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說黨史中的神話

中國共產黨名義上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成立的，到今年的七月一日，它就滿八十四歲了。說「名義上」，是因為中共成立的日子並非七月一日，而是「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初」（《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年）》，中央文獻出版社，二○○二年，北京，P85。以下簡稱《年譜》）。

一個走過了八十四個年頭的政黨，連它的生日，居然都是假的。中共大規模篡改歷史是從延安整風開始的，一九四五年在中共六屆擴大的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則是其集大成者。

《決議》是毛親自主持炮制的。他不但把自己打扮成一貫正確，而且不顧羞恥地胡吹遵義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遵義會議後，黨中央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政治路線，是完全正確的。」（《中共中央文件選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北京，P22-23）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又把毛澤東及其吹鼓手們炮制出來的神話重復一遍。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

當年參與炮制《決議》的胡喬木在四十多年後，終於「天良」發現，承認該《決議》「實事求是不夠」（《筆記》P643）。所以中央黨史出版社在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胡繩主編、胡喬木題記、鄧小平題簽），就對遵義會議作了如下改寫：

遵義會議在事實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這次會議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成為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P127）

但是欲蓋彌彰，「事實上」三個字正好戮穿了他們繼續推行個人迷信、神化毛澤東，為了維護他們自己的特權和既得利益而死抱毛澤東sT屍的卑劣用心。

「遵義會議」所產生的核心是張聞天

現在終於有人出來拆穿這個謊言了。他就是張聞天的秘書——何方先生。一九二二年出生於陜西臨潼，「十五歲參加革命，十六歲入黨」的何方先生，以八十三歲高齡，於去年完成了七十多萬字的巨著《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以下簡稱《筆記》），並於二○○五年四月由香港利文出版社出版。

何方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十七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並沒有確立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確立的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黨中央的集體領導。」（《筆記》P3）

在遵義會議上，首先是博古向大會作報告，接著是張聞天作《反對「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通稱《反報告》），會議委托張聞天起草《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撤銷了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決定仍由中央軍委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為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下最後決定的負責者。

毛澤東只是「經張聞天和王稼祥的提議，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從此進入黨的領導核心罷了。在常委分工時，仍然是由於張聞天的提議，毛澤東被指定為軍委書記，「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年譜》P443）

《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中，多個當事人對毛當時角色的說法都是很明確的，就是「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定的負責者」，「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P42）

毛不可能領導中國紅軍

開遵義會議的時候，「中國紅軍」是分散在幾個「紅色區域」的，跟中共中央一起行動的只有一方面軍（即「中央紅軍」）。張國燾領導的四方面軍、賀龍領導的二方面軍以及跟中共中央斷了聯系的留守江西蘇區的部份紅軍，都是中共中央所無法指揮的。即使二、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後，中共中央也仍然領導不了張國燾的四方面軍。陜北紅軍的存在是中共中央到達哈達浦之後才知道的。「可見，說確立對全軍的領導本來就是一句空話。」（《筆記》P4）

經總書記張聞天提議、政治局討論通過，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由中央軍委成員朱德、周恩來、王稼祥簽發命令，「委托朱德同志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同志為前敵政治委員」，但仍明確周恩來是軍事上下最後決定的負責者。（《周恩來年譜（1898-1949）》，P273。《筆記》P5）由此可知，這時候的毛澤東連一方面軍也指揮不了。毛在二十多年後對林彪、劉少奇和楊尚昆反對由他指揮軍事還耿耿於懷。他甚至懷疑彭德懷在遵義會議後要奪他的權等等，都證明了「毛領導全軍」屬欺人之談。

毛何時才真正抓到軍權？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三人軍事領導小組」，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直屬於中央軍委，組長由中央軍委主席周恩來兼，全權負責軍事。毛澤東得以進入三人小組，也是由於「張聞天的堅定支持」（曹英：《龍爭虎鬥——中共領導人權力鬥爭紀實》，名流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香港，P453）。至此，毛對中央紅軍不過是參與領導而已，不但談不上領導全軍，連領導一方面軍也談不上。

