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民运－法轮功：一个生命的真实故事(一)

【明思网】1、西苑100号

1982年3月的一天，我终于结束学业，并如愿以偿,被分配到我的第一志愿――中共中央直属西苑机关，即中共中央调查部。当干部局的老郭把我、英语系77级的小杨、法语系的小程从北京外国语学院用车接走，我对未来的一切，茫然无知。心底只有一个念头，天生我才必有用。

我把调查部作为职业的起点，与我父亲早年从事过地下党的经历有一定的关系。记得在文革期间，有一次我父亲骑自行车带我经过宣武门时，他一边骑，一边给我讲述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参于学生运动，曾在那里游行，反饥饿，反内战的场面。文革期间还有一次，我在院子外面与朋友正玩儿著，突然听到一位中年妇女对著我说：这孩子一定是老丁的儿子，长的一模一样。后来父亲告诉我，那个阿姨曾是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期间秘密发展加入地下党的。这些对我这样的少年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当然，好奇心，以及生来俱有的一种冒险精神也早早地为我后来所选择的这个职业埋下了伏笔。此外，还有一个原因让我没有象其他同学那样，选择去国家机关从事口语翻译的工作：我觉得那只是去当一个活的语言机器。对我而言，外语不是专业，应该是所从事职业的一个工具。

西苑100号坐落在碧波荡漾的昆明湖东南不远的地方。它的东边是北京中医研究院。附近还有吴家花园，就是软禁前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的那个地方。那时那里在夏天到处稻米飘香。到了秋天，天高云淡，万寿山上的枫叶红的依稀可见。从颐和园的佛香阁远眺西苑，调查部的办公区就在一片树荫之间。

我虽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年年去颐和园，香山，八大处等风景区都经过那里。但到西苑落脚还是头一遭。待办好机关手续，领到出入证，安放好行李，换好食堂餐券，干部局召集我们开会，通知我们这些新人为期一个月的集训第2天开始。这时我才发现，这里没有工作证，只有那个配有照片并不表示工作性质的出入证。

2、一切以保密为先

除了没有工作证外，那天所感受到的是强烈的与保密相关的各种信息：

大院门口有携枪的军人站岗，穿过家属区，进入办公区时，再次由军人检查出入证。干部局大楼内以及我们进出的办公室都张贴著毛泽东关于保密的指示，如：保密工作慎之又慎。还有保密纪律守则，如：

不该听的不听；
不该问的不问；
不该说的不说；
……

接下来这种保密教育始终是集训期间的要点。最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当时的部长罗青常在给我们这一百来人做报告时，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要做好竖著进来，横著出去的准备。这对我多少有点出乎意外。因为我从没有想在这个职业上干一辈子的打算。记得当时的人事部门的领导曾专门讲到什么人可以调离，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下达的调动指令。否则，门儿没有。记得当时我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能否去考研究生。得到的答复是除非机关许可，否则不可报考。

保密教育还涉及到家属及配偶。根据规定，我们不能告诉家人所在工作单位的情况。年轻人准备结婚，须向机关汇报对象的的背景，得到批准才可成亲。后来听老人儿讲，从前谈恋爱，中间还得有第三者旁听才行。

出于保密的需要，部领导反复强调帝修反如何利用财和色千方百计来拉我方人员下水的。在不同场合举的例子包括驻意大利使馆的一位调查部派去的翻译。说他如何在美色的诱惑下，在使馆的接待室里出事，以及如何及时被发现，调回国内。几年后，从一位北京外国语学院意大利语毕业的校友，也是调查部同事那里得知，此人押回国内后就被送到山西的劳改农场。多年后因为发表有关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论文，取得学术成就。

除了保密教育之外，也有相当的内容是关于从事情报搜集的方式和方法。大体是关于利用公开身份搜集情报；利用隐蔽渠道搜集情报；以及利用公开的材料进行分析，归纳，从中得到情报。所谓公开身份就是指利用中共的外交、新闻、经贸、金融、民航、旅游、宗教团体、国际组织、文化交流等涉外职业为掩护，从事情报搜集。隐蔽渠道泛指没有这类中共掩护身份的秘密派遣。这类派遣危险性最大，一旦出事，没有任何保障。

至于如何搜集情报，除在利用交往中探听感兴趣的内容外，主要是广教朋友，从中挑选和培养有价值的对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适时施以援手。长期经营，长期培养。一旦对象条件成熟，情报便源源不断。应该说民族情感是中共情报机构在海外华人中伺机发展情报关系的主要利用因素。

