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大军：注意中国经济的畸形发展对市场机制负面影响的分析（下）

五、公民缺少平等的发展权利

当前的中国，一种拜物教和金钱崇拜不仅渗透在国民的意识里，更表现在国家的法律和政府的政策规定上。这是很危险的一种现象。举例来分析，北京前不久制定了这么一个规定：凡是纳税额超过300万元的工商业主，可以将自己和家人的户口由外地迁至北京。但对普通的北京公民来说，如果要把外地配偶的户口迁至北京，需要投靠人[注意：还不是被投靠人]的年龄满45岁，结婚必须满10年。两个条件同时具备了，才可能将妻子或丈夫的户口迁至北京。如此对比起来，就看出了财富的作用。

通过这件事可能看出，中国公民所享有的发展权利是不平等的，不是一视同仁，而是有区别对待，而这一区别的主要因素是看你有没有钱。这样一来，没钱人就更艰难生存了。弱者本来在社会上生存就不容易，政府再制定一些歧视性政策，那么，弱者就会更弱，强者只会更强。这就是我们中国当前的发展逻辑：“锦上添花”，“优胜劣汰”。政府的政策不是扶弱济贫，雪中送炭，而是“马太效应”。这可能就是受达尔文主义竞争淘汰思想影响的结果。

政府的公共政策里面如果渗透了嫌贫爱富的意识，按这种逻辑发展，其结果就是在中国分化出一批新贵，制造出一批极贫。最近，北京电视台《记录》栏目播放了湖北荆州市一个退休工人家的生活，这对年纪六七十的老夫妇仅靠300元钱的退休金生活，还要养活一个残废的儿子和一个上四年级的10岁孙女。于是，只好在家中养猪挣钱。一个城市居民在家中养猪，可以想象其环境卫生怎样，连杀猪的人都嫌他家里脏。然而正象白居易《卖炭翁》当年所写的，养猪的人反而吃不起猪肉。

中央电视台《老年》栏目最近连续播放了一对张家口老人进京打工的故事。每月三四百元的收入，还要抚养一个七岁了的呆傻孙子。这家人的伙食整天就是自己擀的面条，冬天淹上一缸咸菜然后吃一冬。看到这些电视节目使我回想起60年代那些的生活困难的岁月。但今天的中国仍然有大批的人在这样生活。

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多数人还未摘掉贫穷帽子的国家里，一些发达大城市的市民们却在“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看看北京电视台“房地产”栏目那些家庭装修节目，极尽奢侈豪华之能事。以新新家园的一个四室两厅三卫户型，总面积250平方米，购房价大约需要200多万元，装修价大约需要三四十万元，再加上家具，一个富人购买这样一套房子至少需要花消300万元。当然，这样的房子比起郊外五六百万元的高级别墅还差得远。如果这些富人稍稍节省一点，拨出一小部分财产给那些中国穷人，中国经济和生态环境就会好得多。

现在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钱多了是不是就可以不加限制的挥霍浪费？一个三口之家居住几百平方米的大房子不是浪费吗？在土地资源如此紧缺的国家，能允许富人如此浪费资源吗？在去年的人大会议上，曾有一位人大代表提议案：中国要立法规定中国公民居住空间的大小。这种议案提得很好，应当提出来让社会来讨论。中国公民应树立环境危机意识，摈弃过分追求享受。

六、对劳动力闲置浑然不觉

目前在金融证券业，譬如在刚成立的几家开放式基金机构，几个人或十几个人就占有几亿甚至几十亿元的资金。大量的资金聚集证券业，不断炒高股票和房地产的价格，存量资产不断换手，从GDP的统计数字上看，经济增量似乎在不断增加，但实物经济并没有变化，没有带来物质资本的真正形成和实际财富的增加，更没有就业的增长。这种虚假的繁荣和数字，一旦出现股市或房价下跌，社会的财富便会急剧缩水，金融危机和银行不良债务便会大量出现。严重的话会导致银行资金链条断裂，引发金融风险。2001年的中国股市的情形便是如此。上海股指跌到1300点时，紧张气氛已经出现了。

