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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百位遭中共残害致死的法轮功女学员（100）
打印机版 | 【投稿／反馈】 历史长河滚逝水 恶浪验检英雄 名利情财转头空 天地依旧在 浩瀚苍穹洪白发儒妇街市上 无惧酷暑寒风 广传真相喜相逢 古今求索事 都在兑现中
话说宇宙的成住坏灭，时间已经走到了末劫的最后，万事万物都在等待创世主的最后救度。在神州大地，中华古国蕴藏着五千年的传统文化精华，自古以来，百姓敬神守道，祭天拜祖，风调雨顺，丰衣足食。然而，自从中共篡权以来，破坏传统文化，强制灌输无神论、进化论邪说，用“假、恶、斗”党文化进行所谓的“改造思想”，扭曲、摧毁着人们的道德与心灵，天灾人祸，民不聊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华大地气功潮兴起。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三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吉林长春传出了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同时辅以简单优美的五套功法动作。其功理要求修炼者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心向善，提升道德水准，返本归真，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学员们从做好人做起，淡泊名利、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善良、诚实、宽容，从而获得心灵的净化和身体的健康。通过修炼，修炼者还可以逐渐开智开慧，达到洞悉人生和宇宙奥秘的自在境界。
法轮功唤醒了沉寂的大地；象一泓清泉荡涤着人们被侵蚀的心灵，“真、善、忍”唤醒了人们善良的本性。学员们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传播大法福音，修炼者的人数，犹如雨后春笋般以几何倍数的速度增长。那时每当清晨，无论是公园、绿地还是街头、巷尾，悠扬悦耳的炼功音乐，随处可见法轮功学员学法、炼功、弘扬法轮佛法的身影。法轮功学员们的无私善举，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对维护社会稳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平，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法轮大法的传出，给人类带来了生之希望。
正当“真善忍”的光芒普照神州大地，人心向往回归净土之时，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恶首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嫉，悍然发动了对法轮功修炼群众的迫害。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动用国家四分之一的财力，开动全部国家机器，对法轮功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一时间天昏地暗，妖风四起。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的邪恶程度，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罕见的，使用造谣、诬陷、妖魔化等宣传欺骗，采用恐吓侮辱、监控绑架、强制洗脑、关押勒索、劳教判刑、药物摧残、限制自由、开除公职、扣发退休金、抢劫财物、株连家属等等邪恶的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器官牟利——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
二十五年来，中共残酷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把人们心中的道德理念、善恶标准彻底破坏、颠倒，“假、恶、斗”横行中华大地，把中国社会的道德拖入毁灭的边缘，上百万法轮功学员在迫害中离世。据明慧网资料馆收集的资料显示，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截止到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被中共迫害致死、得以确认姓名等个人信息的法轮功学员已达5010人。通过明慧网披露事实总结出来的数据触目惊心，但也仅仅是血腥迫害事实的冰山一角，还有大量法轮功学员的被迫害案例由于信息封锁等各种原因未被揭露出来。
她，二零零一至二零零二年，被非法关押在珠海市第二看守所期间，不报姓名，一直以“无名”为人所知。二零零二年六月，看守所被关押人员传“无名”被送到一个“可能永远都出不来了的地方”，就再也没人看到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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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经家属艰难民间走访、调查，证实“无名”就是失踪多年的袁征，二零零二年六月十七日在珠海市第二看守所被酷刑迫害致死，时年38岁。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家人得到死亡证明。
