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大军：注意中国经济的畸形发展对市场机制负面影响的分析（上）

一、“样板戏”战略与外向型经济

今年3月20日，整个中国北方的天空黄尘滚滚，历史上罕见的一场沙尘暴席卷中国。4月6日到4月8日，北方地区又是狂风大作，西风浩荡，天空连续三四天黄尘弥漫，地面飞沙走石，人民饱受风沙蹂躏之苦。遭受风沙侵袭的已不仅是西北和华北地区，连东北的沈阳、长春、哈尔滨、山东的济南也整个地被笼罩在沙尘袭击之下。

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生态灾难已经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降临。这也是中国生态恶化的表现，不均衡发展的例证。今春连续发生的沙尘暴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中国的生态环境也象社会环境一样，已经发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沿海一些富裕地区建设得花团锦簇，如花似锦，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正在日益恶化。

种种迹象表明，周期性的沙尘暴以及严重干旱将成为中国北方的一个新现象。今年北方的旱情就相当严重。北京市一冬天仅下了一场雪。入春以来，不仅一场雨没有，而且温度奇高，3月初就出现了20多度的热天气，3月31日气温竟然达到28.8度，创下百年来最高记录。这种怪气候我来北京20年了也第一次见到。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除了人类活动，没有别的原因。农村的农牧民们不断破坏植被，城市里大兴土木，光盖房子不植树，到处是水泥和柏油的硬化路面。从飞机上俯瞰北京，只见一片水泥楼房的丛林。加上无数天然气和电力的燃烧，整个城市就象一座大火炉。如此大规模地改变地表，岂能不引起气候变化。

目前，一些中国城市经济建设高歌猛进，最突出的要数北京、上海和深圳这三个城市。大量资金聚集这些大城市，其发展水平已经接近甚至在有的地方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城市水平。但在中国城市高度发展之际，一些乡村和边缘地带却在衰落，全国沙化面积每年以3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增长，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口的生活质量正在下降。

中国自50年代建国以来就奉行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当然，这种战略是由当时的冷战历史背景形成的。改革开放之后，以牺牲农村向城市倾斜的发展模式基本未变，并且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变本加厉，城乡差别继续拉开。与改革开放前30年不同的是，以前是将人力物力资源投入到军事工业，而这些工业大多在内陆地区。80年代后，资源的配置向沿海大城市集中，深圳、上海、北京、广州、大连等城市都高度发展起来。一些先进的大城市成了中国发展的“样板”和表征。

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资料显示，2001年中国工业体系主要靠五大地区和六大行业来支撑。五大地区是广东、江苏、山东、上海和浙江，这五个地方的工业增加值总量合计13088亿元，占全部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48.5％，接近全国一半。六大行业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力行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冶金业和纺织业，它们实现销售额合计38761亿元，占全部工业销售额的比重为42％。而拥有70%总人口的农业产出仅占GDP的不到16%，以70%的人口经营16%的GDP，可见中国经济的高度聚集性和巨大的落差。

与此相反的是，边远地区必然受冷落。90年代之后，中国农民收入进入长期的低增长。这就使中国的经济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高歌猛进的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时候，出现了生产过剩，大量的产品积压卖不出去。而农村人口因贫困却没有消费能力。这种情况与马克思的生产过剩理论没什么区别。目前的生产过剩就是穷人没钱消费，富人有钱无处花，逼得国家旅游部门又开辟了中东埃及等国新旅游航线。消费外国的旅游产品已成了中国富人的新时尚。

“样板戏”发展战略必然引来“外向型经济”。外向型经济的实质就是国内市场已经饱和了，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下只好向海外国际市场开拓。在这种政策导向引领下，国家集中资源向外向型企业配置。许多企业也苦于国内市场狭小，拼命向外发展。例如，中国的家电企业目前就处在这么一副状态。有些企业专做国外市场业务，不愿做国内市场。因为国内市场一是秩序混乱，二是利润微薄。越穷越落后的地方，越没有企业去光顾。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才提出了“开发大西北”的发展目标。分析后可以看出，“开发大西北”战略实在是政府一种不得已的调整资源配置手段。

今年三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许多外国专家对中国提出了宝贵意见，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南卡尼提醒中国：“要把国内发展放在第一位”。经合组织经济部副部长安德鲁•迪安建议中国要优先考虑三项改革，第一项就是进一步改善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使中国能够更好地发挥其生产潜力。经合组织的一份中国问题研究报告提出：中国需要解决的四大主要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解决大量失业以及重新配置资源的问题。

