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民运－法轮功：一个生命的真实故事(三)

【明思网】9、屠杀令我觉醒

如果有谁这样问我：从屠杀前到屠杀后，我本人经历了什么变化？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屠杀斩断了我对中共寄予的最后一线希望。不仅如此，还把我从以前的中共卫道士变成了中共的叛逆和掘墓人。6月4日夜里，面对京城发生的一切，我愤怒异常，头晕目炫。当即发誓：一定要逃出国门，把我掌握的机密全部捅出去，以这种形式报复中共的血腥暴行。

由于我涉“案”情节“严重”，且有被偷拍照片作证，我上了黑名单，随时可能在夜间被抄走。好在报社领导和报社的片警全力保我，使我暂时还能照常上学和工作。到了6月中旬，情况有变。一天下午，报社领导派人找我谈话，告诉我近日可能要把我缉拿归案。一旦发生，报社再保我就有些被动。不如报社派人带我去投案自首，这样报社保我会好作的多。我当即同意。就这样报社用专车，由专人陪著，把我送到附近派出所。

报社的片警为我作了头次笔供。按他的嘱咐，我能推掉的就推掉，能不说的就不说。当天夜里，宣武分局的一位老警察对我再次提审，反复盘问我向学生提供新闻纸的事情经过，看得出来他们想搞清楚我是否与他们认识并事先串通。

派出所那时早已人满为患。“犯人”都坐在地上随时可能被头带纲盔，怀抱冲锋枪的“解放军”用拳脚或枪托子“解放”一番。片警后来看我坐得太久，就以“提审”为由把我带到他的宿舍。他自己掏腰包为我买饭，让我睡在他的床上休息，还请我介绍美国见闻。就这样经过30多个小时之后，报社把我保了出来，直接送回报社。报社年轻人为我买了两个大西瓜，问我想吃什么饭，我说只想喝粥吃咸菜。他们随即为我准备了一锅米粥。

总之，屠杀之后的红色恐怖时期，我有惊无险的平安度过。

我依旧上午上学，下午工作。光阴荏然，学校课程都以学完，就剩下实习了。由于参与6．4，学校拒绝安排我到北京宽街中医院和沙滩针灸门诊部实习。可这恰恰为我找到比前者更好的实习去处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经以前的邻居黄广生的介绍，他的亲戚，著名针灸专家王修身大夫接受我在他的三处诊所实习。当我把此事告诉我母亲后，她对我讲：“王大夫一定会收你的。因为文革之后，王大夫没有工作，他们曾找我帮过忙。”

针灸小巧玲珑，既见效快，又便于旅行，我知道它是日后出逃的最好职业掩护。所幸的是，在王大夫身边实习的半年里，他把他历代单传的绝技――眼内进针，统统传授予我。为我半年后八方行医，云游各地，伺机出境，铺平了道路。多年之后，王大夫应邀到加州讲学，我得知后请他到新泽西一聚。这时他才告诉我眼内进针绝技的由来。原来共产党打下江山后，20出头的王大夫负责调查散居京城的前朝名医。他被前清御医金一针老先生慧眼看中，秘密收为义子，接受满姓，并在三年之内尽传眼内进针之密诀。老人为了让王大夫掌握进针手感，多次让他在金老先生眼内进针。就这样在金老先生悄然长逝之日，王大夫已声誉鹊起。

1990年10月1日光明日报社在楼内登出通告，宣布开除了我的公职。同时被开除的另一个是著名女记者戴晴。这是根据中共中央的相关文件做出的决定。我很开心，因为至此最重要的监视手段已被他们解除了。

10、别了，北京

既然已开除了公职且“取保候审”也早已解除，我估量出逃之日已经到来。我事先托朋友为妻子申请到一本护照，希望她先出国门，这样我可以从容地找路子出境。可好事多磨，探亲访友签证屡遭拒绝。没办法我只好决定先走一步。为了预防意外，给她带来不幸，我建议我们离婚，这样即使万一事情败露，身陷囹圄，她不至于因此在工作和生活上受到歧视。她拒绝了。出于无奈，我只好冒此风险了。临行前，我郑重告诉她，只要我能活著出去，我一定很快把她接出来。