很多被中共当局绑架不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以“无名氏”被非法拘捕，甚至劳教书上写的就是“无名氏”。在很多情况下，中共不法人员是故意这么写，因为这样更容易逃脱罪责。按照法律规定，从拘留、开庭、判刑、死亡通知、尸检、火化，都要通知家属，而“610”警察们假装不知道姓名，就可以谎称不知道家人在哪里，更不会有家人来追问迫害真相，不会被追究施暴的责任，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干他们想干的。原河南省济源市物资局局长、法轮功学员原胜军，二零零零年十一月给江泽民写了一封公开信，讲述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被诬判三年；二零零五年十月七日又被诬判六年，在绝食抗议数天后，十月二十五日下午五点半左右，趁警察不备，从医院走脱，跑到济源市承留镇南桃村一村民家。之后原胜军被警察团团围住。警察强迫南桃村大小队干部在原胜军还未死亡的情况下签字证明原胜军已死亡。然后将原胜军拉往火葬场，一路上，警察不停地折磨他，直至死亡。当时中共恶人把原胜军冻在殡仪馆的冷冻柜中，写的名字是：“无名氏”。
山东省潍坊安丘石堆镇石人坡法轮功学员宿宝兰，二零零一年十月在家被石堆警察、安丘“610”、安丘警察劫持到安丘“610”洗脑班，十几天后尸体出现在金冢子乡三合村的小河里，公安局警察在验尸照相的时候，有一警察对另一个警察小声说：“是炼法轮功的。”宿宝兰的遗体被抛在河边三天无人处理，三合村的人实在看不下去，当“无名氏”埋葬。
宿宝兰
辽宁省沈阳籍的法轮功学员、托福教师沈立之，二零零二年二月一日与妻子罗芳在四川成都坐75路公交车时被警察搜查，声称两人携带法轮功资料，被成都金牛区营门口派出所绑架，关入成都看守所。沈立之遭受严重酷刑折磨，二零零二年三月在成都市青羊区医院去世。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罗芳被释放后就一直寻找沈立之，但成都警察和看守所蓄意隐瞒沈立之之死，均一口否定没有此人。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五日，罗芳再次被乐山警察抓捕，遭受酷刑折磨，并非法判刑十二年。
成都“610”、警方一直封锁沈立之死亡的消息。沈父四处打听儿子消息、并直接将儿子照片拿给成都市“610”要求寻找儿子之后，二零零三年三月三日，见到的是儿子的骨灰。沈立之的父亲沈铨悲痛地说：“他们给我一个名单，说是处理无名氏后事人员的名单。他们把不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害死后，说是无名氏。”
派出所出具的材料——沈立之的“死亡通知书”
一、在珠海市第二看守所被迫害致死的“无名”
袁征，在莫斯科留学多年，后做贸易，一九九九年初回国探亲，不久学了法轮功。袁征长得漂亮，皮肤细嫩，话语不多，文雅。九九年七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袁征被非法劳教，从马三家劳教所出来不久，去了广东珠海市看望母亲。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日，袁征在珠海市某复印社（当年住家都没有电脑和复印机）复印“法轮大法是正法！”等资料，被受中共谎言毒害的人举报，遭绑架、非法关押到珠海市第二看守所。
在珠海市第二看守所，袁征抗议非法关押，不穿囚服，不报数，不报姓名，遭到狱警毒打，狱警叫她“无名”。被非法关押在那里的法轮功学员和犯人，只知道“无名”是北方人口音，是二所遭迫害最严重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陈劲、張清云、王志君被关押那里时，一次听到35仓对“无名”的毒打声，同时高喊“停止迫害，大法弟子无罪！”
獄警害怕“无名”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影响别人（如清华大学学生法轮功学员李春燕等人），不准“无名”与别人说话，还不断换仓。为了掩盖对“无名”酷刑迫害的罪行，还专门临时开个34仓单独关押，实行“坐飞机”“抻死人床”等酷刑。有法轮功学员经常听到三十四仓的恶警毒打叫骂声，他们都暗暗流泪。
据一位法轮功学员后来揭露：当时34仓的仓头叫吴淑宁，是个极端残忍的恶警爪牙，在恶警吴某芬的直接授意下执行对“无名”的迫害。吴淑宁手下有两个打手：敬媛媛（贵州人，贩毒犯，后来在广州女子监狱四监区服刑）；高珊珊（湖南常德人，于二零零四年年初出监），她们当年经常用花枝条（就是铁线外面裹着一层塑胶）抽打“无名”的，在“无名”绝食期间对她进行野蛮灌食等等。
袁征坚持信仰，坚持炼功，恶警就指使毒犯、打手用极其野蛮的“花枝条”（铁线外包塑胶）暴打。在袁征绝食抗议时，实行野蛮灌食，她背上長满褥疮。
二零零二年六月的一天，在押人员见到“无名”被抬走，当局说是六月十五日，抬至香洲区人民医院，据悉在医院，袁征已是深度昏迷、血性尿液、全身衰竭、四肢颜面重度浮肿，而且全身淤斑，伤痕累累，褥疮溃烂。
袁征这个年轻鲜活的生命，在珠海市第二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九个月，就被惨无人道的警察，用酷刑毒打折磨，于二零零二年六月十七日离世，死因警察写上“重度营养不良”。主管女恶警吴×芬回答在押人说：“‘无名’被送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去了！”
珠海市香洲区检察院，在袁征被迫害得深度昏迷离世前四天，二零零二年六月十三日还对袁征非法提起公诉，起诉书上得所谓“罪证”是在复印社复印了“法轮大法是正法”八种四百八十份传单。
一位当时被关在珠海市第二看守所的法轮功学员二零一一年在明慧网揭露说：