这些建议和研究应该被看做是对中国经济偏斜发展的纠正。非人本和漠视民生的非均衡“样板戏”发展战略不仅某些中国人就是许多外国人也已经看得很清楚。但要想放弃这种发展战略并不容易，一是城市人不愿降低已经抬高了的生活水平，二是市场经济的牟利机制更是将资源配置集中到有利可图的发达地区。今天要想放弃这种发展战略，就象让水倒流的一样不可思议。下面让我们更深入地看一下市场机制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

二、市场机制加剧人际差别

赶超战略扩大了中国的城乡差别，改革开放后引进的市场竞争机制，又扩大了中国社会人际间的差别。所以，今天的中国不仅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别，更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别。市场机制之所以在中国这么快就产生了贫富效应，关键是市场机制结合了中国社会特有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即特权垄断的政治文化和传统的计划经济管制制度。市场机制+特权垄断+不平等竞争＝贫富差别。

我们应当承认，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和进取精神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使中国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是市场机制的正面作用。但任何事物发展到极端都有它的负面效应。20年来，中国经济正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不讲效率和效益走向极度的惟利是图。不仅企业这样做，连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也表现得不遗余力。这种倾向的结果使大批人在竞争中被淘汰，沦落为社会的边缘。清华大学的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在法国访问时，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图海纳这样描述过法国：“过去的法国社会，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在这样的一种结构之中，人们的地位是高低不同的，但同时又都是在同一个结构之中。今天，这样的一种结构正在消失，变成了一场马拉松，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那些被甩在靠后一点的人，已经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在了社会结构之外。”

中国的社会目前也正在展开一场马拉松，彻底无望的落后者越来越多。市场经济的牟利机制和效率机制将一些弱者毫不留情地甩在了后面。留给他们的不仅是生活的苦难，更多的还是心理的失衡。一些不甘落后的人只好铤而走险，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里中国社会的犯罪案件逐年增多的原因。在一个“笑贫不笑娼”的经济制度和人文环境里，人们只能更看重金钱和财富。最近，社会对诚信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以德治国”的口号。但人们很少看到社会丧失诚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是优势企业“赢家全得”的游戏规则，是残酷的市场竞争和金钱追求，是缺少人文关怀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将有打不完的假，无穷无尽的非诚信。否则，相当一大批中国人将无事可做，难以生存。

不仅许多中国小企业和个人的行为如此，连国家的大企业也在这种优势企业“赢家全得”规则下被逼得不得不大肆仿制和仿造。前几天“经济半小时”节目就报道过玻璃行业仿制外国名牌产品的现象。连福耀玻璃这样的大上市公司老总都在电视镜头前承认前几年的确有打外国品牌的做法。至于说制药行业，《中国经济时报》3月28日的一篇文章报道说，包括中药在内，目前我国生产的全部药品中，自主开发的新药仅占3%的比例，余下的97%均是仿制药品。我国有自主开发能力的制药企业没几家。

这种大肆仿制和假冒现象，从根本说是一种竞争机制导致的结果。不这样做，中国相当一大批企业和员工将陷入破产失业境地，发展中国家也难以享受发达的工业文明和获得发展。所以，我们看待社会中的表象要从本质上看问题。仿制和假冒行为就是向优势企业争饭碗，就是为了打破“赢家全得”的游戏规则，从而使社会能均衡一些发展，人际间差距不至于拉开太大。

即使这样，中国企业间的残酷淘汰已经使地区间、城市间、人际间拉开差距。今年3月底我在河北石家庄市开“药都”论证会，市长臧胜业痛切地说，我们之所以集中力量发展药业，是因为石家庄市的其他产业都垮掉了。石市以前搞过洗衣机、电冰箱、摩托车，但到今天一个都没保住。石家庄以前还是一个纺织业大市，有10多万纺织工人，但现在已经一蹶不振。这是中国省级大城市的情况，产业分化已经非常明显。至于一些地区的县级产业，被淘汰得更厉害。80年代还兴起一波乡镇企业，现在不仅连这些乡镇企业，连原有的县级企业也都跨掉了。象河北省的张家口市，甚至找不出一个景气的企业，城市财政已经十分困难。

