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抒：從“大躍進”到大饑荒 (四)

【明見網7月27日訊】三、是人禍，不是天災

一九六○年一、二月間，全國各地餓死的農民以成百成千萬計，中共中央主辦的《紅旗》雜志和《人民日報》不顧全國人民、包括該報編輯記者都在餓肚子的事實，日復一日地朦騙世人、粉飾太平。人民從《人民日報》上只看到《從長江到黃河流域揭開夏季大豐收的序幕》的喜訊，字裏行間找不出一絲一毫餓死人的跡象。甘肅和四川都餓死了十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可是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在《人民日報》上宣告：“人民公社的鞏固和發展，促進了農業的大躍進。”四川省委辦的《上遊》雜志也在吹噓“農業戰線上仍然是連戰連捷，情況良好，是持續大躍進的形勢……”（１）

不過，十月一日國慶節那天，《人民日報》突然一反常態，強調起天災來：“兩年來，全國大部分地區連續遭受嚴重自然災害。”特別荒誕的是，此時各地餓死的農民至少已達兩千萬，《人民日報》竟公然欺人欺天，宣布：“人民公社已使我國農民永遠擺脫了那種每遭自然災害必然有成百萬、成千萬人饑餓、逃荒和死亡的歷史命運。”好象農村中什麼事情都不曾發生似的！

到了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中央發布八屆九中全會公報，宣稱“在一九五九年的嚴重的自然災害之後，一九六○年又遭到百年未有的嚴重自然災害”，正式將國民經濟的“困難”歸諸於“兩年嚴重的自然災害所造成的”。（２）到一九六二年，“兩年”變為“三年”，從此“三年自然災害”就成了對“困難”的官方解釋。官家成功地用謊言蒙住了城裏人，許多中國人居然至今一開口還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如何如何……

中國這塊黃土地，自然條件不算好。自有文字記載以來就是豐、平、歉年交替，豐、平、歉大致相當。天災在所難免，翻開《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３），天災幾乎年年都有，但總是地區性的，根本沒有從南到北、從東到西遍布全國的天災，更不要說“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了。偌大一個中國，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一省或數省遭災，絕不至造成全國大饑荒。正如一九六三年河北霸縣王五房村的一位老農對縣委派去的工作組說：“舊社會再不好，這麼大個國家，也不可能全國水洗了一樣的挨餓，總會有個地方你能去逃荒要飯吃。這可好，六○年一到，全國都一樣，無處躲藏。許多人幹瞪著眼睛餓死……”（４）

鄧小平在一九六一年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曾說：“三年來……天災不是主要的，人禍是主要的。”（５）所謂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自然災害”，完全是編造出來。就全國而言，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有不少天災；一九五八年則是個難得的好年頭。一九五九年有自然災害，但成災面積（丁註：中國國家統計局將因災減產百分之三十以上定為“成災”）低於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６）而一九五六和一九五七年都沒有發生饑饉。可見一九五九年並無卻無影響全局、足以引致全國大饑荒的天災。當全國範圍的饑饉從一九五九年秋收後兩個月開始、農民成百萬成百萬地餓死時，中國並沒有嚴重的天災。

譬如，“湖南發生糧荒並出現人口非正常死亡是在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一年春劉少奇前往調查時曾詢問農民天災的情形，得到的回答是“天災有，但是小。”隨劉一起調查的夫人王光美也說：“湖南那兩年，雖不是風調雨順，但並沒有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７）又如甘肅，黃土高原歷來的問題是幹旱，而一九五九年並沒有可引致全省饑饉的天災。陜西、甘肅兩省自一九二九年以來最嚴重的幹旱是在一九九二年，（８）一九五九、六○年的旱情甚至還比不上一九七一、七二年，可見甘肅的非正常死亡也與老天爺無關。

四川省一九五七和一九五八年都風調雨順，氣候出奇地好，全省範圍基本沒有天災。可是一九五八、五九年的非正常死亡已分別高達一百○三萬、二百五十七萬，可見餓死人與老天爺毫無關系。特別只得一提的是成都平原上的糧倉——都江堰灌區所在的灌縣，餓死四萬多人，這是兩千年來從未出現過的。而造成此大規模饑饉的唯一原因，說來也很簡單：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國家分別征購了百分之四十四和百分之五十的糧食，而以往僅征購百分之三十。（９）