“二零零一年九月听说关进来一个法轮功，北方人口音，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功信仰，坚定的不配合邪恶，不报姓名、不报数，被毒打、酷刑迫害严重，被单独关押，不准和任何人接触，狱警叫她‘无名’。还经常听到对她拳打脚踢声。有时也有法轮功学员喊“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我们对这位学员都特别关注和担心。一天我远远看见‘无名’，心头一惊，这不是袁征吗！但我没敢说。
“我和袁征是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前在市里集体炼功时认识的。她曾告诉我她在莫斯科留学多年，后做贸易，刚回国不久，学了法轮功。袁征非常漂亮，文雅，皮肤细嫩，大眼睛。当我看到她被酷刑折磨成那样，我心中非常难过，非常替她担心，但我们没有机会接触。
“在二零零二年六月的一天，我看见她被抬走，以后再也没看到她。有人曾听狱警吴姨（犯人都这样称呼她）说：‘‘无名’送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了。最近这个偶然机会让我得知，原来所谓这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袁征已被迫害致死。”
袁征被绑架、非法关押后，因不报姓名，家人一直以为袁征失踪，寻找无果。即使袁征被迫害致死后，当局不承认“无名”是袁征，甚至在指纹、照片、身体特征等法律有效的证据下，还是不承认“无名”是袁征，不让家属认领，要家属做亲子鉴定。
一个偶然的原因完成亲子鉴定，结果完全符合，直到二零零七年末，才开了袁征的死亡证明。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日，加拿大独立调查团成员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记者招待会、研讨会，介绍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的内容，引起各界广泛关注。法轮功学员陈劲在记者会和公开论坛上作证，讲述她自己在中国被迫害、被验血的经过，讲述曾跟她一起被非法关押过的“无名”（袁征）“被送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可能永远都出不来”。以下为她的证词：
我叫陈劲，来自中国广东省，现在已经成为联合国保护的难民。我因为信仰法轮功和传播法轮功真相，曾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刑三年零六个月。
中共迫害法轮功七年以来，我经历了很多事，有些事情可以作为一种佐证，来证实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存在。我九五年十一月学炼法轮功，因为法轮功的健身效果非常好，而且教导人心向善，迅速的提高了人们的道德水平，这样吸引了很多心灵向往美好的中国民 众，我就是其中之一。那时已经很多人修炼法轮功了，迫害开始后，民间许多老百姓说：是因为炼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中共才镇压的。而当时中共的党员人数是六千多万人。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后，炼功受益的群众纷纷上北京向当局请愿，九九年到二零零二年，这几年每天都有大量的群众到北京天安门、北京信访办请愿，但这些手无寸铁、和平请愿的法轮功学员，都被警察抓住，一批一批的送往天安门附近的派出所。九九年十二月末，我作为法轮功学员也去了天安门，当时的天安门布满了便衣警察和穿警服的警察。我被强行的拉上一辆可坐十几个人的警车。不一会儿警车就坐满了请愿的法轮功学员。我们被拉到天安门附近的一个派出所，在派出所的大铁笼子里，就已经关了几十名法轮功学员，而且还不断的有法轮功学员被送进来。警察一批一批的问话，主要是问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大多数法轮功学员不说出自己的名字，因为法轮功学员认为如果说出真实身份会被劳教或被判刑，说出身份的法轮功学员被一批批的送到各地的驻京办事处。我就被送往广东省驻北京办事处。而没有说出身份的学员，我就不知道被送到哪里去了。我当天在派出所看到不愿透露身份的法轮功学员就有一百多人。后来我看网上的消息，在大陆有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失踪，他们到哪里去了呢？中共当局一定给不了我们满意的答案。
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七日，我因为传播法轮功真相，被国安人员和警察抓住，在派出所里七天七夜不让我睡觉，当我很愤怒的表示要通过法律程序控告警察严刑逼供时，他们阴险的对我说：“你可能都没命出去了，你控告谁？”我当时觉的他们只不过是在恐吓我，直到惊闻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的事件后，回想那些警察的话，才知道他们并非恐吓我，而是另有阴谋。
我在拘留所期间，就遇到一名没有透露身份的法轮功学员，可能是永远都出不来了。
二零零一年九月的一天，我当时被关押在珠海市看守所的第三十七仓。当时的看守所有三个女仓都是连起来的。当时环境很平静，这一天突然的不平静了，三十五仓传来了警察的叫骂声，接着是囚犯打人的声音，闹哄哄的。通过我的耳朵听，知道来了一名没有透露身份的法轮功学员（后来警察和犯人都叫她“无名”），还知道她绝食反迫害。我所在的监仓还有其他两名法轮功学员，一名叫张清云，一名叫王志军，我们三人一商量，便大喊：“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叫喊过后第二天就开始平静了。
