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民运－法轮功：一个生命的真实故事(六)

【明思网】19、“一国两制”还是“两地江治”？

去年6月底，我与朋友飞往香港，“迎接”江氏出席香港“回归”大陆5周年。鉴于我俩儿早在香港移民局“榜上有名”，且我们的朋友、68岁的纽约法轮功学员旦大姐已于一周前被香港移民局强行遣返，为了避免相同的结局，我们决定不出海关，就在机场内练功、发正念来“迎候”江氏。根据国际航空惯例，过境旅客可以在机场内停留48小时。

我们是29日夜抵达香港机场。30日清晨我们坐在宽敞的大厅正闭目休息时，突然被一阵喧哗惊醒。我站起来，只见一群移民官员从海关方向疾步从我们旁边经过。一位中国女士从人群中声嘶力竭地呼救：“放下我，放下我！你们不能这样无礼！”透过外面的的移民官员，我看见5、6个年轻力壮的移民官正全力用白色帆布把一个年轻女士包裹得严严实实、挟持著强行遣返。那位女士显然痛苦不堪。一位40多岁，身穿连衣裙的妇女正指挥著：“抓紧她，不要松手！”还有一位男性官员不停地用摄像机记录著这个实施暴力的场面。

我忍不住了，跑过去，大声用英文呵斥他们必须立即停止暴力，把人放下来，让她自己走。“否则，我会把这一切全部公布给媒体！”有人试图阻拦我，其他人慌慌张张地加快了脚步。我跑上一条电动传送带，反方向移动，以便与这些步行的官员保持同步。我大声呼吁来来往往的旅客共同制止这种野蛮行为。加上那位女士拼命挣扎，穿连衣裙的妇女没办法了，让人把她放下，按在地上，并请我去劝说。我闯过去，弯下腰，用中文问她的姓名。她喘著粗气，断断续续地告诉我：“我叫杨向东，是日本横滨的法轮功学员。”

我起身质问那些官员，香港不是一国两制吗？为什么向中国大陆看齐，也迫害法轮功？！无人作答。最后穿连衣裙的妇女出于无奈，放弃了这次遣返，允许杨女士站起来，随他们走回海关办公室。

我回到机场大厅，找到一个免费电话。刚要给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打电话，投诉香港移民官的劣行，两位香港佩枪警察出现在我面前，要求查护照。他们记下姓名和护照号码后，其中一个以警告的口吻用英文说：“Behave yourself!”(“规矩点！”)我对他说：“It is your immigration officials who need to behave。”(该守规矩的是你们的移民官员。)他们没说什么，转身离去。

既然身份已经暴露，也就没必要再隐蔽什么了。我先把刚发生的一切通知《南华早报》，接著就和朋友在机场大厅的另一侧盘腿打坐，发正念。

下午4、5点我们突然从睡梦中醒来，开始连续不停地发正念。后来从新闻报道得知，江氏就是那时在香港机场降落的。我们不出关，选择在机场内练功、发正念，显然让等候我们出关以便及时扣押、迅速遣返的“各类官员们”大失所望。但碍于机场内中外游客熙熙攘攘，不便下手，对我们的行动看来一拖再拖。

午夜12点，大厅一片寂静。在机场过夜的旅客大都进入梦乡。只有我们俩还在盘腿打坐。突然，一大群移民官员出现在我们不远处。其中两个人走过来，要求检查护照。看过护照，又要查机票。因为我们用的是电子机票，他们没有查成。他们问我们为什么不出海关，我们说担心会被他们的同事用帆布把我们也包裹起来，扔进飞机。所以我们选择当过境旅客。他们告诉我们，若是过境旅客，只能停留48小时。我们说，还好，还可以继续停留24个小时。

两位刚离开，不一会儿又从那群人中走过来两个人，再次要求查护照。这时那群人已挪到离我们5、6米的地方盯著我们。其中唯一的一位老者恰好是机场宣传材料上介绍过的当地“名人”，原香港“基本法”起草人之一。我想来的正好，便上前两步，向这位“要人”讲起大陆正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几个移民官员急忙挺身护住他。我笑笑说，你们20多人还怕我们一男一女吗？我只是希望他了解文革时期的悲剧又重新在中国大陆上演。

