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志新慘死的驚天內幕（下）

1月9日。張志新寫下遺書，準備自殺。被發現後，嚴加監視，並召開批鬥會，批判她“以死向黨示威，對抗運動。”

批鬥會上，質問張志新：“你昨天寫的所謂遺書，是什麼意思？”

張志新：“那是不對頭的。”

問：“在遺書中的觀點，你認為是對的嗎？”

張志新：“這些觀點，我認為是應允許存在的，應在今後的革命實踐中去證實是不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

問：“哪些觀點需要在實踐中證實？”

張志新：“兩個司令部鬥爭問題，打倒那麼多人的問題，這裏面有些肯定是對的，但有些不一定對。”

問：“你在遺書中認為你是正確的，但為什麼想死？”

張志新：“從我自己來想，是不想死的。但覺得我的想法，在時間、地點上，是得不到寬恕的。革命非常時期，革命就要堅決處理。”

問：“你的所謂遺書，是認罪還是示威？”

張志新：“我認為自己問題嚴重。”

問：“怎麼嚴重？”

張志新：“我當時的想法、思路、立場。”

問：“你是一面派，到底是哪一面？應該明確，有個鮮明態度？”

張志新：“我的立場確實沒有站過來，還是站在劉少奇的『反動路線』一邊。”

當追問曾真對她的影響時，她意識到，她的不幸必會株連家人。她向審問她的人說：“我的思想觀點與曾真無關”，並表示考慮要與曾真離婚。

1969 年8月張志新被捕，關押在瀋陽看守所，不讓家人、親屬探視，與世隔絕了。同年11月，已被監視、審查的曾真被遣送建昌縣農村插隊落戶。他帶著兩個孩子離開瀋陽。1970年8月，張志新被判無期徒刑，投入瀋陽監獄強迫勞動改造。一年多後，曾真無奈被迫提出離婚。當法院下達的離婚判決書送到監獄時，張志新平靜地說：“離不離婚，對我來說已沒有什麼意義了。』從張志新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直1975年4月4日被槍殺，一直被與家人、親屬完全隔絕。曾真在 10年漫漫風雨歲月裏，也是九死一生，但他終於把兩個孩子拉扯成人。1978年春，他和兩個孩子回到闊別8年多的瀋陽。

■一場無法結束的悲劇

張志新的家人和親屬現在如何呢？這是許多讀者關心的事。

最近陳禹山探訪了張志新的妹妹張志勤和張志新的丈夫曾真。他們都在北京。

陳禹山說：曾真已年愈古稀，消瘦，背也有點駝了，與當年所見相比，判若兩人。他獨身一人住在北京的一個居民小區。他住在一棟多層樓房的七層，房子沒有電梯，他每天沿著樓梯爬上爬下，上街買糧，買菜，自己做飯。他請了鐘點工，每周上家裏來搞一次衛生。他就是這樣孤苦伶仃地打發自己的晚年的日子。曾真說：兩個孩子，林林、彤彤現在美國。他們都已成家。彤彤只在填寫個人資料時，才寫上“幼年喪母”，但從不向人提起自己的母親是誰。林林也不願意再提及當年的苦難。

張志新在給曾真的訣別信中，要他“徹底”把她“忘卻”，“重新開始新的生活”。曾真說：“徹底忘卻過去，對我來說，實在是難以辦到的事情。”

30多年來，曾真一直沒有結婚，沒有“重新開始新的生活”。他不可能走出這個悲劇的陰影。

張志新的妹妹張志勤雖然有一個完整的家，但她身體不好，患有心臟病等多種疾病。與許多六旬的同齡人相比，她顯得衰老多了，走起路來也不那麼靈便，上樓梯更顯得吃力。她已退休。她原是中央樂團首席小提琴手，國家一級演員。她出身音樂世家。小時候，她就和大姐志新，二姐志惠一起組成小樂隊參加演出。她們成為聞名津沽的“張氏三姐妹”。張志勤說，大姐是彈六弦琴的，但小提琴拉得也不比她差。波隆貝思庫的《敘事曲》是大姐生前最愛拉也最愛聽的曲子。

當年張志勤談起大姐，常常聲淚俱下，現在卻常常沈默寡言。她給了陳禹山一份關於張志新案件評論的資料，這是從一本書上影印下來的。資料上說：

張志新與秋謹同為反抗專制的傑出女性。可是與年輕的朋友說起來，許多人知道就義已一個世紀的秋謹，而對殉難不過二十幾年的張志新卻茫然無知。

細一琢磨，這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不可理解，因為在我們各種版本的歷史教科書裏，凡講到辛亥革命，秋瑾是多少都要提到的，而許多年輕人不知張志新為何許人，實在是她未被載入“正史”的緣故。

