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民运－法轮功：一个生命的真实故事(二)

【明思网】6、华盛顿岁月

初来乍到有许多事情要从头做起，包括学习驾驶，申请驾驶执照，记者证，以及如何尽快适应新闻报道和情报搜集工作的要求。所幸有老王和他夫人老许的帮助我很快适应了环境。

美国是世界上最出新闻的地方。根据报社的要求，老王主要负责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的新闻报道，我则负责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报道任务。

当时我们和报社都没有传真机，所写的稿件要靠老许把汉字换成电报明码，输入，再经电传机发回。多亏老许早就把明码本子熟记在心，故从来没有耽误发稿。只是这样一来超过千字的应急稿子常常要在清晨三、四点才能发走。后来，我采用汉语拼音加英语单词的方法发稿，多少减轻了老许的压力。

每天我们都要阅读《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基督教箴言报》以及《中报》、《美洲华侨日报》和《世界日报》等三份中文报纸。当然，还包括国内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这是我们了解最新情况，汲取新闻题材的基本功。周日的英文报纸一份最少20多页。到了周末，其厚度加倍，超出那时国内一份报纸两周的总和。看完报纸并把感兴趣的材料剪下，分门归类，加以保存，大约要用一个上午。

正是依照这种办法，我很快搞到一个独家新闻。当时美国国家航天局的《挑战者》航天飞机起飞后，我发现七名宇航员中有一位中国出生，后从台湾来美求学的华裔，叫王赣俊(Dr. Taylor Wang)。他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博士，在那次飞行期间担任仪表舱专家。我意识到这是国人很感兴趣的话题，便不时留意航天飞机的行踪。5月6日在加州Edwards空军基地著陆后，我立即给休士顿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打电话，要求与他通话。结果，阴差阳错，话筒另一端居然传来了他的声音。我抓紧时机，请他谈了太空飞行的观感。然后，根据事先掌握的背景材料，很快写出一篇新闻特写，经老王修改，及时发回报社。第二天，这篇稿子居然上了《光明日报》头版，并被中国新闻社转发到海外中文媒体。这是我从事新闻报道以来头一次上头版。

为西苑搞到的第一个科技情报也非常凑巧。按照老王的要求，我在阅读英文报刊时留意寻找有情报价值的材料。一次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发现两篇从不同角度介绍一种对宇航技术和国防工业有重要功能的新兴工业材料。我整理出一份东西，经外交信使队带回国内。几个月后，老王告诉我那篇东西被评定为甲类科技情报。

1985年中共领导人有两次重要的赴美访问活动。其中一次是当时的国家主席李先念应前总统里根的邀请于7月份开始的国事访问。作为随团记者，陪同代表团途经各大城市时，经常碰见《中国之春》的民运人士散发传单。我当时对他们很敌视，与目前海外支持中共，敌视法轮功的一些人的立场如出一辙。现在回想起来实在为那时被中共蒙骗而汗颜。

在华盛顿期间，我们广交朋友。这使我有机会从不同侧面听到对中共社会制度的评论。一次一个曾在国内媒体作过记者，后在美国一家报社实习的朋友谈了对中美新闻制度的一番比较，入木三分。他说，美国的媒体各有自己的老板而中共的媒体却只有一个老板。我很受震动，暗想要真正能防止文革悲剧在大陆重演，必须要有新闻出版自由。

那时的我笃信科学，除中医外，对任何与现代科学发生冲突的现象总是持否定态度。有一次，与朋友聚会时，碰到一位女士，经介绍，知道她有特异功能，可以透视人体，看到经络走向和穴位分布，还可知道他人的思想活动。我当时就请她猜猜我那时的内心思想活动。结果，她一下就说中了。与她交谈中，我第一次听到中国的经络学说是古代医家依据这种特异功能发现并加以总结和归纳而成的。虽说我对现代医学就经络学说的众说纷纭早就有所耳闻，她的解释让我大开眼界。使我看到了现代医学的局限，同时莫名奇妙的对传统中医产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这次经历为我日后告别仕途，潜心学医起到了独特的影响。