移民官拿著我的护照翻过来倒过去，不知在查看什么。我猜他已看够，便伸手把两本护照抓住，收回，还给同伴，把自己的放进裤兜，然后扣上钮扣。刚放好，我发现那个官员已绕到我身后，我正想转身，他突然把我拦腰抱住，用广东话大声招呼他的同伴。就这样他们蜂拥而上，把我们二人劫持，连推带搡地关进海关办公室。我的护照被他们趁机抢走。

推我最凶的一个人使劲用一只手揉著另一只胳膊，看来很难受。目睹他们这种偷偷摸摸的拙劣行径，我忍俊不禁，问他们：“难道你们就这样对待江氏不喜欢的过境旅客吗？”他们低头不语。我们要求通知美国领事馆和媒体，他们推托了一阵儿，在我们一再要求下被迫同意我们使用他们的电话把这一切通知《南华早报》。

后来他们让我们在“拒予入境通知书”上签字，我们拒绝了，觉得十分荒唐：我们不曾申请入境，只是在机场等待转机，却被他们强行拉进海关走过场。

香港公务员毕竟不同于中共假恶暴制度下熏陶出的“人民公仆”。上早班的移民官听了我们的陈述颇感意外，表示了同情和无奈。一位身材略胖的中年人告诉我们他也信佛。我说你看同是信佛之人，可法轮功却在大陆遭受血腥迫害，不仅如此，在“一国两制”的香港也正在遭受不公正对待。他问我发正念是怎么回事，我便简要地把修炼人利用通过修炼而产生的“功能”清除另外空间操纵人的邪恶因素的道理讲给他听。

他们原计划找一架一早离开的客机，尽快遣返我们。由于座位紧张，没有成功。只好等下午的航班了。这样我们在海关办公室练功和发正念一直延续到江氏下午离开香港之前。

他们没有对我们动“粗”，但还是动用大批人力，前呼后拥，直到“送进”飞机为止。坐在我旁边的是位香港老妇人，搭机回多伦多。她对香港政府在中共控制下经济持续下滑、失业率不断攀升、公务员变相减薪以及特首强行通过23条颇为不满。她悄悄说，公务员准备最近上街游行，抗议减薪措施。我跟她提到香港的“一国两制”正迅速被“两地江治”所取代。大陆疯了似地镇压法轮功，香港当局紧跟其后。她指著《苹果日报》的图片，对使用暴力遣返台湾法轮功学员十分不满。我掏出《拒予入境通知书》，讲述了我们如何在机场内不曾出关就被劫持的经历。她听了目瞪口呆。她告诉我在多伦多经常碰见法轮功学员，知道他们是非常好的人。

今年7月1日香港50多万市民上街大游行标志著中共在香港推行“两地江治”的破产。祝愿更多的香港市民珍惜他们的民主权益，为了香港的未来，共同抵制实为陷阱的“23条”立法案。

20、重上天安门

当人落水时，我该如何做？当杀人放火出现在眼前，我又该如何对待？的确，我可以站在岸边呼喊他人来救人，也可以扔出绳索或想出别的办法去营救落水之人；对行凶者我也可以站在远处高喊“抓坏人！”但这不是我的为人处世之道。如果说，1989年我可以挺身而出为绝食学生讲句公道话，做件公道事，那么，当这场危及中华民族和人类未来的邪恶迫害甚过杀人放火千百倍时，我岂能袖手旁观，隔岸观火。作为一个信仰真善忍的修炼人，我必须挺身而出，维护真理，窒息邪恶。这是我的义务和职责。

很多事说来容易，一旦付诸行动就显得阻力重重。但是，这迎面而来的阻力对修炼人来说，却又是心性提高的修炼过程。

2000年2月我申请到护照。随即到中共驻纽约领事馆申请签证。结果被拒签。理由是：作为出生在中国的美国公民首次申请签证回中国，必须出示中国的出生证或中国大陆签发的旅行证件。看来命该去不成，我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后来我随一对法轮功夫妇去纽约中共领事馆会见中共外交官，呼吁中共停止迫害。这位官员与我年龄相仿。我谈起6-4，谈起有关我过去的一切，包括如何逃出大陆以及如何从修炼法轮功得到益处。也谈到我申请签证，但被拒签的经过。他看来很受触动。在我们结束会面时，他居然向我们索取《转法轮》。