过了两三个月，我所在的监仓来了一名叫阿红的犯人。我们熟了之后，阿红就告诉我们关于“无名”的一些事情，她说：“自从你们叫喊后，警察怕这位‘无名’影响到李春艳（李春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同样关在三十五仓），把“无名”调到十四仓去了，她很顽固的要绝食，警察让她‘坐飞机（一种酷刑）’，我和几个人被派去看着她。‘无名’不绝食后，警察为了方便管理，多设了一个三十四仓（原来没有的），“无名”就在三十四仓。” 阿红当时就只透露给我这些。
二零零二年农历新年，因为我曾是美术教师，警察派我到每个女仓贴过年的图案。就这样我来到了三十四仓，起初并不知道哪位是“无名”，在我要贴图案的时候，一名三十多岁，长的很秀气的妇女给我抬来一张凳子，其实这一举动很平常，但是马上有几名犯人把她推到一边，而且牢头（这个监仓犯人的头）警告我：不能和她说话。我马上意识到这位就是“无名”，我就多看了她几眼，她的形象就印在我的脑海里了。二零零二年六月左右，我听其他犯人说“无名”被送出去了。我当时以为她被放出去了。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我被送往广东省韶关监狱，因为我不承认自己是罪犯，被关了一个月的“禁闭仓”，出来后，被分到监狱的十四中队，阿红正好也被分到了这个中队。监狱的洗澡间是个大冲凉房，可容一百多人洗澡，冲凉时环境很混乱，因为我和阿红以前的交情很好，阿红总是趁乱找机会和我聊天，我也趁机向她询问了“无名”的情况。因为我知道阿红家里很有钱，她家里经常行贿拘留所管理女监仓的女警察吴X芬，阿红还尊称她为“吴姨”。阿红经常被“吴姨”叫出去聊天，关系非同一般，警察会经常有意无意的透露一些消息给阿红。我问阿红“无名”是不是被放回家了，阿红说：“‘无名’没有透露姓名，无法判她劳教或判她刑，她确实是被送出去了，没在拘留所，“吴姨”确定“无名”没有被放回家，而是被送到一个特别的地方去了。”阿红还感慨的说：“你挺幸运的，坐满刑期就出去了，吴姨告诉我，“无名”被送去的那个地方可能永远都出不来了。”我当时以为这个特别的地方是当地的洗脑班，也不在意。
二零零四年十月我出狱，因思想没“转化”不能回家，被珠海市六一零办公室直接送到当地洗脑班。在洗脑班，我没看到“无名”。十二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圣诞节，我因身体非常虚弱，被家人保回家。回家不久，“无名”的母亲经别人介绍，拿着“无名”的照片找到我，我一眼就看出那就是“无名”。
“无名”的母亲向我述说：“我女儿叫袁征，刚从马三家劳教所出来不久就来珠海看我。二零零一年九月份的一天出门一趟，就再也没回来了。”我告诉她，“无名”就是二零零一年九月份进的看守所，并把阿红对我说的话告诉她，并叫她赶快向六一零要人。
后来我又和袁征的母亲见了几次面，她母亲希望和我一起去找六一零，因为当时我正准备逃离中国，怕节外生枝，没有答应她。
我出国后，继续打听袁征的下落，特别是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恶行曝光后，我不断的和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联系，袁征还是没有任何消息，我更加担心她的生命安全，也许她的器官就被盗取了。
二、被山东安丘市 “610”洗脑班迫害致死的“无名”
宿宝兰，女，一九六四年出生，家住山东省安丘市石堆镇石人坡，娘家安丘市王家庄子镇兴山村。在修炼前，鼻窦炎动过手术也不见好，一九九七年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奇迹般的好了。宿宝兰，天性温柔善良、勤劳能干，她少言寡语，整天默默的干活；她孝敬公婆，侍奉丈夫，尊老爱幼；她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家里地里一把手，公婆对她非常满意，是村里公认的好媳妇。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宿宝兰二次进京上访说明大法真相，多次被绑架关押，因为在狱中坚持修炼，多次遭到警察的毒打和酷刑折磨。安丘市警察、“610”经常上她家进行恐吓、敲诈、绑架。宿宝兰的丈夫在恶党的红色恐怖株连迫害下，由原来的支持妻子炼功，演变到怨恨、毒打妻子。
二零零零年七月的一个晚上，宿宝兰和妹妹宿宝丽到某市的一个乡镇发真相材料时被警察抓到当地派出所，当晚分开非法审讯。一个50多岁的警察将宿宝丽的一只手铐在地上的一个铁环上，一手揪着她的头发，另一只手很抽她耳光，用拳头使劲捣她的脸，用脚使劲跺她的脚，她的脚因此很长时间不敢走路。他还用电棍电她的脖子和手，把她头发撕下来落了地上一圈。再被酷刑折磨的几个小时里，宿宝丽疼痛难忍，不时发出惨叫声。
而当时宿宝兰在另一房间里被打得更狠，但她咬紧牙关始终没吭一声，只听见打她发出的声音和警察累得喘息声及警察的叫骂声。警察不时的揪着她的头发往墙上撞，发出“咚咚”的声音，她被撞得头嗡嗡作响，天旋地转，眼冒金星看不见东西；“啪、啪、啪”“噗、噗、噗”，耳光抽打在脸上的声音和拳脚打在身体上的声音交替着连绵不断的传出来。一个警察打累了，另一个接着打。就这样，轮换着对宿宝兰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第二天中午，宿宝兰在打扫卫生时趁机走脱。
二零零零年九月底，宿宝兰被抓到安丘市610转化班强制洗脑25天，她在里面绝食绝水抗议，不接受中共的非法迫害。十几天后，610将她转送到看守所企图劳教，她一直绝食抗议，抵制迫害，直到生命出现危险才被放回。
二零零一年春，宿宝兰和法轮功学员交流时，被她丈夫举报，不得已离家出走，流离失所达半年；十月十六日回家看望丈夫、孩子和公婆，没过几天，由于丈夫举报，被石堆派出所公安人员、安丘市610及公安有关人员，一起闯入家中绑架到安丘市610洗脑班，并向家人勒索洗脑费1000元。