1991年元旦刚过，我便悄然离家，登上南下列车。本想从云南中缅边境出境，一路跑到泰国。因边境身份证没有办成，只好放弃这一方案，改走广州，希望从水路或陆路偷渡到香港。

朋友阿J是个仗义疏财，交际很广的生意人。他抱怨我来的不是时候。若早来半年，会很容易联系上“黄雀行动”*的营救管道，抵达香港。现在只好另找机会了。

广东紧邻香港。这种地理特点在1949年以后为无数青年人逃离共产党专制制度提供了独特的机会。文革期间，港英当局曾一度接受所有逃离大陆的偷渡客，引发大规模的偷渡风潮。阿J那时前后偷渡过三次，都因“运气不佳”功亏一篑。据他介绍，他的同龄人中10个里有7、8个都曾偷渡过。1983年我陪美国合众社的资深记者访问深圳时，他曾指著那里的海域讲述大批中国青年人为逃离文革和贫困葬身海底的情况。可那时的我对这些根本听不进，加上共产党封锁消息，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偷渡高潮时的绝望和疯狂。如今，我也要与他们为伍了。想到这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为了谋生阿J劝我去大街卖水果。我告诉他我可以行医看病。他觉得不可思议，问我什么时候又学会了看病的。我便把这几年的学医经历讲给他听。说来凑巧，他当时正犯腰痛，就问我能否治疗。我说可以。就这样他成了我在广州的第一个病人。很快他岳母的腰痛、朋友的不孕症都被我治愈。

接著他把我介绍到缺医少药的高要县农村。我很快建立了声誉，慕名找我看病的患者络绎不绝。后来我又被他的朋友请到韶关地区行医。在那儿，我碰上一次奇特经历，使我对生命的认识再次眼界大开。

*指6．4屠杀后，海外一些机构营救流亡民运人士的行动代号。

11、慧菊居士*

韶关西北方有一小县，依山傍水，风景宜人。境内有古刹，更有笃信神佛的信众。慧菊居士就是这样的一位。那年她40出头，靠耕作谋生。几年前一次开荒，她从野桃树下挖出一个坛子。内藏一尊佛像。因家境贫寒，她数次动念想把佛像变卖，每次都没成交。商人指责她拿铜佛像冒充金佛像。可等商人一走，铜像又被专人鉴定为金像了。佛像曾三次托梦给她，暗示她不可变卖。可她见财眼开，一意孤行。第三次之后她大病一场，高烧一月。就在她丈夫担心她要死时，佛像又给他托梦，告诉他她不会有事的。很快她莫名奇妙地康复了。从此，具备了一些特异功能，比如，可以根据姓氏讲出此人的过去，当时和未来之事。

我去访她的那天恰好是六一儿童节。我特地准备了一个袖珍录音机，装上新电池，希望听不明白的地方可反复听听。

她家地处一个小盆地，草房的四墙用黄土脱坯垒成。四周种的是稻子还有烟叶。她听明白我们的来意后，对我要录音的要求没有作答复。就这样她穿上袈裟，敬上香，在一种奇异的状态下，把我的过去，当时和未来说了一遍。懂当地方言的朋友一边听一边翻成普通话，大意是：89年我有难，但没有造成伤害。我此时是治病救人的医生，已交好运，能出国，能去美国，走得越早越好；而帮我出国的朋友就在我身边；并说妻子半年后与我团聚；还说我灾难都已过，很快发横财，43岁再发横财；总之，上帝为我安排好了一切。

凭她对我过去和当时的准确介绍，我觉得她对我未来的预料不会没有根据的。让我感到吃惊和不可思议的是，一个人的一生好象是一盘录像带。她可以任意观看查阅，而我或其他人却没有这种特权。更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录音机倒转，重新播放录音时，竟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录上去！再次试验录音机的录音功能，结果发现一切又正常了！现实科学理论在我心中建立的根据地就这样瞬间土崩瓦解了。从那一刻起，我相信了神佛的存在。但又有了一个新的疑问：为什么信佛的她却对我讲出“上帝”这么一个与佛教不相容的概念？

*非原名

12、难忘的8月22日

1991年8月22日是我平生一个难以忘怀的日子。这一天我在惠州惠东县某地看到了俄国发生政变，戈尔巴乔夫被软禁的电视新闻。与此同时，载我去香港的渔船已经抵达，就等我夜间上船，回返香港。