中国目前有多少领域急需资金，如果把在股市上投机炒做的资金用到一些实物部门，一是可以实实在在地增加中国社会的就业，二是可以改善和提高一批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但市场经济的牟利机制已使当前的中国企业变得惟利是图，麻木不仁，责任心和良心日益沦丧。看看2001年股票市场上冒出多少企业挪用资金的事情，广州的三九集团甚至将20多亿的上市公司的专用资金挪做他用。从这些活生生的事例中可以看出，中国企业的道德和责任感正在下降。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到处是遏止不住的欺诈和堕落。今年的人大会上，呼唤诚信成了社会的最强音。

相比之下，失业和待业现象与日俱增。前不久我在家乡山东蓬莱的村庄里惊讶的发现，到处是一群群打麻将的人，有些完全是整壮劳动力。在一些城市，也可以看到大批下岗职工消磨在股票交易厅或某些地方。据统计我国的不充分就业率是31%，全球是33%左右。欧洲一些国家的失业率高达20%，相比之下有人认为中国的失业问题似乎并不严重。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是相对贫困落后的国家，必须充分利用社会的富余劳动力。怎么能拿世界的平均数或发达国家的数字去比拟呢？因此，那些认为我国失业率和不充分就业率不高的人忘记了中国的国情。

今天的这种情况使我想起小时候经历的生活，那是1958年的冬天，我生活的山东胶东半岛上的那个小村庄没有一个壮年劳力待在家里，大人们都被调到工地上建水库去了。尽管是天寒地冻，但工地上热火朝天。也就是经过大跃进的那几个冬天，胶东半岛上几十个大小水库修建起来。这批水利设施已成为今天胶东农业和工业的宝贵财富。现在烟台市的主要供水来源门楼水库就是那个年代里建起来的。谁能否认那个不计成本和代价的时代的贡献？

可是今天，几千万、上亿中国劳动力待在家里，无所事事，而我们却对此现象熟视无睹，还自认为问题不大。实际上这是中国人力资源的一场巨大浪费！如果错过这20年，等到老年社会到来时，中国再想搞的一些工程设施就后悔来不及了。现在我们要扪心自问一下：中国现在真是没活干了吗？中国真的要腾出这么多人消磨时光，白白浪费财富吗？光是减少城乡差别和国土整治工作，就足够中国人干上几十年。有人曾建议通过发行彩票，组建一个国土治理公司，将成千上万的闲置劳动力利用起来，到西部地区搞生态和环境治理。但是，要想调动起中国人民的热情，必须回到社会主义，适当遏制一下市场经济的牟利机制，在全社会树立共同发展的观念。

七、奥运会和世博会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迈进时极需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举办奥运会就是提升国力威望的好机会。但中国经济对奥运会要小心，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

根据以往各国举办世界重大赛事的经验，举办体育盛会既可以帮助经济发展，也可能危害经济发展。奥运会可能会使一些大的商家从中牟利，但由于大量公共税收用于投入体育场馆建设，普通百姓的收入将减少。西方国家的一些研究证明：举办体育赛事可以向世界展现自己的国家，但是不要让人们相信这种赛事能使他们富裕起来。

据测算，在2008年之前，北京总共要投入大约1500亿元的投资建设，总投入将达到3000亿元。目前中国每年的中央财政教育经费才二三百亿元，办个奥运会的花消相当于10年的教育经费。这笔经费必须要从其他项目开支中挤。总之，钱就这么多，干了奥运会干不了别的，建了北京建不了其他省市。

根据国际的经验，每个举办过世界重大体育赛事的国家，在赛事结束后都要出现连续几年的经济增长下降。美国1994年举办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原估计将带来40亿美元的经济收入，但后来的事实却证明，这些美国城市当年的经济增长率要比预期的低得多，并导致整个地方经济损失40多亿美元。日本为了举办1998年长野冬季奥运会，先后花费了190亿美元来建造高速火车和滑雪跑道等设施。但长野开完奥运会后，经历了一短痛苦的“后奥林匹克衰退”。对场馆设施维修的高额保养费导致了长野经济的衰退。1999年，长野的制造业以30%的速度下滑，211家企业宣布破产。长野经济下降速度创下了二战以来地方经济衰退的最高记录。