張志新的被忽略，或許可視為“正史”的尷尬。

說到張志新，同樣會感到尷尬的，還應有我們的“思想界”。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裏，迫於種種壓力誘惑，眾多職業的“思想家”們紛紛放棄了“思想”，臨陣脫逃，而讓張志新這樣一些不是“思想家”的人去孤立無援地支撐我們民族的頭顱並因此拋卻了自己的頭顱，這是無論過去多少年，我們的思想界都應為之臉紅的事情。

顯然，張志勤想要說的，或許正是資料上所說到的。

“慷慨就義易，從容就義難”。其實，慷慨就義也不易，這是生死攸關之事。只是免除了活受罪之苦罷了。張志新烈士是從容就義的。她經受了近7年鐵牢生活，受盡了肉體的、精神上的7年之久的種種摧殘迫害後才就義的，她始終不“投降”。她的意志是何等剛強，死的是何等悲壯慘烈，真不容易呀！張志勤深深感到“正史”對她姐姐的不公。但她能說些什麼呢？

最令人傷痛的是張志新親人們之間的反目。張志新的娘家人和張志新的丈夫曾真因了張志新的緣故，一直有著深深的矛盾。在張志新平反昭雪後，就很突出。當時，有的報刊宣傳刊登照片，把曾真抹去。中國青年報內參《青運情況》登過《張志新同志的女兒對張志新宣傳報道的意見》。文中說：

這裏我只想反映一個問題，就是對我父親的不公正態度……

去年新華社轉發我母親大量照片時，保留了所有的家屬和親屬，還有一些其他同志，惟獨抹去了我的父親。影響所及，全國照辦。助長了對我父親的誤解。據傳是徵求了我的一個親屬的意見……

我難以理解的是：究竟有多少根據把我父親從所有照片上抹去？明明是全家四人的照片，為什麼偏偏要改成三人？另一張在平反大會後懷念我母親的的三人像也不能發？我父親是個黨員幹部，涉及對他的態度，新華社為什麼不去徵求遼寧省委、我父親所在單位黨組織和廣大幹部群眾的意見，也不聽取在“四人幫”的時期真正直接受到迫害和株連的我們的家屬(家庭成員)的意見，而只是單單去問家屬？……

在我媽媽的冤案平反之後，省委從未否認我父母的夫妻關系，法院撤消了過去的離婚手續。媽媽雖已不能復生，但是，我們全家人都從心裏感到，我們四口人從政治上、法律上和感情上重新成為一家人了。這是粉碎“四人幫”的必然結果，也是壓在我們心底10年的願望。而有的人卻從他自己的狹隘觀點出發，想要人為地再把我們全家人分開，不允許我們徹底消除遭受迫害的痕跡，阻撓黨的政策的徹底落實。負責落實黨的政策重任的新華社、黨報和出版社，卻沒有站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和政策的高度加以抵制，這使我們不能不感到遺憾……

關於我父親同我母親離婚，這是事實，用不著回避。但這決非個人所造成！這種家破人亡的悲劇，是遭受“四人幫”殘酷迫害的直接結果，是社會造成的！

張志新的母親郝玉芝認為這份《意見》是曾真所寫，而以林林的名義發表的。她針對這篇文章，寫了一份數千字的意見。她寫道：

現就我和親屬們了解的與《意見》有關的一些情況加以說明，以正視聽。

(一) 《意見》稱新華社轉發志新照片時“惟獨抹去了我父親”、“據傳是徵求了我的一個親屬的意見”、“究竟有多少根據把我父親從所有像片上抹去。”我要說明，不登他的照片是我的意見(兒女們都同意)，原因是他“已經徵得志新和組織上的同意離了婚”，登他的照片在法律上是不合適的，況且沒有宣傳他的必要。在這裏我鄭重申明：據說他在事後辦理了撤消離婚的手續，事先我既不知道，事後我也從來承認過。因為我女兒已經無法表示自己的意見，不能將一方的意志強加於死者。至於法院批準的單方面撤消離婚是否合法，暫不在此述之。

(二)《意見》指責“負有落實黨的政策的新華社、黨報和出版社，沒有站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和政策的高度加以抵制。”志新事跡的意義絕不是表現在家庭中，她的光榮是屬於黨的，屬於中國人民的，當然也是屬於她個人的。眾所周知，黨的宣傳機構的領導和同志們做了大量調查，沖破阻力，以忘我的精神和對烈士深切敬仰的心情，大規模地宣傳了志新的事跡。僅僅由於在一個時期沒有登他的照片，《意見》就給黨的宣傳機構扣上一頂帽子，這究竟是為什麼？

郝玉芝寫道：

我的外孫林林失去母親時只有十二歲，以後的十年，活人給她灌輸了什麼東西呢？《意見》所反映出來的問題只不過是通過孩子之手，能怪孩子嗎？！我不想傷害孩子對父親的感情，但面對《意見》我若不將真相說明，難料孩子之手還會做出何等事來……