四川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有旱災，這正是豐、平、歉年交替的規律，決不至餓死人，更不至成百萬成百萬地死人。縱觀四川歷史，人口曾兩次銳減。一次是十三世紀宋末元初，蒙古軍隊幾次攻破成都等數十城，大肆擄掠，“搜殺不遺”。川人長達三十多年的抵抗最終被入侵的元軍打垮後，許多縣“宋代遺民慘遭殺戮，或徙或逃，無復存者”，全川六百萬人只剩下不到一百萬。又一次是十七世紀明末清初，張獻忠造反、清兵入侵，兵禍綿延幾十年，人口由三百多萬銳減至五十萬。（１０）政府不得不組織往四川移民，謂之“湖廣填四川”。那兩次災難雖也屬人禍，與一九六○年的災難畢竟不同。一九六○年的中國，既無內亂、又無外患，卻餓死了那麼多人，真是中外古今歷史上絕無僅有之事！

魚米之鄉湖北也一樣，“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真可以說是風調雨順。”但是，“一九五九年春節之後……開始發現餓死人的事情。”（１１）這顯然也與天災毫無關系。

一九五八年大放糧食“高產衛星”時，河南省偃師縣嶽灘大隊負責人劉應祥怕當“白旗”，不得不虛報產量，宣布全大隊平均“小麥畝產千斤”。可是他和幾位大隊幹部同時做了個手腳，壓縮了該隊的耕地面積，這樣總產量就沒有誇大，於是也不用把口糧拿去充“余糧”上交了。結果是：“隨後兩年河南不少地方出現大量非正常死亡時，嶽灘大隊沒有餓死一個人。”（１２）這個例子從反面證明了災難非由天災所致。

非正常死亡與天災無關，若以縣為單位來分析，可以看得更清楚。以每六個人就死了一個的安徽全椒縣為例，一九五七年、五八年、六○年都沒有天災，僅一九五九年有輕度旱災，旱情比一九六六年、六七年兩個夏天都輕得多。“人口死亡率超過歷史最高水平”的四川井研縣也是這樣，一九五八年沒有天災，五九年僅有輕度水災。一九六○年的夏旱與一九四三年程度相同，遠不如一九三七年的旱情嚴重，也是不該死人的輕災。可是每八個人就餓死了一個。（１３）

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甘肅武山縣，那幾年什麼天災也沒有。從一九五八年起，公社食堂就“吃飯不要錢”，放開肚子吃飯，一直吃到一九五九年底。直到糧食吃光、發現要不要錢都沒飯吃的時候，已為時太晚。三分之一社員死去，與老天爺毫無關系。雲南昆明郊區撒梅族人集居的阿拉人民公社也是這樣。二十年後一位學者前去調查時，人們告訴他，那幾年氣候好得很，四季如春象往常一樣，可是該公社也死了數百人。（１４）

一九六○年七月三日，貴州省委書記李景膺向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匯報“遵義事件”，說遵義大批人餓死“主要責任在於縣、市委。”“第一，他們……以粗暴的辦法扣發口糧，大搞反瞞產運動。第二，他們報喜不報憂……第三，對人民生命漠不關心。第四，混進幹部隊伍裏的壞分子、反革命分子、反社會主義的富裕中農乘機進行破壞，殘害人民。此外，從遵義地委來說，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１５）他完全沒有提到天災。可見貴州一九六○年春嚴重的非正常死亡也不是天災造成的。

全國普遍餓死人的災難始於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許多地方秋收甫結束、糧食被“國家征購”後不久就開始了。廣西扶綏縣是個典型的例子。“素稱魚米之鄉的那江公社板包大隊……秋收後口糧標準由上半年每月人均三十市斤下降到二十市斤谷……死亡率達百分之八點七”。（１６）

從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年夏收前那幾個月間餓死的農民不是天災的受害者。一九六○年是否有“自然災害”，與這場災難無關。一九六○年的天災只是使饑饉持續而已。一九六○年，整個華北幹旱，山東亦幹旱少雨，一九六一年夏收因而大幅減產，比一九六○年減產了一半。但早在那之前一年，山東的農民已成百萬地餓死，與老天爺的確無關。河北省的天災也是在一九六○年，位於北京西北方一百公裏處的官廳水庫，水位降到死水位以下。（１７）但在那幹旱發生之前，大批河北農民已經死去了。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期間，彭德懷曾在筆記裏抨擊毛澤東的政策：“出口過多，並且一度在國外采取傾銷政策。”“為了完成豬肉出口任務，規定農村三個月不殺豬”（１８）（三個月內禁止農民殺豬自己吃）。彭抓住了問題的癥結。大量出口搞征購得來的糧食，正是一系列導致數千萬農民餓死的錯誤中極重要的一環。