那时在广东沿海做人口偷渡买卖的渔船，主要是广东和香港的渔民。广东渔民一般不做带人去香港的买卖，因为港英水警对大陆渔船盘查十分严格。相对来说对香港渔船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他们一般相信香港渔民不会冒没收渔船和惩处走私人口重罪的风险而偷渡人口。而中共的海上巡逻队对返航途中的香港渔船也基本不查。
除此之外，中共对偷渡客的防范主要是在夜间抽查沿海地区的旅店，扣押所有可疑人员。我抵达惠东县某地时，当地朋友根据“情报”，及时把我们从旅店撤出。那一夜我是在他家房顶上躲过随时可能出现的“临时”检查的。

惠州是自清朝以来的走私重镇。历朝历代都曾在这里“稽查”走私，却从没有成功过。我在那期间发现那儿的轻便摩托车没有一辆有牌照，都是从香港或海外其它地方走私来的。

大概在晚上9：00，阿J和阿K两位朋友陪我登上一条小船，然后悄悄驶向在近海等待的香港渔船。我那天付的船费为7000港币，是两个人的费用。本来阿J答应跟我同行，但临时改变了主意。阿K想随我一起走，可阿J又有些不甘心。结果，我只好只身前往。

阿K的父亲和弟弟都在香港定居。他父亲早年毕业于某名牌大学土木工程系。可在共产党专制下没有一天安稳过。1966年他年过半百，再次被赶进“牛棚”。他对阿K说：“我已被共产党打入17层"地狱"了，如偷渡不成，也只是再落一层"地狱"，17层与18层已没有什么不同了。”就这样老人家顽强地游水，游到了彼岸，但筋疲力尽，多亏他人救起，从此绝地逢生。阿K的弟弟为我的事专门从香港回广州一趟，对我在港的穿著提供了宝贵意见，并说服我遗弃了大陆产的近视眼镜。

分手的时刻终于到了。我与阿J和阿K热烈拥抱，感谢他们对我兄弟般的相助。我独自爬上大船，和下面的阿J和阿K再次挥手告别。泪水一下子象开了闸似的流个不停。从89年6．4屠城之夜开始，两年多来我期盼已久的这一时刻终于到来了！

船老大对我十分友善，请我坐在船头与他家人一起饮茶，观看香港电视节目。他问我去香港做什么时，我按事先的准备说去给患急病的亲友治病。

起程时天气很好，月明星稀，渐渐风起来了，浓雾迷漫，渔船发动机在海上吃力地轰鸣著。不知什么时候，船老大告诉我前面会遇到水警了，我随他来到船尾，下到底舱。他连续掀起两块木板，叫我钻进露出的一个黑洞。我一进去，上面就原样盖好。除了机器的轰鸣更吵人，一切依然如故。

风浪越来越大，我有些晕船，便用左手使劲挤压右手的内关穴。

上边传来巡逻艇的马达声，一会儿又传来皮鞋在甲板上行走产生的声响。接著手电筒的灯光在上面摇曳著。就在这时，从我对面的方向传来轻微的呕吐声。我一下紧张起来，脑子开始想一旦被发现，如何向港英水警提出政治庇护……所幸他们没有发现我们，很快离去了。

不知又过了多久，晨光透过木板的缝隙，折射到我们的空间。船驶进了香港□湾。停稳后，船老大领我们钻出藏身的地方，然后拿著我们各自朋友的电话号码，上岸联系去了。我们则分头更换衣服。

接我的阿M是阿J介绍认识的。我曾帮他一家看过病。这天清晨他乘计程车来接我下船，然后带到九龙的公寓。洗过澡，我用他的电话给海外的亲友报了平安。打开电视，发现俄国政变失败，政权依然在戈尔巴乔夫手中。休息一个多小时候，我告别阿M只身前往美国领事馆。

领事馆地处香港岛花园道。由于九龙的计程车保险有专门规定，九龙的计程车不肯带我过海底隧道。没办法只好在隧道附近换乘香港岛的计程车。那时我不敢讲我的蹩脚广东话，怕引起怀疑，只好讲英语。就这样我终于到达了花园道的领事馆。

（待续）

发稿：2003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