毛開始走上中央紅軍的最高領導地位，是在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九日召開的最後一次沙窩會議上，因周恩來生病，張聞天提議常委分工由毛澤東負責軍事，特別是九月十二日的俄界會議決定將北上紅軍改編為陜甘支隊而由毛出任政委之後。張聞天在一九四三年的《反省筆記》也證實，「出了草地以後，三人團實際上已不存在（恩來病了），一切行動全權由毛澤東同志負責。他領導全軍打出了臘子口難關，到達了甘南的漢人區域。」（《筆記》P6）

中央紅軍抵達陜北，標志長征結束。中共中央十一月三日在下寺灣召開政治局會議，又是在張聞天的提議下成立新的中央軍委，名義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以毛澤東為主席，這才正式確定毛澤東對一方面軍和陜北紅十五軍團的領導。因為張國燾「鬧獨立」，二、四方面軍仍未到陜北，有些紅軍又失去聯絡，所以，「對全軍的領導」也仍然談不上。

二、四方面軍與一方面軍會師後，中央軍委進行了改組，毛為主席，周恩來、張國燾為副主席。何方以為，這時雖然實現了統一指揮，但領導關系在公眾印象中還不夠明確，有些責任還分不清。例如西路軍的失敗，責任在中央軍委還是在張國燾，就長期說法不一。明確和穩定地確立毛澤東對全軍的領導，還是在抗戰爆發後的洛川會議上。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二十五日在洛川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成員增加為十一人，以毛澤東為主席，朱德、周恩來為副主席。四方面軍被整垮，張國燾被貶斥，毛澤東才算抓牢了軍權，從此成為中共的終身軍委主席和中共軍隊的終身統帥。

質疑確立毛對全黨的領導

為什麼不能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的領導？何方從八個方面進行論證。

一，遵義會議選出的總書記是張聞天。毛是五屆五中才由候補政治局委員轉為正式委員，其黨內地位在中央書記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之下，且受「左」傾軍事路線的排擠，無甚實權。所以雖然通過「反黨小派別活動」，把張聞天、王稼祥從所謂「左」傾中央分化出來，但仍然要委托張代表他和王稼祥在會上作《反報告》。這就是使會議推舉張聞天起草《決議》和取代博古擔任總書記，成為順理成章的事。

一貫掠人之美的毛，尚且不敢把《遵義會議總結報告》收入《毛澤東選集》，說那是張聞天起草的。但那些為虎作倀的人卻不肯死心，竟造謠說《總結報告》是張根據毛的意見寫的，可是又提不出證據來。陳雲把張的總書記改為「負總責」，企圖抹殺張聞天的歷史地位以突出毛澤東，但終為許多知情人所否決。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七日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宣讀的《悼詞》，也不得不承認張在遵義會議上作過《總結報告》和「被選為總書記」。（《筆記》P50）

二，在遵義會議後的幾年裏，都是張聞天召開和主持中央會議。有人統計過，張召開和主持的中央會議，前後多達一百三十七次。即使《毛澤東年譜》，對於毛出席和參加、主持和召開各種會議，還是有嚴格區分的。遵義會議之前和之後一段時間，毛參加中央各種會議一律用「出席」。一九四三年三月中央機構調整後，則一律用「主持」。

只有一次例外，《年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寫的「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西安事變問題」，與事實不符。這天的會議也是由張聞天召集和主持的，地點仍舊在張的住處。張聞天是有職有權的總書記，霸道如毛澤東，在條件未成熟時，還是不會違背制度擅自「召集會議」的。例如，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曾致電張：「提議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新的行動方向及其它與其關連的問題」（《年譜》P538-539）。

毛是個忘恩負義的人

三，遵義會議後三四年，代表中共中央同各方面聯系與處理重大問題的，是總書記張聞天。例如和共產國際、各地紅軍和黨組織的聯絡，派遣和任免重要幹部、決定方針政策等等，其中成立陜甘寧省委派李富春為書記、成立甘肅省工委以劉曉為書記、派戴季英去陜南建立省委等，都是張主持會議作了決定後，再電告毛、周的。
即使對毛的分工和任命，也是張建議和提交政治局或常委會討論決定的。從遵義會議上增補毛為常委到下寺灣會議毛當選中央軍委主席，無不如此。（《筆記》P10）張聞天真是毛的大恩人，但毛後來卻那樣作踐和羞辱張聞天，也算得是天下第一等忘恩負義的人。