事实证明，每一次重大体育赛事的实际影响都要比赛前做出的估计影响小得多。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体育赛事往往只是在一个有限的时间段内举行，因此，它对提高一个社区长期经济基础的作用很小。它不象开设一个工厂那样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力那么大。所以，体育赛事对经济的影响只能是非常短暂的。耗费数十亿美元修建体育场馆设施，只为了在几天中举行三四场比赛，这种浪费是巨大的。

中国上海目前正在申请举办2010年的世界博览会，如果2010年世博会的举办也被中国争取了过来，那么，在最近七八年间中国就有两个国际大项目要干。上海的世博会据说也要投入2000亿元。如果是这样，中国今后就要围着北京和上海转，所有的资金就要向北京和上海这两大城市投。这两个城市与其他城市的差距就要更大地拉开，中国城乡间的差距更要拉大，不均衡发展在中国就要表现得更加明显。即使中国成功地举办了这两个重大国际赛事，也不一定对这个国家带来多少好处。相反，副作用可能在这个发展中国家最后爆发出来。

八、改革到底要改什么？

面对中国出现的通缩问题和经济增长乏力，人们一致认为要通过改革来加以调整，但在西方经济学占主导地位的今天，有些改革措施只会拉大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当前社会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经济体制的继续深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方面。譬如，企业改制，修改宪法，在宪法中加入对私有财产保护的条文，调动私有企业和私人资本的积极性，增加经济的活力。但我认为仅有这种改革是不够的，还要开放社会舆论，让穷人说话，让代表穷人的声音说话，特别是给农民以谈判的地位，允许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组织出现，允许农民协会这类组织出现。只有在思想上走出了误区，政府的政策才会向弱势集团倾斜，政府才会通过财政和税收的杠杆来均衡社会财富，从而使中国经济走出疲软。

现在国际上一些“唱衰中国”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出现停滞不前，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的模型是“货币投入驱动”型，而非“生产力提高驱动”型。实际上象克鲁格曼这些著名的西方经济学教授们只能从经济模型上考察中国，对中国的社会问题一窍不通。说到底只是些书斋经济学家。中国今天也不乏冒出一些书斋经济学家。这些学者从数字到数字，从GDP到GDP，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全然无知。例如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的一位青年教师在论述中国的GDP时说，“第一产业的比重在16%以下，其他产业多增长半个百分点就足以抵消农业滑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这个经济学者眼里看来，关系到70%人口的农业产值下降几个百分点对中国经济毫无关系，但他是否想到这些农业人口的生活质量？很可悲的是中国今天就冒出了这么一批经济学家。

因此，认识中国经济问题必须增加感性认识，深入了解社会，把握住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这种症结不在经济之内而在经济之外。就经济论经济，只能是一条死路。解决的办法还要靠民主政治，改变媒体报喜不报忧的宣传方式，让人民清醒地认识国家潜在的生态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让各个利益集团有维护自己发展权利的机会，防止政府沦为强势集团的代表。如果不及早调整当前中国的政治模式和发展模式，按目前这种思路发展，估计中国经济的问题早晚会在一个时候显现出来的。

最后，我要说的是中国社会的肌体正在患病，这种疾病就是马克思当年早已指出的资本主义内部矛盾，这个矛盾将影响着中国今后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解决的方法是民主政治和社会保障制度，而不是加大这种使社会分化加剧的市场竞争机制。以为市场可以包治百病的思想是片面的。有病不能乱投医。我们要未雨绸缪，及时加以矫正。

特别推荐的参考文章：

赵晓：《市场机制下的全球化与中产阶级的哀歌》，赵晓

冯昭奎：《沙漠化：跨越国界的警报》

发稿：2002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