1985年初到华盛顿不久，我就赶上了联邦调查局接二连三地破获间谍案件。上半年抓获了为苏联提供情报多年的John Walker情报组，四人落网包括他在海军服役的儿子。年底又捕获了为以色列提供情报的Polard。最让公众感到震惊的间谍案却是中共潜伏在中央情报局达30年之久的金无怠(Larry Wu Tai Chin)。据媒体报道，金早年就读燕京大学，学生时代已加入地下党，1946年为美国驻华军调处做翻译。朝鲜战争爆发后，加入中央情报局外国广播新闻处。一干就是30来年，1981年退休。由于享有中情局内部最高保密等级，可阅读有关中共方面的绝密文件。他把大量偷拍的微型胶卷，通过在多伦多和香港的秘密交通转到中共手中。与此同时，美国媒体还报道，中共安全部的一名特工叛逃导致金的被捕。按理说，对这样一位为中共做出过杰出贡献的“老情工”，中共会破例为他“求情”，采用交换在押间谍等形式，把他营救出来。这种事例在美苏间谍战中已屡见不鲜。但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中国政府发言人为了面子，死不认账，一再否认金与中共有任何关系。86年2月4日法庭开审，2月8日联邦陪审团定罪所有17项指控，并定于3月17日宣布判决。就在金在拘留中心等待判决期间，他接受了《世界日报》的采访，呼吁中共拿魏京生作为筹码，交换他出狱。当他得知中共对他依然矢口否认后，他绝望至极，于2月21日在囚室内用垃圾袋裹住头，拿鞋带勒紧，窒息而死。

金的结局令海外为中共长期潜伏的间谍极为紧张。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想象安全部叛逃者是否掌握他们的情况。1986年初从台湾劫持波音货机到广州的王锡爵就属于受此案波及的案例。

后来得知，安全部的那个叛逃者叫于强生，是安全部外事局的一位副处长。最为滑稽的是，安全部后来希望利用借刀杀人的手段除掉于。1986年夏国际关系学院派出的一个代表团，内有一名说客曾在北京国际俱乐部工作，与老Bush有一定的私交。在华盛顿期间，专门拜会老Bush，声称于“很坏”，“一旦跑到苏联那里对美中关系十分不利”。当该团知情者把此事告诉我们时，大家对使用这种小把戏哭笑不得。

于的叛逃让我意识到安全部对部内年轻出国干部的防范一定会大大强化。我爱人来美事看来很难有机会了。果不其然，老王夫妇87年初休假归来后，我从他那儿得到了证实。我当下决定，提前结束4年的任期。

1987年4月，远离故乡25个月之后，我回到了朝夕相盼的亲人身边。

7、弃仕从医

两个月的休假结束，我先到光明日报社向国际部汇报工作，再到外事办公室交回护照。而后跑到西苑向二局三处还有局长詹永杰汇报工作。没想到两年来，老詹对我紧盯不舍，一然如顾。

“你是不是到华人家偷看过黄色录像？”，我简要汇报完，他张口这样问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便把一美籍华人把我及常驻华盛顿的其他中共记者，《北京电台》的小藏，《文汇报》的老陈还有《人民日报》的小景请到他家过周末的事介绍了一下。当他给我们放黄色录像片时，我首先婉转地表示拒绝。他只好作罢。

詹没有再说别的。离开他的办公室之前，我鼓足勇气，向他递交了早已写好的请调报告。我的理由是“觉得已不适合在这样重要的国家机关工作。”詹的最初反映大概以为我不满意光明日报社，想换个地方。所以，他说，想不想去《人民日报》或《中国青年报》还个地方。我明确表示哪也不想去了，就想离开安全部。其实，我当时的真正缘由是两个，一是觉得他们不信任我。我那时推崇的原则是用人要“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既然在我爱人出国事上屡次出尔反迩，有些人对我的不信任已再明白不过了。我实在没必要为“五斗米折腰”。二是觉得中共的媒体都一个样，充当党的传话筒，要么粉饰太平；要么小打，大帮忙。实在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当然这些是不能讲出口的。

接下来联系好的两个用人单位都被西苑先后拒绝，尤其是对第二个单位的调函，安全部人事局是这样答复的：用人单位必须先到北京市公安局和安全局为我注册，否则不会放人。当人家悄悄告诉我西苑信函的上述内容，我倒吸一口凉气，看来我已被他们怀疑成美国或台湾的特务嫌疑了。

原来安全部的熟人，极个别的除外，看见我都退避三舍，仿佛我染有传染病似的。我请求辞去公职，结果被告之他们有拒绝我辞职的权力。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三天两头找詹永杰，要求他同意放人。有一次他嫌我影响他工作，威胁说要对我实行党记处份。我只好告诉他那得先发展我入党才有可能。此后我不再去他的办公室，改去他家找他谈。詹没办法，只好表示可以放我走，但需“冷却半年”。

我明白象我这样的“人”不再有可能在涉外部门被委以重任了，也没有可能再到国外工作或读书了。我该如何调整人生的方向呢？我苦苦想了好久，想去学电脑，也想去经商。但想来想去觉得电脑和经商都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最后我想起了学习中医。应该说这是我很早就形成的宿愿。

