工业项目，如今，商品房开发、铺草坪、建广场、修马路都得占用土地。企图依靠城市增容来接纳下岗农民就业，空间极为有限。

征地者“收益”多多

国内的土地市场虽远未发育完善，但毕竟已具雏型。征用土地，若能以市价作参照，失地的农民足以得到大额补偿。可眼下的征地多半属政府行为，拿“国家建设需要”作理由，以每亩数千元的低价征到土地，再以市场价出售给开发商，或以“准市场价”向投资者“优惠”。转手之间，每亩数万元甚至十数万元的差价款为政府所占有。

由于理论上产权清晰的国有土地缺乏事实上的具体监管人，土地名义上归于国有，实际支配权却控制于地方之手。在地方看来，土地在我的辖区之内，当然属于地方上可随意支配或变现的资源。再从法律角度看，法律不承认土地为农民的“财产”或农业“资本”。既然土地对农民没有产权意义，那么其使用权的脆弱，在一个尚不习惯依法行政的国度是可想而知的。

产权关系决定交易方式。农民不具有土地的“产权”，地方政府自然不必向农民“买地”——“征”等同于“缴”，“补偿”似同“照顾”。事至此，“补偿”标准当然得由政府来确定。于是，补多补少与其说是按某种标准，不如说是取决于补者的良心发现。

以土地生钱的办法，被地方政府看作市场化改革的经验之一。姑且不论这到底算不算经验，其结果以牺牲一部份农民的切身利益为代价却无从否认。通过先“征”后“卖”的办法，政府获得了超额“利润”，而下岗农民只落得两手空空。

农民失去土地等于断了生路

土地于农民，还是个社会保障问题。守住土地如同上了一道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险。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农民特别是纯农民，其生老病死仍须依赖于土地。

农村稳、中国稳！农民富、中国富！农民要致富，现阶段谈何容易。但从政策上讲，至少应避免再出现下岗农民。回眸历史，从1950年起，决策层试图靠“人民公社”来解决农民的生存问题，折腾了20多年，乌托邦式的“一大二公”最终以失败收场。接下来，“开放”又是20多年，可我们至今也没有新的制度来解决9亿农民的社会保障难题。就连城市（镇）的社保体系，整合多年尚残缺不全，时时受困于支付危机，又遑论农民乎！正因为如此，制定良好政策，控制下岗农民的批量出现，才显得尤为迫切。


发稿：2001年12月7日    更新：2001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