三、牟利机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在今年3月份的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上，有代表对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发出了尖锐地批评，原因是这些专家只注意GDP的增长速度和企业赢利水平，对中国人民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全然不顾，心中没有民生观念。但这种声音是微弱的，因为占据中国经济学统治地位的还是西方经济学。正是这种市场倾向，使中国经济出现畸形发展，譬如，中国是个连民间银行都没有的国家，在商业银行机制根本未走上市场化之际，股市便奇异地发展起来。不想办法如何改革现有的银行，而偏好发展证券交易所。看看这些年里全国各地冒出多少证券交易所！南方证券公司在北京所开设的一个证券交易所就设置在北京最豪华的写字楼东方广场里面。可见资本市场涌进了多少资金，冒出了多少富人！多少市民每天拥挤在股票交易厅里，炒来炒去，整个社会投机风气盛行。中国的实物经济才发展到一个初级工业化阶段，金融证券业的资本市场就撵上了西方先进的发达国家。

跟着虚假繁荣的还有一些增加值极高但安排就业能力极低的第三产业。凡是能投机的领域都飞速发展了起来。大量资金从实业经济游离出来，进入能通过投机获取暴利的领域。在这样一种牟利机制下，中国的资金被从那些微利部门的第一和第二产业中最大限度地抽了出来。从80年代起，农村流出的资金就大于流入的资金。最近几年，在银行系统加大金融风险管理的情势下，资金更加向上集中。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松奇先生在文章中写道：“在银行不良资产比重畸高且中央银行又将不良资产比重下降作为各商业银行业绩考察指标的情况下，四大银行都产生了两种现象：一是存款资金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产生‘虹吸效应’，即自动向上级行大比例集中，二是在贷款资金支出上产生‘挤牙膏效应’，即基层行贷款权被大幅上收，层层授权后，基层放款权越来越小。这两种效应交互发挥作用后，就产生了一种现象：四大银行在资产运用上倾向将资金较多地投向安全的债券市场或同业拆借市场。”实际上这里还要加上一个资本证券市场---股票市场。2000年的中国股市暴涨就与大量的银行资金涌入有关。

表面上看，虚假繁荣的金融证券等第三产业给政府带来了可观的税收和利润，但长期以往，服务性的投机领域和第三产业过度繁荣必然过多地占用生产部门的发展资金，严重损害实物经济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其结果将扭曲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妨害经济资源的充分利用，造成社会就业的减少和有效需求不足。

即使是在实物的物质生产领域，牟利机制也使市场的竞争和重复建设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状态。以玻璃行业为例，1999年下半年以来，在已批准的13条生产线之外，又冒出了26条生产线，全是地方越权审批和企业自行建设的。其结果，2001年的前11个月，全国玻璃库存增加67%，每箱价格65元，同比下降了10元，全行业净盈利下降了52%，近1/3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亏损。竞争机制的浪费也是惊人的。

在这里，我们要清醒地了解市场经济实质，它是一种最大限度获利的牟利机制，它能将资金和财富从社会各个角落调动出来，涌到获利最多的经济部门。说到底，市场机制是一种抽血机制，它将一个肌体的血液从毛细血管抽出来，最大限度地涌到心脏和大脑，最后使这个人患脑溢血和冠心病。目前，从上到下，整个中国社会里充斥着这么一种牟利机制，最后只能出现巨大的贫富分化和城乡分化。不从社会观念上引起重视，不在制度上加以调整，仅靠财政转移支付手段，是解决不了差距问题的。

在环境问题上，市场经济的商业文化与环境保护发生着巨大的冲突。市场经济的商业原则是鼓励消费，而中国当今环境的现状是要求节约资源，防止生态环境继续恶化，这两种趋向完全背道而驰。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就是高效生产，刺激消费，最大限度地牟取利润，而中国这种生态环境恶化的国家如果引入西方国家的刺激消费文化，只能加速中国的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