我从小体弱多病。大了之后是姐弟五人中看病次数最多的一个。初二得了哮喘，重得几乎让我从此残废。后接受长达两年的脱敏注射，加上1976年一冬天的冬泳锻炼，我才恢复了健康，并得以到农村插队。半年之后又在农村染上肝炎，急性又转成慢性的。就在西医彻底抛弃了我的情况下，著名中医孔牧民老先生出现在我面前。我的症状很快全面改观，半年后得以康复。当时我曾壮著胆子请求老人收我为徒，谁知他愉快地接受了我。这时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恢复了。在准备高考和自学中医之间，我举棋不定，老人家看出我的心思告诉我，随他学医，没有文凭很难立足，鼓励我去高考，并说他愿当我的医学顾问，保证我学业成功。

就这样我放弃了头一次学医机缘。“现在不正是学医的最好时候吗？！对！不为良相必为良医。我还可以把中医古籍翻译成英文，介绍到海外”一想到此，压抑在心头的烦恼和苦闷一扫而光。我马上骑车跑到孔爷爷家，向他说明了来意。虽年届耄耋，他再次接受了我。他递给我一本《药性歌括四百味白话解》，说，先把它背下来。从此我天天跟这本书干上了，无论是骑车还是步行，只要脑子有空就在背书。半年后把那本书的四百味药基本上背的滚瓜烂熟。

1988年夏，西苑终于放我走了。他们安排我回光明日报下属的出版社工作。我同意去那儿的前提是因为出版社的总编辑陈清泉许诺我可以利用上午时间去进修中医。不过在办理调出安全部的手续时，我不得不签署了一份协议书：保证15年不会因公或因私出境。

孔爷爷为了让我系统学习中医，建议我自费到北京中医药学院开办的第12届中医进修班学习两年。很快我办好了手续。

出版社老陈对我格外开恩的真正原因是为了利用我的英文能力帮他处理与澳大利亚通讯社合办的中国新闻信息中心的文字编审。我们的任务是每日向对方提供10来条译成英文的中国经济新闻。译文请中国日报社的人完成，我的事只是挑选新闻和审核译文。

就这样，我上午到地处东城区宽街的药学院上课，下午到位于宣武区的信息中心上班。天安门是每天骑车的必经之路。

8、民运之初

1989年4月15日下午，我陪出版社老陈到北京饭店会见澳大利亚朋友。下楼时，我在电梯内碰见了香港《文汇报》驻京的一位熟人。他迫不及待告诉我们胡耀邦逝世的噩耗。我感到心头沉重得象压上了石头。

这时每日骑车经过天安门突然具有了特殊意义。1976年初北京市民曾自发地在那里聚集，借悼念周恩来发泄对“四人帮”的不满。谁能预料胡耀邦之死不会引发“大地震”哪？

广场上一天一个大变化，花圈越来越多，尺寸越来越大，悼词越来越尖刻，直指官僚腐败和老人政治。

与此同时，报社同仁也传闻不断：先是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钦本立被撤职，导报停刊；即而征集在京新闻从业人员签名，呼吁上海市委撤销相关错误决定。接著就是酝酿上街游行等事宜。

在京主要院校的学生陆续走出校门。而《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火上浇油，把大学生的积极性进一步“调动”起来。接著学生开始了绝食请愿。

此时，我照常上午上课，下午上班，中午途径天安门广场时，关注著那里的变化。

5月20日清晨，我被大街上的叫喊声吵醒，才知道李鹏宣布对北京实行戒严的命令。公共汽车那天停开。我不得不截了辆卡车来到天安门，根本没看见军队的影子。搭车来到城南的大兴县境内，只见人山人海围在一长串坦克和装甲车周围。我跳上其中的一辆，接过一个手提扩音器，就对现场群众和军人讲了起来。那时脑子里没有恐惧，只有一念：尽我所能，声援这场由学生发起的爱国民主运动，从而避免流血情况。离开时，当地人特地找来一个年轻人护送我搭车回到市内。我就近去了光明日报社。

报社大楼位于虎坊桥，对面是前门饭店。我到时正是早上上班时间。只见楼前聚集著几百人。走近才发现大家在听四、五个北京航天大学的学生演讲。他们急需新闻纸，希望大家施以援手。他们流著眼泪，苦苦地等待著答复。可人们却象被什么施了魔法给定住似的，一言不发，一动不动，毫无表情。我四下看了看，原来保卫处处长周xx和人事处处长林国栋都在现场盯著大家的一举一动。因遇罗锦《春天的童话》一书而被撤职的前副总编马沛文也站在那里，毫无表情。我忍不住了，走到学生们跟前，对他们说：“来，我带你们去拿纸去。”

在印刷厂，我请厂长把所拿的新闻纸全部记在我的账上，从工资扣除。他二话没说，就招呼我们动手搬。回到大门口，老周和老林都不见了。学生们把纸装进一辆机动车，满载而去。

（待续）

发稿：2003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