四，從政治領導和決策過程看張聞天的核心地位。把毛澤東和張聞天兩個人的《選集》、《文集》和《年譜》作一個對照，就可以明顯看出，各人在政治領導和決策中的作用了。如一九三五年甚至到一九三六年，在整個形勢和政策方面張的重要文件極多，毛幾乎是空白。其間著名的《抗日救國宣言》、《關於改變對富農政策的命令》等，都是張聞天起草和發布的，毛只是表示同意和提出些修改意見。再把六屆六中全會前後毛的著作作個對比，那麼核心和非核心、為首和不為首的區別也很明顯的。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毛在討論西安事變問題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提出了要「除蔣」、「審蔣」的主張。兩天後以毛領銜的《紅軍將領致電南京國民政府諸先生》仍呼籲「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年譜》P623），而張則主張「不采取與南京對立方針」、「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統一戰線」。後來事態發展證明，中共執行的不是毛的主張，而是張提出的方針。

從遵義會議以後的一些重要會議，例如一九三六年三月晉西會議、一九三七年八月洛川會議等，也都是張聞天作政治報告和結論，毛只按分工作軍事和統戰方面的報告。有大量的事例證明，至少在一九三八年之前，張聞天還是名副其實的中共總書記。（《筆記》P14）

毛當年承認張是領導核心

五，遵義會議後以張聞天為首的中共中央是公認的，毛本人在當時也是尊重這個事實的。

一九三六年張聞天曾以書記處名義把以他為首的政治局及其常委名單呈報共產國際，並得到共產國際的承認。延安整風前，名次排列雖不很嚴格，但絕大多數都是張聞天排第一位，有「洛博周毛」、「洛毛周博」，也有「洛恩博澤」，但極少以毛澤東打頭。毛到陜北後常對人說，洛甫這個人講民主，開會讓人暢所欲言，作總結時能把我的意見總結進去，我送他一個雅號，叫做「開明之君」；還稱張的夫人劉英為「娘娘」，而自封「毛大帥」。這都說明毛在當時並未「領導」過黨中央，而是在張聞天這個「有道明君」領導之下。毛一輩子開囗「實事求是」，閉口「要做老實人」，偏偏他自己就是大大不老實的狂人。

何方先生的真誠懺悔

六，毛澤東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六日的一次講話中提到，我們黨的歷史上有五朝領袖，第一朝是陳獨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發（實際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即張聞天）。這恰恰打了他自己一記耳光，既然「遵義會議後，黨中央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了，哪裏還有什麼「第五朝是洛甫」？如果洛甫是第五朝領袖，那他毛澤東又憑什麼資格「領導黨中央」？

七，遵義會議後，毛的領導地位並沒有得到普遍承認。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十四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就顯得十分孤立，他曾對利瓦伊漢說，「我的命令不出這個窯洞。」一九三八年三月政治局會議上，毛的「王明同志不能到武漢去」的提議，就被大多數否決。

劉少奇一九三九年寫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九四一年寫的又在一九四三年作了修改的《論黨內鬥爭》，就沒有一處引證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在延安整風前的文章也沒有引用毛的語錄。

八，最後何方先生指出，說遵義會議確立的不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集體領導，而是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不但有悖歷史事實，而且有損中共及其包括毛澤東在內領導人的形象（《筆記》6-23）。

非常感謝何方先生，以耄耋之年，仍辛勤筆耕，以五年的時間寫出了這部《黨史筆記》，給後人和歷史留下了認識中共及其領袖們珍貴而豐富的史料，更令人感動的是他嚴格地解剖了自己。他對自己由於私心雜念而揭發批判過張聞天表示懺悔，並通過研究中共歷史，恢復其本來面目來贖罪。這種徹悟，沒有一點道德勇氣是做不到的。

(《爭鳴7月號》)

發稿：2005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