十几天后，宿宝兰的遗体在金冢子乡三合村（距安丘市十二里路）河中被当地居民发现。当时遗体沉在河底，河水很浅，被人打捞上来后，村里立即报了案。公安局来人照了像，检验了尸体就走了。据在场目击群众说，公安局警察在验尸照相的时候，有一警察对另一个警察小声说：“是炼法轮功的。”
通常发现无名尸体，公安机关要进行现场勘验，查明死者身份；如当时不能查明，应将尸体冰冻保存，登报公告，以便于死者家属认领，或对尸体进行解剖，查明死因，便于破案。但他们面对宿宝兰的尸体，既知道死者身份，又明白死亡原因，做贼心虚，既不敢通知死者家属，又不敢保存尸体，在当时家人不知道的情况下，任其暴尸河边。
宿宝兰的遗体被抛在河边三天无人处理，三合村的人实在看不下去，当作无名尸埋了。后来宿宝兰家人探得消息，找到三合村确认遗体，挖出来后通过衣服、面部轮廓确认，尽管死者的脸、嘴角和一只鼻孔向上吊起，头上还有没拆线的伤口，家人还是认出了死者就是宿宝兰。
事情发生后，安丘市610当时想拿出2万元给宿宝兰丈夫了结此事，宿宝兰丈夫当时不想要，想要讨个说法。但中共恶党是集古今中外的邪恶大全，焉能给你个公道说法？
三、在成都看守所被迫害致死的“无名”
“满心希望看到儿子，但是到最后一刻警察却说，儿子一年前就没了。我当时就懵了，但是我挺住了，没倒下，而我老伴却昏过去了。” 八十多岁的沈铨先生二零零九年在美国新泽西州一老年公寓对记者说：“儿子死了，儿媳妇被迫害得下肢瘫痪，被非法判刑十二年，现在还在狱中。”
沈铨先生，多年来在美国以向公众征签、向国会议员呼吁等方式，把当时年仅三十多岁的儿子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身亡、儿媳遭注射不明针剂致残、并被非法判刑十二年等惨剧向公众曝光，并呼吁各界关注，帮助营救已经被非法关押九年多的儿媳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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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爱子被害、儿媳遭难的经历，听闻者多有不忍。但是坚强的老人家还是给记者勾勒出了惨剧的梗概。
难过的年
沈铨老先生的小儿子沈立之，出生于沈阳，个头一米八，非常帅气，就读的是东北工业大学（东北工学院，1993年复名为东北大学）毕业，攻读机械工程，毕业后在一家汽车公司任工程师。也许是因为受父亲长期参与国外引进工程项目、拥有较好英语环境有关，沈立之特别喜欢学英语，其精通英语的水平之高，以至于后来他决定辞去令人羡慕的金饭碗，专职开班教托福。他跟东北工业大学合作，由该大学负责提供教室，沈立之负责教学。
由于“文革”期间受迫害，沈铨先生落下一身疾病。为了祛病健身，沈先生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气功。有些功法确实有些健身效果，但是总也不够满意，所以他总是不断的寻找。只要是听说有好的功法，沈先生总是不愿错过。受父亲影响，沈立之在大学学习期间也开始练气功，经常把自己知道的功法介绍给父亲。
一九九八年沈铨老先生在美国探望大儿子期间学习了法轮功，认定找到了高德大法。几乎同一时期，儿子沈立之在国内也找到了法轮功。就这样，父子成了同修，开始了按照“真、善、忍”修炼的历程。遗憾的是，等到父子相见的时候，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开始了。
跟绝大多数的法轮功学员一样，在中共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开始诽谤、迫害法轮功之后，沈立之和罗芳这一对分别来自东北和西南的法轮功学员，也到北京上访。上访期间，两人相遇、相识、相知，喜结良缘。二零零零年底，由于在沈阳经常受到警察的骚扰，沈立之与妻子去了四川省乐山市，定居在沙湾区，与成都一家大学合作，继续从事托福教学工作。
“孩子跟罗芳恋爱、结婚，我很满意。罗芳我接触不多，但是看的出，很能干。她也是一直在追求修炼，在修炼法轮功以前，跟我们父子一样，也是尝试过多种气功，最后找到了法轮功。”
“我在乐山时跟罗芳一起去成都送过一次法轮功真相资料，不曾想陷入便衣的陷阱。好在罗芳非常沉着、智慧，我们最终平安返回。”沈老先生欣慰又自豪。
二零零二年过年时，沈铨老夫妇来乐山跟儿子、媳妇团圆。二月一日这天，小俩口去成都办事，却一去不返。不用说，他们一定是被警察抓走了。没有人告诉他们儿子、儿媳被关在哪里，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儿子、儿媳犯了什么罪，就因为他们修炼法轮功，当局完全不讲法律手续了。到公安局去找，警察说根本没有这两个人。人生地不熟的，沈铨老夫妇完全不知怎么办。万般无奈，老俩口离开了乐山。
成都看守所交出的死亡证明
被绑架之后，儿媳罗芳在当年五月份获得释放，但是儿子仍然没有下落。后来沈铨把儿子的照片拿给迫害法轮功的成都市“六一零办公室”的警察，要求他们核查沈立之的下落。
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得到了消息，说是找着了。
二零零三年三月三日，从沈阳赶到成都的沈铨老夫妇满怀希望，以为总可以见到儿子了。按照警察的要求，他们在成都看守所的一个房间里等着。突然进来一帮人，一个领头的自称这帮人对沈立之的事情负责。
“沈立之呢？”沈铨老先生疑惑地问道。“他一年前就死了。这是医院的证明。”那个领头的警察拿出几张纸，冷冷地说。“一年前就……”，沈铨僵在那里。沈夫人昏了过去。最终，老俩口见到的是儿子的骨灰盒。
“他们给我一个名单，说是处理无名氏后事人员的名单。他们把不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害死后，说是无名氏。”
“病危通知书写的日期是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三日，病情是‘全身衰竭、肝衰’；死亡通知是三月二十六日。”