鑒於《意見》已經廣為傳播，有些不明真相的刊物冠以《父親無端受指責，女兒修書鳴不平》之類的標題轉發，我要求我的這篇東西也在同樣渠道予以披露，以正視聽。

這場筆墨“官司”沒有連續打下去，但問題與情緒一直困擾著這兩個不幸的家庭。張志新的母親郝玉芝已經去世，曾真、張志勤均已進入暮年。至今，他們仍受著張志新冤案給他們帶來的痛苦，心還在流血。

這是誰的過錯？誰的罪過呢？

張志新女兒林林訴說：死囚家屬學習班

1975 年初春的一天，刮著大風雪。瀋陽法院來了兩個人，通知爸爸、我和弟弟到縣城開會。爸爸和我牽著弟弟，冒著風雪來到縣城招待所。我們推門進去，屋內有暖氣，一股熱氣撲面而來。然而我心裏發顫，感覺比在風雪裏還要冷，瀋陽法院來的人要我們坐下，說是給我們辦個“學習班”。接著，一個人掏出《毛主席語錄》，翻開念了兩段語錄，內容我記不全，大意是一段講什麼階級鬥爭，一段講堅決鎮壓一切反革命的。然後提到我媽媽，並問了爸爸一些話。爸爸說幾年前他已同張志新離婚了，法院把孩子判給了他。法院的人問我：“你知道你媽媽在監獄中的表現嗎？”我搖搖頭。我確實不知道。我當時只知道媽媽是個反革命，是聽人說的。她怎樣反革命，我也不知道。媽媽被關進監牢後，爸爸上監獄送衣物，不讓見。姨父從北京來瀋陽，到監獄去探監也不讓見。自媽媽被捕以後，同我們的一切聯系都斷了，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瀋陽法院來的人大聲說：“你媽媽非常反動，不接受改造，頑固不化，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罪上加罪，政府考慮加刑。如果處以極刑，你是什麼態度？”

我楞住了，不知道怎樣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強裝鎮靜，強忍著淚。爸爸說過，不能在別人面前掉淚，不然就同媽媽劃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說：“如果確實那情況，政府怎麼處理都行。”

法院的人又問：“處極刑，收不收屍？張志新獄中的東西你們還要不要？”

我低著頭沒說話。爸爸又代我說：“我們什麼都不要。”

他們再也不問什麼了。兩個人啼咕了一會兒，一個人在寫什麼，另一個人在教育我，說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黨的政策是重在表現，要我和媽媽劃清界限。他要我說說對媽媽犯罪的看法，我說了，是照老師平時教導我說的。當時心裏很亂，說了什麼現在記不清了。

那個人把寫好的東西，交給同我談話的人，他們又嘀咕了一陣，又在上面寫。寫完之後，要我在上面簽字，按上手印。“學習班”就這樣結束了。整個過程，弟弟被嚇得不敢出聲，他靠著爸爸身旁，緊緊地抱著爸爸。

爸爸領著我和弟弟從縣城招待所出來，跌跌撞撞，頂著呼嘯的風雪回到家。沒有做飯，爸爸將家裏僅剩的一個窩窩掰成兩半，分給我和弟弟吃，說：“吃了早點睡覺。”

我靜靜地躺在炕上。爸爸獨個兒坐在小板凳上，對著燈發楞，他瞅了瞅炕上，以為我和弟弟睡著了，就慢慢地站起來，輕輕地把瀋陽家裏帶來的箱子打開，翻出媽媽的照片。看著看著，爸爸禁不住流淚了、我翻下床，一頭撲進爸爸的懷抱，放聲大哭。爸爸拍著我，說：“不能這樣，不能讓鄰居聽到。”聽到哭聲，弟弟醒來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緊緊地摟在懷裏。這一夜，我們不知流了多少淚，卻不能大聲哭。

……

這真是人間至痛的往事，令人不堪回首。林林所談在學習班上，瀋陽法院的人要她簽字並按手印的那份“筆錄”，後來在張志新的案卷中找到，特摘抄如下：

……

曾林林：剛聽說張志新犯了反革命的罪行，我當時感覺會影響我進步的。這下可完了。但經過學習提高了認識，母女關系是有階級性的。她雖然生了我，是我的母親，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母親了，已是我的敵人了。她反黨反毛主席，我們就和她鬥爭到底。我後來經過學校老師和家長的教育，我已認識到她反革命，我和她劃清界限，並不會影響我的進步。

問：張志新實屬死心塌地，罪大惡極，你們有什麼想法、看法？

林林、彤彤：堅決鎮壓，把她處死刑，為人民除害。我們連屍體也不要，政府願意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我們都擁護。

對於張志新在監獄的還有什麼財物，我們什麼都不要，這有(由)政府處理

……

那一年，彤彤不滿10歲，而林林也未滿18歲。這份筆錄就算不是法院來人的“傑作”，但在那樣的年代，彤彤和林林除了這樣說，又還能說些什麼？擺在他們面前的只此一種選擇。

（中國新聞網）

發稿：2005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