不久之后，我意识到我不能因为拿不到签证就顺水推舟，放弃回国抗议邪恶迫害的机会。我想既然为了个人的自由可以偷渡来美，为什么不能为维护真善忍的信仰偷渡回去哪？想到此，我辞去工作，买好一张单程票，告别了家人，来到香港。

当地的炼功人劝我先到中国旅行社试办签证。结果，一下就拿到了。原来一抵达香港就算第一次进入中国。从香港再申请赴大陆的签证，原来那个限制便失去了效力。就这样，我于2002年6月2日下午在红□坐上北去的列车。

上车后我躺下就睡。不知过了多久，蒙胧中被人叫醒，发现车厢里只有我和两个大陆警察。他们要我立即从上铺下来，随他们出去。原来列车进入深圳后要在边防站停车，检查身份。我竟浑然不知。边防人员看过我的护照，盯著我使劲地瞅，然后又连忙翻著一个本子，对照上面的照片。没有发现破绽，放行了。我心想看来纽约的那位外交官没有见利忘义，把我的一切通报给中国政府。

软卧车厢除了我还有一位北京大学的中国文学史教授，刚从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回来。另外两位是侨办的官员，一老一少。经过这番检查，我困意全无，便拿出袖珍版《转法轮》，坐在下铺读了起来。正读著，旁边那位教授忽然问我：“看的是什么书”？“《转法轮》”，我答道。“什么，”他有些紧张。我把书的封面递给他看。“快收起来，这是禁书”，他面部肌肉抖动著“为什么？这本书教人向善，使无数人身体健康，道德回升。为什么不许看？”“不许看，就是不许看！”侨办的老太太在一旁帮著腔。我凝视著教授，问他：“您教中国文学史，想必对中国历朝历代文人墨客修佛修道的故事知道不少。修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内容。教人向善，遵循真善忍有何不对？”教授说不出话来。

“89年6-4您大概也在北京。共产党明明血腥镇压民众和学生，却诬陷学生和市民为‘暴徒’，还说天安门没死人。您为什么相信和顺从这个靠谎言和欺骗混日子的政府？”

教授和老太太都不再说话。我便和侨办的年轻人聊了起来。女列车员也不知什么时候停住脚步，依著门框听我们谈著法轮功。就这样从法轮功在海外洪传到国内的血腥镇压，我们谈了近一个小时。最后我告诉他们我会在第二天到天安门去练法轮功。教授和老太太又吃一惊，劝我千万不要去，说去了也没用，还说抓起来就回不去了。我告诉他们：“如果去了真没有用，我也就不来了。既然来了，我就没想著再回去。”

6月3日傍晚，列车驶进北京。当晚在朋友家过夜，第二天一早，悄悄溜出，乘头班公共汽车，赶到天安门广场。在晨曦中，我从容走上金水桥的主桥，站到武警的后面，放下背包，开始做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法。

弥勒伸腰，
如来灌顶，
……

从前我家就在南河沿大街上，离天安门近在咫尺。走路去天安门最多不超过半小时。从小到大，我来这里上万次而不止，却从未有过象那天清晨那样的殊胜和庄严。因为我在用生命捍卫著真善忍，捍卫著无所不在的佛法！

游客驻足观看，聚集在我身上的目光和异样的表情引起武警的注意。他回身发现了我。他想用手把我头前抱轮的双手强行按下，没有得逞，便用对讲机呼叫同夥。不会儿，一个身材短粗的便衣匆匆走到我跟前，抡起拳头照我的肝部狠狠打去。砰的一声，我竟纹丝不动，也不觉得疼。我继续抱轮。他们各自拉住我的一只胳膊，强行把我往桥下一辆面包车那儿拖。一群人围观著，我开始大喊：“佛法无边，法轮常转！”