沈先生说：“但是没有人告诉我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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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份“处理无名氏后事人员名单”，对沈立之的被害负直接责任的是：
副所长魏立新
医生李思明
检察官阚玉萍
检察官刘宇
市“六一零”办田新明（按照该人给沈铨先生的一份收条的亲笔签名，该人属成都市公安局一处，专门负责迫害法轮功，姓名为田新民。）
市“六一零”办尹征
民警吴银汉
四、被以“无名女”非法判刑、劳教
1、大连孙兰芳被以“无名女”非法判刑十三年
孙兰芳，原籍山东省平邑县人，来大连投奔姐姐孙敬美，在大连税务专科学校食堂工作，一九九四年幸运的得到了法轮大法，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然而，谁也没能想到，这位善良、乐观的女青年仅仅因为坚持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被以“无名女”非法判刑十三年，出狱时已人到中年，家庭破裂，丈夫承受不了多方压力早已经与她离婚。
二零零二年四月四日，孙兰芳去一个法轮功学员家，当时不知道那位法轮功学员已被绑架。她去敲门，三个便衣警察问她是否找这家里的人，孙兰芳一看是便衣掉头就走，被他们上前抓住，在凌水派出所，被八个警察围住拳打脚踢，打的全身是伤。警察威胁说第二天要收拾她。孙兰芳半夜逃跑被发现，被两个警察把头发拽掉一把！第二天下午六点，警察把孙兰芳捆在椅子上，把两个胳膊别在身后往后使劲掰，痛的她撕心裂肺，“叭”的一声骨折了。警察把她送到医院检查左胳膊骨折，从医院又把她送派出所拘留四天，找到她工作的老板，勒索五百元钱才保释出来。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四点，孙兰芳在出租房里被非法抓捕，当时出租房周围布满了警察把整个房子包围。敲门她不开，警察们就把窗户的玻璃砸碎钻到屋里来，把她绑架到马栏子派出所，抢走了她的手机、钱包及屋内的电脑、打印机等物品。
在派出所里，警察先是折磨她，叫她报姓名她不报。三～四个警察把着她按在地上用一种酷刑，叫刷子刷脚心，三个警察轮流刷，累的满身是汗，她也没报姓名。他们于九月二十九日把她关进姚家看守所。在姚家看守所的半年里，每次提审她都不回答他们的提问，也不报姓名。有一次警察问她“这墙是白的还是黑的？”她说“是白的”，警察说“现在共产党就说是黑的，我们也没有办法。这是江泽民让我们干的。”
孙兰芳被非法关押六个多月，没有任何口供，没有报姓名，被甘井子法院以“无名女”非法判刑十三年。二零零三年四月十四日下午，孙兰芳被送往辽宁女子监狱，由于监狱警察到了下班的时间，又因为她由于不报姓名，警察叫几个犯人轮流打她，不一会就打得她满身是伤。当初辽宁女子监狱黑暗的程度用语言是无法形容的。就拿做苦工来说，早上五点出工一直干到深夜十二点，活儿多加班到凌晨二～三点，有的时候还干通宵，实在受不了就在车间里迷糊半小时。吃的是每天三顿窝窝头、菜汤里没有一点油。整天累的精疲力竭，因为她没有报姓名叫“无名女”，所以狱警和犯人整天都折磨她让她多干活，每个星期的三顿细粮也给掐掉，窝窝头也不让吃饱。活儿又累，又睡不好觉，她瘦的骨瘦如柴，眼睛也眍进去了，手指盖瘪的陷在肉里，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和家里没有任何的联系、身上没有一分钱。
孙兰芳的姐姐孙敬美与姐夫朱本富从二零零二年一直到二零零五年三年的时间里费尽了周折最终在甘井子法院打听到了消息，说马栏子派出所抓到了一个不报名的“无名女”，就这样于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三日到女子监狱找到了她，把她的真实情况和姓名说出来，从此监狱里知道了她的真实情况和姓名。
孙敬美与丈夫朱本富，被中共迫害流离失所多年，二零零六年一月被绑架、非法判刑七年，均遭非人的酷刑折磨，十三岁的女儿被迫失学。孙敬美从监狱回家后恶心呕吐，进食困难，于二零一七年四月十六日含冤离世。朱本富在监狱被迫害得满头白发，身上都长出来黑斑，出狱后，胸前还时常难受伴随咳嗽等症状，并不断地被骚扰等迫害，于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含冤离世。
孙兰芳的父亲孙兆本在老家山东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关押一个月精神上遭受极大的打击，身体上遭受严重的摧残，还被勒索罚款三千元、押金二千元，共计五千元。二零零三年九月份含冤去世。
2、重庆岳春华被冠“无名氏”遭非法劳教
重庆法轮功学员岳春华，原是重庆标准件设备制造厂的工会主席和劳工科长，曾两次被非法劳教折磨。
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二日，岳春华在荣昌公共汽车上遭人恶告，被荣昌国保大队恶人王力军等非法抓捕到荣昌国保支队。在审问中，岳春华不配合，不说一句话，不写一个字抵制迫害，恶人王力军就抓着她的头发朝墙上猛撞，用书猛劲的朝她头上打，将她背铐的双手使劲往上提，连续迫害好几次，威逼口供未得逞，当天晚上就把她押送到荣昌看守所。
在看守所岳春华仍然不配合，并绝食抗议，被荣昌国保支队和县公安分局于二零零九年五月五日强行非法劳教两年。岳春华说：“处理决定书上的姓名，出生年月日等情况与我本人完全不相符，连姓名处都是写无名氏，这样处理决定根本不符合法律规定，在法律上是无效的。”