與一九五七年相比，一九五九年的糧食產量減少了一千五百萬噸，出口卻增加了二百二十三萬噸，比一九五七年多了一倍以上。（１９）這完全超出了當時中國的國力。出口的糧食很大一部分是各省搜刮的農民的口糧。僅那增加出口的二百二十三萬噸糧食就夠四千萬人吃幾個月，足以從一九五九年求熬到一九六○年夏收。然而，這些糧食都被地方幹部當做大躍進的偉大成果交給了國家，轉而被政府運到國外去換硬通貨了。

進入一九六○年，各地農民正成百萬成百萬地餓死，中國的糧食卻在一船船地運往國外。一九六○年又出口了二百六十五萬噸！（２０）

要是留下出口的糧食，哪怕只把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出口的六百八十萬噸糧食留下一半（六十八億斤），送到缺糧最嚴重的地區，瀕臨餓死的農民是可以得救的。然而，這不可能。因為中共中央的管家周恩來對糧食情況兩眼一摸黑。一九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即餓死人的最高峰時期，中共中央竟發出了這樣一個樂觀的文件：“當前糧食形勢好得很。國家糧食庫存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底三四三億斤的基礎上，一九六○年六月底將達到五百億斤……”而實際一九六○年六月底，全國的糧食庫存僅一百二十七億斤，少得甚至不敷糧庫的鋪底和正常周轉。正是在對糧食不摸底的情況下，周恩來作出了一個極其荒誕的決定。當時外貿部有人主張在國際市場拋售黃金，換取外匯購買糧食，可是周恩來卻認為黃金價格正低，是買進的好機會。他說“黃金不能賣，我們要以黃金作後盾”，結果非但不賣，反而購買了幾十萬兩黃金。（２１）

當時，只要十斤糧就能救濟一個人不死，若周恩來將那筆購買黃金的錢用去購買幾十萬噸糧食，一九六○年絕不會有那麼多“非正常死亡”的。而殘酷的事實是：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間，中國出口了六百八十萬噸糧食，購買了幾十萬兩黃金，農民則餓死了三千五百萬。

以安徽為例，該省死了那麼多人，同一九五九年冬出口了四億斤糧食就很有關系。（２２）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說一九五九年糧食可以“搞到一萬五千億斤，農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糧食多了吃不完”時，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跟腔說“我們擔心農作物的出路問題”，好象安徽的糧食多得成了災。當時若留著那四億斤糧食不出口，用於接濟缺糧最嚴重的三分之一的人口，每人可分得四十多斤，那些“非正常死亡”們完全可以挺幾個月熬到夏收而活下來的。

當然，也可能安徽省的國家糧庫有的是糧食，並不在乎賣了那四億斤糧，問題就是沒有及時開倉放糧。所以一九六二年初劉少奇處理安徽問題時曾說：“（一九）五九年調（安徽的）糧食是中央叫調的，死人同調糧食有關系，但不完全是糧食問題，其他政策不當也有關系，例如：收回自留地、幹部作風不好，水利搞那麼多。”（２３）

甘肅餓死十分之一人口之後，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錢瑛率領的工作組就發現甘肅餓死那麼多人完全是由於省委“肆意弄虛作假，騙取榮譽，不關心群眾疾苦，征收過頭糧所造成的。”當年征購入庫的糧食後來有百分之四十又返銷給了甘肅農民，但那是餓死人之後的事了。（２４）

全國各省大同小異，廬山會議後的“反右傾”、“反瞞產”，橫征暴斂之殘酷、之普遍，使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望塵莫及。一九六一年五月，劉少奇在他老家湖南老家對鄉親們說：“中央只曉得多征糧，搞得下面沒飯吃，家破人亡。”（２５）真是一語中的！

