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國有家者之座右銘——《貞觀政要》

吳兢（670－749年），唐汴州浚儀（今河南開封市）人，品性方直，學通經史，長期擔任史官，以“敘事簡核，號良史”。所著《貞觀政要》影響深遠：後世或書之屏帷、銘之幾案，或列之講讀、形之論議。

唐玄宗時，雖然中國社會還沐浴著貞觀盛世的余輝，但社會危機已不斷產生。

有著見盛觀衰之史家傳統的吳兢，察覺到光明後的黑暗，為使“有國有家者克遵前軌，擇善而從”，再現貞觀之治，便據唐太宗與魏征等數十位大臣的對話及其奏疏，撰成一部由四十個專題組成的《貞觀政要》進呈給玄宗。雖然書僅八萬字，但卻涉及到當時“人倫之紀”和“軍國之政”等各方面的問題，較為全面地總結了貞觀時代的治國經驗，實為唐初領導者智慧的結晶。

書中在論述統治者和民眾關系時所闡釋的為君、為官之道，正是今人讀《貞觀政要》所要關註的重點。

唐太宗及魏征等人將正確處理君民關系當作頭等大事。如何為君？第一是重視民眾：首先要認識到國以民為本。魏征告誡唐太宗：“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而唐太宗以史鑒今，也認識到“齊主深好奢侈，所有府庫，用之略盡，乃至關市無不稅斂”，“猶如饞人自食其身，肉盡必死”。其次要看到民眾的巨大力量。魏征、岑文本多次向唐太宗進言，“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唐太宗深知民眾之擁戴和反對所導致的結果，唯恐儲君長於深宮而不知其理，與太子乘舟時，便曉以“君舟民水”之論，強調“方為人主，可不畏懼”！

第二是以身作則：首先要看到君主的引導作用。唐太宗請出了古人的“君器民水”之論：“君猶器也，人猶水也；方圓在於器，不在於水。”因此君主要端正自己的一舉一動，“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亂者。”其次要註意和正人交往，相互勵之以德，才能保證所作之“則”為正道而非邪行。唐太宗認識到，“古人善為國者，必先理其身；理其身，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身不正，身不正，則雖令不從。”

官吏為國與民之樞紐，地位十分重要。如何官稱其職？第一是不貪。為戒絕官吏貪贓枉法，唐太宗十分重視正面引導，多次以珍珠為喻教育官吏：“西胡愛珠，若得好珠，劈身藏之。……今官人貪財，不顧性命，身死之後，子孫被辱，何異西胡之愛珠耶！”對於那些敢於以身試法的貪官，他則毫不留情地施以重刑。正是由於唐太宗“深惡官吏貪濁，有枉法受財者，必無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贓者，皆遣執奏，隨其所犯，置以重法”，貞觀年間以命博財的貪官才較為少見。

第二是有能。唐太宗認為，“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賢才。”《貞觀政要》專辟《任賢》一目，著重記載了房玄齡的“明達吏事”、杜如晦的“剖斷如流”、魏征的“經國之才”等，其用意並非單純地表彰，而是引導文武百官向他們看齊，只有各具其能，各施其能，才能共成治道。

《貞觀政要》還有一個貫穿全書的思想，即諫能安國。各專題的論述大多數是通過進諫和納諫的形式完成的。不論在朝堂上，還是在園苑中，太宗都誠心希望大臣極言切諫，“臣下有讜言直諫可以施於政教者，當拭目以師友待之”，“匡救朕惡，終不以直言忤意，輒相責怒”。為了鼓勵大臣進諫，他往往施以重獎。魏征曾心悅誠服地說：“陛下導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龍鱗、觸忌諱也。”當魏征因病求退時，唐太宗誠懇地說：“公獨不見金之在礦，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為器，便為人所寶。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工。雖有疾，未為衰老，豈得便爾耶？”將一個時時刻刻挑刺的人留在身邊，限制自己縱情肆欲，唐太宗的這種雅量，不禁使千載之下的讀者油然而生敬意！古往今來，有這種雅量的“第一先生”又能有幾人？進諫不易，納諫更難，唐以後擡棺進諫的事史不絕書，但像唐太宗那樣誠心求諫、虛心納諫，而且從諫如流的人，確實不多。這一差別，恐怕也是導致盛世之治有無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


發稿：2001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