一上车另一个警察便连踢带打，一直把我打到最后一排才停手。可我还是不觉得有丝毫的疼痛。“兜里装著什么？”他呵斥著。“《转法轮》。”“交出来！”他吼著。这本书是香港学员借给我的。我曾告诉她，只要我活著，我就把书带回来。我怎能交给恶警呢？！“你交不交？”他再次吼著，做出准备动手的架式。我一边双手护住裤兜，一边斩钉截铁地说道：“你要敢抢，老子就一头撞死在这里。”他有些不知所措。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坐在驾驶座位上的警察突然对他大喝一声：“你给我住手！”他停住了。我猜他可能从我的背包中发现了我的护照。

车子开到广场上的另一辆警车旁，我被押上那辆车。后排坐著两女一男。他们向我合十，原来都是修炼人。一警察不知为何突然对其中一位女士大打出手。我拍拍他的腿，说：“朋友，请不要打人了。”他看我一眼，真停了下来。接著我们被押送到天安门派出所。

这个派出所坐落在广场东南，历史博物馆西面。这里原有一座小红楼。1976年4-5运动爆发时，曾是镇压的指挥中心。不知何时拆了重建，改为天安门派出所了。警察把大陆学员关进一个铁笼子里，把我带到一间办公室。简单登记后就不在理我。我趁机回到铁笼子那儿和里面的5、6个修炼人交流。他们分别来自河北的保定和廊房地区，还有一位50多岁的男士，来自宁夏，是个音乐学院的老师。和他们交谈，我看到自己的许多不足。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差距，可能是因为修炼人各自携带的能量场强弱不同所造成的。在他们身边，能感受到一种不可言表的祥和与美好。

很快我被押到北京市公安局外事处，从他们对我姓名的反复盘问，我再次确信纽约的中共外交官没有为中共尽心。既然如此只好请他们按护照提供的信息整理备案了。他们有些恼羞成怒，又是给我照相，又是做指纹记录。外事处的一个科长扬言一定要把我查个水落石出。

外事处的其他干警对我都很客气。他们看我练功根本就不理睬。一个干警在值班时甚至向我借《转法轮》阅读。他告诉我他一身病，也想学法轮功，但又怕丢了“饭碗”。我劝他先偷著练。他告诉我他们已离休的老处长就练法轮功。我问是不是那位“塔山战斗英雄团”的战斗英雄，他说正是。

说起来很有意思。89年6-4期间，在建国门外交公寓附近，有一“解放军”中弹丧命。戒严部队非说是公寓里有特务打冷枪所致。结果朝著外交公寓一通开火。事后戒严部队责令公安局外事处立即实地调查。那位老处长带著一个年轻翻译和一个弹道专家跑上跑下地调查此事。最后从弹道分析发现，致“解放军”于死命的子弹来自死者身后几十公分之内。也就是说子弹跟几十米外的外交公寓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另一个“解放军”开枪或走火所造成的。当报告上交到戒严部队指挥部，一位大校拒不接受，认为绝不可能。老处长为此哭笑不得。

外事处看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找人想从我口中套出我从北京哪个大学毕业的。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第二天晚上，科长找到我，问我准备怎么办？我说这话应该由我来问你。我在天安门练法轮功被你们的人连踢带打，抓来两天，居然还问我怎么办？他又说，要抗议去美国白宫，干吗来北京？我说，谁让江泽民在中国镇压法轮功来著？！

最后他没办法了，说，“我看你就烦，赶快走。”说著，就教人把我押到北京机场，塞进当晚的最后一班国际航班，经上海送到法国巴黎。几小时之后，又飞过大西洋，回到我的第二故乡。

后记

终于了却一个长久的心愿。但愿此文能帮助读者对江氏四年来残酷镇压法轮功的邪恶本质有更清醒的认识，同时也能对法轮功有进一步的了解。若能达到此目的，写作的辛苦则什么也不是了。

江氏对法轮功的迫害仍在继续。但在无数法轮功学员顽强地和平抗争下，愈来愈力不从心，且大势已去。

最后谨向在写作期间对我给予鼓励和帮助的朋友表示诚挚的谢意。

丁柯

2003年8月14日清晨于新泽西家中

（全文完）

发稿：2003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