從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開始，無數農民成為餓殍，僥幸活下來的農民也因饑餓而無力操持農活，荒廢了農作物，有的幹脆就沒有種上。正如當時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所說，春耕季節，“地裏看不見人跡，村裏看不見炊煙”。這是第二年大幅減產的根本原因。恰好一九六○年風不調雨不順，而饑餓的農民無以對付天災，抗旱、排澇都談不上。河南省一九六○年農業產值下降三分之一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２６）一九六○年是有天災，但這不是當年大幅度減產的首要原因，更與死人無關。

一九六○年春天，國家倉庫裏還有糧食，問題是縣委書記怕不怕戴“右傾”帽子。譬如作家趙樹理當時在山西陽城縣任兼職縣委書記，在“反右傾”的聲浪中，他堅請上級撥給糧食，及時分發，救了不少人。趙在幾年後的文化革命中被鬥爭、整死前，有人到陽城縣去收集趙的“罪行”，老百姓不予合作，說：“要不是趙樹理，我們早餓死了。”（２７）可見，當時只要縣委書記們如實向上報告，還是可以得到“返銷糧”的。

當然，也有縣委書記向上伸手而要不到糧食的情況。河南省唐河縣陷入大饑饉時，縣委書記畢可旦曾五次要求上級撥給五百萬斤糧食救急，可是南陽地委無動於衷。畢可旦一粒糧食都沒要到，反被點名批評為“反瞞產私分”不積極。結果他只好眼睜睜地看著子民一批批地活活餓死。後來畢可旦全家跳井自殺，還能博得一些人的同情，原因也在於此。

據當時的河北張家口地委第一書記胡開明回憶：“鑒於蔚縣死人太多，省委工作隊……來到蔚縣……調查解決餓死人問題。他們驚異地發現，在大多數公社死亡人數急劇增加的情況下，陽原片（丁註：蔚縣後分為蔚縣和陽原縣，陽原片指現在屬陽原縣的部分）卻死人很少，特別是東城公社情況最好。”原來東城公社的書記武萬升瞞著縣委秘密放糧，從公社的儲備糧中分給每個農民十斤，由社員領回家食用。相鄰的公社聞訊，也秘密放了糧，今陽原縣的農民就是這樣獲救的。（２８）可見只要幹部不在乎“右傾”帽子，不怕引禍上身，農民是不致餓死的。

反對虛報產量、把農民的口糧當做“余糧”交上去邀功的幹部各省都有。但他們往往要為說實話付出代價。山西河曲縣委第一書記劉毅將本縣虛報產量後征購的二百萬斤糧食壓住，不讓上交，結果不僅被撤職，中共中央還發了個一九六一年第六六三號文件，把他“隱瞞產量”的問題通報全國。（２９）

由於“反右傾”運動清洗了一大批體察民情、敢講真話的幹部，許多幹部打腫臉充胖子，寧可讓老百姓餓死也不願向上級承認缺糧。餓死四萬人的江蘇寶應縣就是一個例子。若不是縣委書記徐向東“死官僚主義，省裏撥給他糧食他不要”（當時的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語），寶應的四萬農民是不會被困在家中活活餓死的。（３０）

這個例子絕非個別。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就曾在一九六一年的一個會議上這樣說：“省委曾經三申五令，要求各縣如果糧食確實不夠，會發生人口死亡時，應該如實向省委報告，省委可以保證各地每人每月安排口糧。但是，不少的縣既沒有反映情況，又沒有很好安排群眾生活，其結果在去年春天多死了一些人，而且超過了百分之二的死亡率，這難道還不應該追究責任嗎？”（３１）他所說的“多死了一些人”的地方應包括死了兩萬人的德慶縣，但所謂“追究責任”，只不過是撤了縣委書記的職而已。

江渭清和陶鑄提到的“死官僚主義”的縣委書記、地委書記們，對子民餓死的情形知道得一清二楚。為了護住烏紗帽，他們竭力掩蓋真相、封鎖消息，以免餓死人的實情流露出去。譬如安徽有的地方對死了的人規定“四不準”：一不準淺埋，要深埋，上面種莊稼；二不準哭；三不準埋在路旁；四不準戴孝。”（３２）由於民兵把守了交通要道，郵政局也奉命截扣告狀的信件，地方幹部成功地把農村餓死人的實情掩蓋了很長時間。

城市回鄉探親或外界去搞調查的人雖可將消息傳開去，但反右傾運動搞得人人自危，敢說實話的不多。譬如有個省的軍區副司令員一九六○年到省內一個去檢查工作，了解到該縣餓死了三萬多人。但他回到省裏卻不吭聲。有人問隨該司令去那裏的一位處長為何不反映情況時，他答道：“首長不敢反映，我也不反映。”（３３）