四、富人问题与负作用

中国经济增长逐年下降，连续几年出现通货紧缩，主要原因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出现了收入差距和贫富差别。相当一部分的国民收入被少数富人所拥有，一批国民收入相对不足。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以及共产党执政，这种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往往会限制富人的消费，因此，当今很多流入富人腰包和贪官腰包的资本成为沉淀资本，一部分灰色收入更成为死资金。这是导致当前中国内需不足的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社会上的货币总是短缺，尽管货币发行量很大，M2的增长率连年超过GDP与通货膨胀增长率之和，但社会消费依然乏力。说到底，这是市场经济与传统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深层矛盾在作怪，这一矛盾今天已经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举例说，沈阳市长慕绥新的贪污额为1300万元，副市长马向东的贪污额高达2000万元，广西原自治区主席成克杰的贪污额为4000万元，原港澳国际公司的董事长李耀祺在职期间贪污公款1244万元，港币137万元，伙同他人贪污公款4900万元，到底他一个人贪污了多少，搞不清楚。深圳市原副书记王炬个人贪污2000万元，利用职权让其子女贪污5000多万元。如果将这5个人侵吞的社会公共财富加起来，那就是将近2亿元。2亿元是个什么数目呢？按每个农民人均年收入2000元计算，2亿元便是10万个农民一年的收入。如果将这笔钱放到10万个农民手中，将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那样的话，中国会出现内需不足吗？而放到贪官手中，资金必然被沉淀下来。当前中国社会有多少这种沉淀资金？估计至少在3万亿元左右。这就是中国当前银行存款居高不下、存贷差高达3万亿元的原因。

还有个体私营企业主的问题，如果私人资本家不花钱，那么他积聚的资本也无法在经济中发挥效用。这几年由于市场饱和，无好的投资项目，民间投资一直处在低增长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利润越高，对社会消费越不利。高利润导致消费者失去更多的消费能力。

现在，让我们对富人问题进行一些分析。我们的社会目前正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文革时对富人是彻底批判，仇恨有加，改革开放后对富人问题是缄口不言，好象生怕得罪了富人。但如果仔细分析社会的贫富变化，就可发现有些富人的致富往往是建立在对穷人挤压的基础上的。社会上的财富就这么多，当增量不增加时，存量在分配上发生变化，就要导致富人对穷人的挤压。一部分人富起来，另一部分人就要穷下去。如果说中国富人的财富都是经济发展中的增量部分，那么富裕的人们对另一些不富裕人并不产生影响。并且富人还可以带动其他不富裕的人共同富裕。象浙江萧山万向集团的鲁冠球、东阳横店集团的徐文荣都是这种现象。但前面讲过的马向东、成克杰等人的致富就是挤压别人型的富裕。这种富裕只能导致另外一些人的贫困。

富人对穷人的挤压还表现在社会发展上。譬如当一个城市中有车的富人多起来后，交通管理部门便要增加道路护栏，修高架桥，但增加了这些设施后，便要影响那些无车人的行走方便，更因为道路的拥堵，影响公共汽车的运行速度。保护富人倾向还表现在城市对汽车和摩托车的规定上，现在全国有70多个城市限制摩托车在市内行驶，而对汽车没有任何限制。

这里我们可以反向思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限制汽车可以使多少摩托车上路？为什么不限制汽车反而限制最大众化的摩托车？这种政策到底是为谁服务？说到底是为少数人服务。这种限制是典型地保护有车的富人和官员，歧视只能骑摩托车的平民和穷人，是典型的穷富人权利不平等。表面上看来是保护城市的交通和空气环境，其骨子眼里是一种身份歧视，是缺少平等权利意识的表现。所以，一个社会要重视富人对穷人的挤压影响。特别是政府制定的一些政策要考虑到这种影响。

当前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一些富人对穷人熟视无睹，毫无责任感。伴随着市场经济机制的是自私自利思想和极端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在社会上蔓延。如果一个社会只是为了挣钱自己享受，那么这个制度就十分可悲，就值得怀疑。特别是在生态和环境危机已经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许多中国人仍在极力追求所谓的现代化物质享受，这种“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发展早晚要带来生存灾难。如果按当前这么一种思路继续发展下去，结局将很明显，那就是一批先富起来的人与国际接轨，最早实现了资本在国际间的转移，成为发达国家中的一员。剩在国内的将是被淘汰下来的贫困弱质。

因此，中国经济发展到近几年不得不依靠发行建设国债来刺激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源于这一社会深层的原因：贪污腐败+资本主义。为什么要给资本主义加上一条罪状？我这里讲的主要是一种逐利机制，市场经济的制度就是最大化的追求利润，其结果导致社会贫富分化，少数人可以攫取比多数人多得多的财富。当这些富人消化不了这些财富时，这个国家的经济就要衰退。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国债还要继续发，再发5000亿元都是有必要的，但积极财政政策目标必须明确，那就是应将国债放在缩小城乡二元差距上，放在扶弱济贫、缩小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和生态环境治理上。特别是要花到农民身上。

发稿：2002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