二零零九年五月五日，岳春华又被非法强行押送重庆石马河女教所四大队（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大队）。岳春华说：“恶人企图想掩盖非法劳教我的罪证，我自己保管的处理决定书，被劳教所收了，至今都没有还给我。大队长舒畅欺骗威胁我说：你岳春华隐姓埋名，乱说姓名。我马上说，我没有隐姓埋名，说什么假名字，审讯我时，我根本就没有说一句话，这无名氏是强加给我的罪名，劳教我的执法人编的。”
3、山东李克梅被以“无名氏”投进劳教所摧残
李克梅，时年50岁左右，山东临沂市沂水县姚店子镇（2011年11月被并入许家湖镇）丰台村人。二零零二年炼法轮功之前体弱多病，无法劳动，家里还有二十多岁精神病残疾的儿子，一家老小张嘴吃饭，整个重担全部压在其丈夫张之展身上，家里坡外，几乎都是张之展一人的事，饱经风霜的脸就象大出自己实际年龄十几岁，根本无法体会到什么是家庭的幸福。李克梅炼法轮功后，身体奇迹般的好了起来，并且能同丈夫分担家庭的重担，减轻了丈夫的负担，整个家庭又充满了对生活的希望和向往，全村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都感叹大法的神奇。
李克梅深深的知道，她的命是法轮功给的，就用亲身经历去讲真相，逢人就说“法轮大法好，大法救了俺的命”。结果在二零零四年七月，她在小于岭被当地恶人抓捕，遭院东头乡派出所恶警用警棍殴打，后非法关入沂水县看守所。李克梅不报姓名，绝食抗议，第七天被拉到医院里强行灌食，审问她的恶警用脚踢她的软肋和双腿，逼她做奴工折磨。
同年八月十七日，恶警把李克梅以“无名氏”的名字非法劳教三年，强行投进王村劳教所，遭到残酷的肉体精神摧残：强制洗脑、强迫坐在小板凳、不让睡觉、吃不饱饭、毒打谩骂。李克梅曾一度承受不住，让人替写了“三书”（放弃信仰的悔过书等），后很快清醒过来，声明作废，遂遭恶警更加疯狂迫害。恶警们对她拳打脚踢，强迫李克梅骂大法，达不到目的就把她吊铐在厕所的窗户上，铐了八天八夜。开始的三天还不给饭吃，恶警们问李克梅还炼不炼，李克梅回答“炼”，恶警就拽着她的头发把她踩倒在地，李克梅的头发都被拽掉了一大把。
九个月的时间里，李克梅这样被恶警铐了六次。到了冬天，恶警不让她穿厚衣服，故意打开窗户冻她，雪花都飘进了屋里。平时一天只给她三个小馒头吃，饿的没办法，就只能喝点水充饥。一次李克梅不配合劳教所点名，被恶警们踩到地上打耳光。拳打脚踢。经过近一年的残酷迫害，李克梅被折磨得皮包骨头，神志不清。劳教所怕出人命承担责任，通知家人把李克梅接走。
五、熊正明被致死后冠“无名氏” 、疑被活体摘除器官
四川万源市法轮功学员熊正明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九个月后，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四日突然被万源市公安局国安头目叶旭东、国安副队长王强等四个警察强行押上一辆说是开往绵阳劳教所的警车。第二天即十二月五日晚七点，叶旭东却突然打电话给熊正明的家人，说熊正明“自杀”身亡，要家人速到德阳办理后事。熊家人连夜驱车赶到德阳黄许镇殡仪馆时已是十二月六日清晨五点多。熊正明遗体穿着衣服，盖着单子，面部没有伤痕，脑后有个洞。
叶旭东等人声称此洞是熊正明“自杀”所致。可一个戴着手铐，左右两旁都是警察，已完全失去自控能力的人怎么自杀？“自杀”得了吗？在熊家人的质疑下，叶旭东等又将熊正明的死因由“自杀”改口成了“车祸”。可既没有车祸现场，也没有交警处理车祸事故的记录；熊正明坐的警车也完好无损，同车的警察、司机毫发未伤，这可能吗？叶旭东声称“车祸”后在德阳一家诊所对熊正明实施了抢救治疗。而在所谓的病历的“姓名”处却赫然写着“无名氏”三个字！叶旭东会不知道死者姓名？十二月四日上午九时离开万源，当晚就可到达绵阳劳教所，为何要在德阳监狱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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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正明，男，39岁，万源市职业中学的电脑专职教师，是师生、家长公认的好老师，教学认真负责、生活节俭，经常帮助班上的贫困学生。熊正明早年习武，身体强壮，近年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更加健康，满面红光。
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五日，万源市“六一零”赵呈华、国保科叶旭东、王强等闯入学校，强行将熊正明绑架到万源市第一看守所。绑架理由是警方检测到他上过海外互联网站。
在非法关押半年、严刑逼供无果后，警方非法劳教熊正明一年。时熊正明已被非法关押将近九个月，离所谓非法劳教期满只剩几个月，所以当地警方仍将他非法关押在万源市第二看守所，未劫持到劳教所。
可就在十二月三日，万源市国保头子叶旭东等四人忽然赶到万源市第二看守所，要将熊正明转移到外地劳教所。熊正明再三拒绝到外地去。十二月四日早上九点多，万源市公安局副局长徐子义、市国保叶旭东、王强等人强行把熊正明带走。十二月五日，国保头子叶旭东突然通知熊正明八十左右高龄的父母说，熊正明在被劫持到四川省新华劳教所的途中“跳车自杀”，要其父马上签字将熊正明遗体火化。
熊正明早年习武，身体强壮，近年修炼法轮大法后，更是身心健康的修炼人，怎么突然死了呢？熊正明的父亲不愿签字，要求查明死因。此时恶警又改口说是“因车祸死亡”，并威胁老人说，不马上签字或走漏消息马上开除熊正明两个哥哥的工职，两个年迈的老人在孤立无助的情况下被迫签字。熊的遗体立即被恶警秘密火化。
从中共恶警对熊正明死亡原因前后说辞矛盾及一系列非正常表现，可以肯定，熊正明的死一定另有隐情。死去的熊正明穿着衣服，盖着单子，面部没有伤痕，脑后有个洞。这个洞是怎么回事？叶旭东等人声称此洞是熊正明“自杀”所致。可一个戴着手铐，左右两旁都是警察，已完全失去自控能力的人怎么自杀？“自杀”会脑后有洞吗？