在黨組織的嚴密控制下，就是敢講話的也未必能幫農民做些什麼。河南省民政廳辦公室主任去信陽調查，見到農民餓死的慘狀後，回到省會鄭州向民政廳長和省委監委書記呼救。可是上司毫無反應。他決定親赴北京向中央面陳，可是剛到火車站就被省裏派去的人截住，終於沒能去北京。

不過，那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將農民困在家中餓死，那是有中共中央文件作依據的。一九五九年三月，即張聞天夫人說“雲南、海南島都發出了餓死人的警報”時，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了一個“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所有未經許可即離開鄉土、“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民都是“盲流”。這是一九五六年農村搞社會主義之後出現的新名詞。但自一九五六年底周恩來簽署《國務院關於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以來，文件發了不少，“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現象”卻一直解決不了。現在這份新文件口氣強硬，不僅要制止農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將“盲目流入”城市和工業礦山地區的農民收容、遣返。

中央文件一下，全國都大抓起“盲流”來。除少數流落到東北、內蒙、新疆等地，成為最下等的苦力和新社會剝削對象的農民幸運地被準許“不予遣返”外，為求吃飯活命而浪跡各城市、林區、礦區的農民都是“盲流”，都在清理之列。其中數進入城市的遭遇最慘；城市越大，其遭遇越慘。因為大城市有外國人往來，當局不願讓“外國朋友”看到他們，而收容遣返他們後，他們還是會設法往外跑，於是有些城市索性將他們成百上千地押往勞改農場。名曰“收容安置”，實則將他們視作勞改犯，與真正的犯人無異，盡管他們的唯一罪過只是未經政府許可“盲目外流”而已。

那些本來就唯恐餓死人的情況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把守交通要道、禁止饑民外出“盲流”了。譬如信陽地委指令各縣“消滅外流”後，駐馬店鎮執行命令，強制收容外逃的農民，收容了又不給飯吃，“造成死亡三百五十余人的慘案”。潢川縣公安局長馬振星下令將扣留的“盲流”投入監獄，餓死了二百多人。（３４）

不許農民逃荒尋活路，將他們困在家中活活餓死，這是歷史上從沒有過的。一九六一年一月，在安徽鳳陽縣新縣委召開的批判原縣委書記的大會上，考城大隊農民王家來這樣控訴道：“我們大隊原有五千多口人，現在只有三千二百口人了。日本鬼子來了我們也沒死這麼多。那時我們還能跑，一九六○年我們哪兒都不能跑。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３５）

當然，成功外逃的人總還有。但那時城鎮居民也都吃不飽，“盲流”們很難討到食物充饑，不少人千辛萬苦到了城裏，最後還是餓死。據北京作家黃秋耘回憶，當時“在北京前門外的某些貧民區，例如龍須溝、金魚池一帶，幾乎每天都有餓死、凍死在街頭的人，其中多數是從附近農村逃荒來的。”（３６）

在黨的控制力稍弱的邊疆地區，把關堵道不那麼容易，老百姓逃出生天的機會才比較大。所以，在千萬人餓死時，邊疆部分人民逃離中國，尋到了活路。從一九五八年大躍進起的幾年間，雲南邊境不少居民逃到了國外。如雲南潞西縣景頗族聚居的三臺區與緬甸接壤，“許多人對社會主義產生懷疑，大量外出緬甸。”一九六○年，閻紅彥調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後曾說：“邊疆跑人多，震動很大”，“跑人問題，跑了那麼多人……”可見問題之嚴重。廣東毗鄰香港，起先，人民逃往香港途中被堵截抓獲者都是五花大綁往回押，有的人還未到收容站就倒下不起了。後來省委第一書記陶鑄決定放百姓一條生路，指示“對逃港者不要武裝扣押，不要武裝堵塞，不要捆綁……”（３７）結果兩年間至少有十萬廣東人成功地逃出中國，投入了殖民地香港的懷抱。