1978年改革开放后，根据中共中央的相关文件，调查部派驻使领馆人员必须于1985年12月底全部撤回，改以其它身份派出。这样一来许多以外交官身份外派的人员被迫改行。纷纷改当记者。由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倾向选派自己人常驻国外，且有钱有人，调查部在这两家的人数不断缩水。只好另辟途径。《光明日报》和上海《文汇报》以及后来的《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世界经济导报》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借助调查部(后为安全部)的财力和人力有了驻外记者的。

培训后期，我利用曾考过社科院新闻所研究生的这段经历向干部局表示了从事新闻业务的意愿。当时从北京大学中文系、人民大学新闻系等正宗科班出身的毕业生有好几个，且都是党员，按常理，派他们去报社顺理成章。由于他们需要到调查部的国际关系学院进修英语。这样当听说光明日报社外事办公室需要个年轻人时，干部局选择了我。培训结束那天，我被分配到联络局。这个局负责管理派到北京市内各国家机关兼职的调查部干部。记得当时的局长姓马，60来岁。他和我握握手说，小丁同志年轻有为，来日方长。处长和副处长交待过工作任务后，当天我就赶到光明日报社报到。

3、报社“勤杂工”

80年代初是光明日报社在文革之后最为红火的一段时光。由于78年率先在全国掀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一举冲破了文革遗留下来的“两个凡是”的条条框框。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实行农村改革，打下了必要的舆论基础。报社不仅在当时对共产党尚存一线希望的知识界建立了一定的信誉，也成为关注中国政情走向的外国驻京记者的必读报纸。

一到报社外事办公室上班，我立刻被繁忙的外事活动忙得团团转。在这儿没有时间参加“政治学习”，也没有戒备森严的层层哨卡，与西苑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外办主任是报社自己人，叫王锦，50多岁，是位经验丰富的战地摄影记者，但对外事活动一窍不通。副主任老张，焕培，还有我是西苑的人。老张东北铁路工人出身，性情豪爽，仗义直言。50年代后期从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分到调查部后又在国际关系学院进修几年英语。不知得罪了何人，迟迟出不了国门。而他的新闻系校友于恩光和孙文芳，都经调查部派至新华社，成为业务骨干。80年代后期分别就任安全部副部长。焕培是我的校友，文革前从英语系毕业。我们三人全力合作，事事尊重老王，很快把报社的外事活动搞得有声有色。那时，平均每月都有几个国外记者团、组经我们接待到中国各地采访。有些是外交部新闻司委托我们接待的，有些是报社驻外记者安排来华访问的朋友，；还有些则是海外的情报关系。人手不够，就从西苑或东风大楼(调查部下属的研究机构－-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借。我们的业务还包括为报社内部人员应邀出国访问办理护照和签证的申辩手续。由于工作繁忙，82年底结婚时，我的婚假都是在加班加点的工作中度过的。

虽然对外美其名曰是记者，但真正的采访和写作我没干几桩。有时我戏称自己是报社的“勤杂工”。尽管如此，这类工作还是让我学到许多东西。如养成了严谨的工作习惯；学会了从容应付来自不同民族、包括左中右各种不同立场的外国记者，并通过观察他们采访，学到了他们一丝不苟的求实态度。这都为我日后从事记者工作打下了一些基础。

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心血。报社对我们也没有另眼相看。除去住房分配，报社职工其它的各种福利包括奖金，我们应有尽有。这在西苑外派到其它的国家机关绝无仅有。记得一次在京的外派干部内部开会时，在民航总局的人抱怨在那儿上班，还得自己花钱买工作服。在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的讲，活没少干，却享受不到那里的任何福利。

4、初见内部倾铡

外办的老张看我工作勤奋，且虚心好学，为进一步培养我，向报社推荐我随群工部副主任王晨(现为人民日报社社长)参加1983年7月在加拿大举行的第12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报社领导二话没说，签字同意。报回安全部二局(安全部组建后，在报社工作的西苑干部统归二局管理)和人事局后，关于我的出国报告很快也得到批准。这次是我们第一次出国采访。我们事先到国家体委训练基地了解情况，作了充分的准备。顺利完成了报道任务。

这以后外办的工作轻车熟路，一帆风顺。外办陆续又调来吴建友(现为《光明日报》驻华盛顿记者)和张川杜(90年代曾去堪培拉记者站4年)。焕培离开外办去了劳动人事部，等待派驻国际劳工组织的机会。

大概在1984年夏，外办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一天老张突然接到西苑电话，通知回去汇报工作。等几天后再见时，他判若两人，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后来得知，二局局长詹永杰(后任副部长)听信谗言，不容分辨，硬说老张犯下若干罪状，包括在安排报社总编辑杜导正出访西欧时，故意把日程排的满满的，意图谋害报社总编辑。双方大吵一架，不欢而散。我知道这实属诬陷。可我人微语轻，除说些安慰话，没有一点办法。很快老张离开了报社。到西苑筹备创办《国家安全通讯》这份内部报纸。