在熊家人的质疑下，叶旭东等又将熊正明的死因由“自杀”改口成了“车祸”。可既没有车祸现场，也没有交警处理车祸事故的记录；熊正明坐的警车也完好无损，同车的警察、司机毫发未伤，唯有熊正明一人后脑被穿洞而亡。这可能吗？
叶旭东声称“车祸”后在德阳一家诊所（为何不去正规医院，而是去一家小小的私人诊所？）对熊正明实施了抢救治疗。可据目击者说：十二月五日上午十点，人抬来时就早已死亡，根本没有抢救的必要；而在所谓的病历的“姓名”处却赫然写着“无名氏”三个字！叶旭东会不知道死者姓名？叶旭东等究竟想掩盖什么？
见无法自圆其说，叶旭东等以势压人，在熊家人根本未提出“尸解”的情况下，主动让达州公安处带去的法医将熊正明的遗体正面解剖。那法医不是找死因，却指着熊正明的遗体对着熊家说：“看嘛，心脏在这儿器官都在。”人家只想知道死因，并未提器官之事，那法医为什么要主动提“器官”呢？“尸解”又很快闪电式的草草收场，却不敢检察熊的背部。难道是熊正明的肾脏不见了？
熊正明是十二月四日上午九时离开万源的，当晚就可到达绵阳劳教所，可为什么会于十二月五日死在德阳？据叶旭东透露十二月四日晚，熊正明被羁押在德阳黄许镇所在地监狱。该监狱在成绵高速路右侧，离绵阳二十九公里，一般小车只需二十多分钟即可到达绵阳劳教所，那为何不直接去绵阳劳教所而要在德阳监狱过夜呢？叶旭东等人究竟想干什么？当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既然十二月五日早上人就已经死亡，那为何直到晚上七点叶旭东才打电话通知熊家？这么长时间，叶旭东等人又在干什么？为何万源市的官儿们会先于熊家人到达？
熊正明死后又有那么多的官儿们到场压阵，对熊家人威逼利诱，以开除熊家人工职相威胁，并最终由表面与此事无关的政法委出面给了悲痛欲绝的熊家老人十四万元？如熊正明的死与他们无关，贪得无厌的他们为什么要给熊家人钱？
据明慧网资料馆收集的资料显示，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截止到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二十四年间，被中共迫害致死、得以确认姓名等个人信息的法轮功学员已达5010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前十名省、市是：黑龙江省646人、辽宁省629人、河北省560人、吉林省530人、山东省464人、四川省320人、湖北省233人、河南省190人、湖南省174人、北京市147人。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后，法轮功学员除了被活活打死、酷刑致死、灌食致死、活摘器官致死等直接被迫害致死的以外，还有大量由于遭受迫害，身体受伤太严重难以恢复而致死的；精神、药物摧残严重甚至精神失常死亡的；持续的遭骚扰恐吓、亲人遭迫害致精神紧张、恐惧从而旧病复发而亡的；有家难归，被迫流离失所而离世的。而那些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姓名被换成编号，身份被掩盖，遗体被作为“无名尸体”焚烧灭迹。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惨绝人寰的迫害，一笔一笔的血债命案，有名有姓或有目击者看到的致死现场，都储存在明慧网资料库中。那些没能传给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受难者名单和他们的悲惨经历，也都全部记录在上天的记事簿中，如在秘密集中营中被暗杀的和中共黑幕掩盖下大量被活摘器官受难的法轮功学员，都被清楚记录着。邪恶的中共人员觉得自己在秘密管控下做的恶事别人不会知道，岂知上天对他们的一举一动，一思一念都看得清清楚楚。有句话叫“人在做，天在看”，这不是一句吓唬人的话，而是真实的存在。有一天，一些良心发现的人也会揭露出来。
自古以来，人伦至大，母性神圣不可侵犯。然而，奉行“假恶斗”的江氏流氓政治集团，却以国家的名义和政治的高度，用最野蛮、最下流的手段残害妇女，亵渎母性，泯灭人伦，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大不幸。那些一次次将孕妇吊起再摔下导致流产，并强迫其丈夫观看妻子受刑的警察，那些对妇女实施酷刑、耍流氓的狱警，他们就不是母亲怀胎生养？他们生来就没有人性吗？也许不是。他们也有家有小，有母亲、妻子、姐妹，他们或许也曾纯真、善良。那么，是谁将这些本应以除暴安良、维护正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卫妇幼不受侵犯为天职的警察变成了丧尽天良的嗜血禽兽？
当“真、善、忍”成为被镇压的对象，“假、恶、斗”成为社会的普遍信条，迫害好人的恶棍成为中共邪党的“先进模范”而受到嘉奖时，人变成禽兽就有了最佳环境。发动迫害的中共邪党正是那只摧毁人性、用恶毒谎言、仇恨宣传和利益诱惑将人变成禽兽的黑手，那种对人心灵的恶化才是毁灭一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真正毒药。
同时，在统治者盗用国家机器滥杀无辜、亵渎母性的国度里，生命无保障，妇女尊严无护持，每个人的妻子、姐妹，每个人的儿女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这场对“真善忍”信仰的迫害，对个人、家庭、民族乃至全人类造成的伤害，不可估量。人类走入二零二零年， “武汉肺炎”突然爆发，肆虐全球，看似从天而降，也是人祸催生。人类面临空前危机，如何走出劫难，每一个生命都要做出自己的选择。
历史将会证明，法轮功学员忍受个人的苦难，坚持道义，揭露迫害，告诉人们法轮功真相，正是挽救世人被中共邪灵拖向万劫不复深渊的大善之举。这发生在21世纪今天的正义战胜邪恶的历史也将永载史册，给人类留下永远的启示和教训。
发稿：2024年7月4日 更新：2024年8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