一九六二年四月，新疆邊境塔城、裕民、霍城六萬余人逃往蘇聯。那固然與蘇聯暗中挑唆有關，也有一定的民族因素，但根本原因還是大躍進人禍使那裏的百姓也淪於缺吃少穿的境地，蘇聯人用面包、黃油一誘惑，對人民公社失了望的邊民們連同中共的縣委書記、縣長們便不要自己的家和國，逃亡了。對這件事，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就如實說：“因為這幾年新疆少數民族生活太苦了，吃的少了，穿的也比以前少了，所以發生了叛亂。”（３８）

註　釋

(1)一九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中共四川省委員會主辦的《上遊》一九六○年第九期第一頁。
(2)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中共黨史學習文獻簡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第一六二頁。
(3)一九三九年版，陳高傭編。
(4)劉真《在黃陵的周圍》，香港《開放》月刊一九九三年三月號。
(5)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現代史》一九九四年第三期第二一九頁。
(6)中國國家統計局編《一九八三年中國統計年鑒》第二一二頁。
(7)《當代中國的湖南（上）》第一三三頁；劉少奇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8)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九日美洲《僑報》。
(9)一九八七年版《四川省情》（續集）第一五○八、一五一一頁；一九九一年版《灌縣志》第七十四頁。
(10)四川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李世平《四川人口史》。
(11)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二八七頁；《春秋》一九八九年第一期中，當時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的文章。
(12)《新華文摘》一九八一年六月號第一二七頁。
(13)一九八八年版《全椒縣志》第五十八頁；《井研縣志》一九九○年版第八十二、七十八頁。
(14)謝劍《彜族去來》，香港《明報月刊》一九八二年第七期。撒梅族為彜族之支系。
(15)一九六七年七月，國務院內務部“紅色造反聯絡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當權派李景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第十六頁。
(16)一九八九年版《扶綏縣志》第十七頁。
(17)一九八九年版《當代中國的山東》（上）第一九七頁；《當代中國的北京》(上)第二七九頁。
(18)彭德懷《為什麼要寫信給毛主席》，《新華文摘》一九九○年十一月號。
(19)中國國家統計局編的一九八三年《中國統計年鑒》第四二二、四三八頁。
(20)同上。
(2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四年匯編本第二七二頁；紅旗出版社《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曲折發展(1958-1965)》第三十四頁；中央文獻出版社《不盡的思念》第二六一頁。
(22)一九六八年安徽人民出版社《打倒黑霸王曾希聖》第五十九頁。
(23)一九六二年二月三日下午劉少奇在中央擴大會議上安徽大組會上的第二次講話，一九六七年八月首都紅代會“北京工業學院紅旗公社編印的《劉少奇瘋狂復辟資本主義的滔天罪行》第四十二頁。
(24)解放軍出版社《憶錢瑛》第四頁；一九八九年《甘肅省志•概述》第一四三頁。
(25)一九六一年五月六日，劉少奇在湖南寧鄉炭子沖村的講話。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徹底摧毀劉、鄧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委員會”編印的《徹底摧毀劉、鄧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第六次批判大會發言稿)第十八頁，《揭開劉少奇湖南之行的黑幕》。
(26)一九八六年一月六日《人民日報》。
(27)《新華文摘》一九八三年第十一期第一八五頁。
(28)《中共黨史資料》第三十九集第八十九頁。
(29)一九八九年版《河曲縣志》第二十六頁。
(30)《新華文摘》一九八五年十一月號第一六八頁。
(31)一九六一年七月六日廣東省委三級幹部會議，《陶鑄文集》第二三七頁。
(32)吳象《“要吃米找萬裏”民謠的來龍去脈：農村改革為什麼從安徽開始？》，《炎黃春秋》一九九四年第八期。
(33)《羅榮桓元帥》第九三九頁。
(34)一九八九年版《駐馬店市志》第一編•大事記第二十五頁；史川《“反瞞產是導致人口大批死亡的主要原因—從中共內部文件看毛澤東怎樣把農民推向絕境》未刊稿。
(35)伍仁編《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卷三第六十三頁。
(36)黃秋耘《風雨年華》。
(37)一九八一年群眾出版社《上訪通訊》編輯室編《春風化雨集（上）》第三○六頁；《光明磊落、耿直剛強—閻紅彥傳》；《當代》一九八九年第一期第一一五頁，《逃港者》。
(38)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現代史》一九八九年第八期第一六八頁；一九六七年十月國際關系學院革命委員會批楊戰鬥隊編印的《三反分子楊尚昆的罪惡家庭及反動言論摘編》第十九頁。

發稿：2005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