这件事让我心灰意冷。文革中造反派诬陷并批斗我母亲的那段经历又出现在眼前。原以为，文革结束了，这类诬陷罪名，残酷打击的事情也会随著历史的流逝而寿终正寝。没想到这类诬陷居然又发生在我身边！

我想去帮老张办这张小报，调出二局，远离那些人前讲人话，人后讲鬼话的家伙。老张知道后，劝我不要因小失大。失去即将来到的出国工作的机会。

5、再出国门

老张的劝告很有道理。因为不久前，二局副局长孙文芳曾就我是否接受香港《远东经济评论》编辑戴夫之(Robert Delfs)的邀请，去当实习记者一事，让老张转告我：“那儿是个特务窝儿，不要去。小丁很快会派上用场。”要知道，他那时专门负责安全部驻外记者的派遣。想到这些，心里踏实了许多。

老孙曾以新华社记者身份在中东和西欧长驻多年。安全部组建后，他刚好结束《光明日报》驻伦敦记者的任期，马上被任命为二局副局长，对外的公开身份则是光明日报社国际部副主任。他上任伊始就为配合中央领导人出访，组织了两个记者组，以新闻采访为名，分别到西欧和东南亚搜集这些国家的政要对中国情势的看法和对策。整理后上报中央，作为制定政策的参考。在筹备这两次活动的过程中，我曾陪同他拜会过几个使馆的新闻官员，并为记者组作了其它一些后勤准备工作。总之，他多少对我有一定的了解。

老张离开外办不久，刚刚在堪培拉记者站干完四年的张泽权坐上了老张的空位。没等我们彼此之间有更多的了解，一天上午，国际部陈克勤悄悄告诉我：

“老王要你去华盛顿记者站。”

“什么？”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华盛顿记者站是众目睽睽的地方。争著要去的人多了。怎能轮到我呢？我猜他在跟我开玩笑。

“不信，你问问老王吧。”

看他那半真半假的样子，我既不敢相信，也不敢不信，便用英文给华盛顿记者站发去了一个电传，探听虚实。

老王那年52岁，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早年参加“抗美援朝”，在志愿军总部做翻译。回国后进入调查部。50年代先以中国民航的名义在缅甸首都仰光工作，后调去新华社。60年代初以记者名义到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被驱除出境后，在国内蹲了近10年的冷板凳。文革结束，他才得以重返国外。先后在叙利亚和埃及工作多年，功绩卓著。84年离开新华社，来到光明日报社，担任国际部副主任。同年10月前往华盛顿接替寇至中。

很快老王发回电传，问我什么时候能去。我喜出望外，马上回电：“一经报社批准，会尽快成行”。与此同时，二局联络处处长史地打来电话，要我第二天到西苑报到。

第二天一早乘机关班车赶到西苑。刚进老史办公室，她就边说边笑地把我领到老孙那里。拖著浓重的山东口音，老孙说：

“老王点名叫你去。他宁可自己一人干，也不接受别的提名。你什么时候可以动身？”

我想了一下，说：“一个月后”

“好，越早越好，免得夜长梦多。另外，不要对他人提此事，不然风言风语不好招架。”

接著他问起我爱人的工作情况，并说：“你们先去问问她的单位可否把她借调出来。”

见过老孙，三处(美大处)副处长和邬秀基又带我去见局长詹永杰。见面头一句就是：“我听说你在报社工作期间，经常迟到早退，还用报社的木材做自己的家具。有没有这些事？”

我注视著他的眼睛，心中暗自揣测月前他指控老张时的表情。停留片刻，我缓慢地对他说：

“我的确经常迟到早退。但不知您是否听说我结婚假期全部用在了工作的加班上？至于拿报社的木材做家具，根本是无中生有。实际的情况是报社要处理一些新闻纸的包装箱，鼓励大家拿回家。我觉得不能免费白拿，特意花钱买了一点。事后我曾专门向外办的老张作过汇报。他对我的作法表示过肯定。”

他一时无语。

“听说你人还没去华盛顿，就已开始张罗你爱人的出国日程了，啊？”我笑笑说：

“我根本没有张罗什么。是老孙主动问起的。”

詹永杰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嘱咐我出去后，要服从老王的领导，当好他的助手，并定期给党组织写思想汇报，争取早日入党。

离开詹的办公室，邬秀基悄悄对我说：“幸亏你讲明白了，否则老詹会记你一辈子的。”

1985年3月的一天刚过完28岁生日，中国民航的客机就把我带到了地球的另一端，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著陆前透过机窗，只见机翼上方星空灿烂，下面的曼哈顿高楼林立，灯火辉煌。天地似乎浑然一体。

（待续）

发稿：2003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