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抒：從“大躍進”到大饑荒 (五)

【明見網7月27日訊】一九六○年前後死於饑饉的人數所以空前，還由於有個史無前例的公社食堂。

一九五八年公社食堂“吃飯不要錢”，實行了沒幾個月就險象叢生，各地開始零星餓死人。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張凱帆是安徽無為縣人。一九五九年七月初，他回到老家食堂，發現已有不少人餓死，氣得斥罵縣委書記：“你把人還給我！”他應農民的要求，下令解散了無為縣的幾千個食堂。那時，公社食堂的弊病有目共睹，毛澤東也同意作政策調整，在食堂問題上對農民作些讓步。一九五九年五月間，中共中央明文規定，“糧食分配到戶，各人自願參加（食堂），口糧依人定量，結余全部歸己”。六月十三日，毛澤東在他主持的一個中央會議上還表示：“食堂，保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人吃就可以了……糧食要分給本人，你願意吃食堂，就自願參加，不願意可以不參加。”六月底他訪問老家韶山沖，當鄉親們明白表示對吃食堂不滿意時，他沒有打官腔，只說了一句“食堂不好可以散嘛”。他前腳離開韶山，後頭韶山的公社食堂就散了夥。但是，才過了不到一個月，為了批判彭德懷，他轉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彎，將解散食堂的主張斥為“反社會主義”。並把和他一樣解散了老家公社食堂的張凱帆定成了“混進黨內的投機分子”，說他“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用陰謀手段來達其反動的目的”雲雲。（３９）（題外話：黃山玉屏樓門額的題字是張凱帆書寫的；筆者一九七二年登黃山時，“玉屏樓”三個字還在，張凱帆的名字已被斫去。現在不知恢復了沒有？）

張凱帆作為“反革命”進了監獄，幾億農民則又被趕進了公社食堂。中國人從沒見過的大災難就此蔓延開去，再也無法收拾。

一九六○年初，貴州省委閉眼不看正在大批餓死人的現實，給中共中央送上一份《關於目前農村公共食堂的報告》，說公社食堂是“必須固守的社會主義陣地。失掉這個陣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鞏固，大躍進也就沒有保證。”毛澤東親筆將該報告批轉全國，說它“是一個科學總結”，“應當在全國仿行，不要例外。”（４０）

《人民日報》立即響應領袖指示，為食堂大造聲勢，用通欄黑體大字刊登長文：《貴州農村公共食堂成為社會主義堅強陣地》。當時，貴州至少已有數十萬人餓死，奄奄待斃的更多；省檢察院已將“革命聖地”遵義人吃人的報告秘密上報。可是《人民日報》竟然宣稱：貴州“十一萬九千多個食堂越辦越好……社員吃得飽吃得好吃得幹凈衛生。”在毛澤東指令下，中共中央要求全國百分之八十、九十以上的人在公社食堂吃飯；而且出爾反爾，一改去年五月的“糧食分配到戶”的規定，重新規定：繳了“征購糧”後，收獲的糧食一律直接送到公社食堂，不得分給農民。（４１）

各級黨組織的幹部並非不知道公社食堂是餓死人的禍源，可是努力貫徹中央指示是他們的天職。到了四月間，就河北、山西、四川、貴州等十四個省統計，已有百分之八十九的農戶又入了食堂。河南省由於吳芝圃下令“不許一家農戶煙囪冒煙”，入食堂的比例竟高達百分之九十九，顯然將山溝溝裏的農民也趕進了食堂。（４２）

對一九五九年已經餓死了一萬六千多人的江蘇高郵縣縣委書記來說，解救饑民是小事，學習中央文件才是大事。他們於四月初召開了一個有一千多人參加的“辦好食堂現場會”，研究如何貫徹執行中央指示。研究的成果是：高郵縣一九六○年和六一年又相繼餓死了兩萬人！（４３）

“社員吃得飽吃得好吃得幹凈衛生”，只是《人民日報》畫出來的仙境。河北張家口地區地委第一書記胡開明在康保縣山區視察時，看到一個十幾歲的孩子提著個瓦罐吃力地往山坡上走，瓦罐裏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告訴他：“爹娘和妹妹病在家裏，這是給他們領的飯。”問孩子“你家不能做飯嗎？”孩子答道：“不能，糧食都在食堂裏，（家裏的）鍋也砸了煉鋼鐵了。”胡開明聽了，久久沒有說話。他目送那個孩子拎著瓦罐，在寒風中一步一步走上山坡，直到翻過山梁，消失在坡那邊……（４４）

只要是山區，誰都得翻山越嶺去喝稀粥。當時，因“右傾機會主義”被革職、在貴州勞動改造的中共中央工業交通部副部長高揚就有這種經歷：“我帶著兩個小兒女，爬過一道山梁，排了長隊，才買回一小鍋滿是清水的豆腐腦……”

一九六○年春，新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下農村搞調查。在瀾滄江山區，他看到一個老太婆挎著籃子，在風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渾身上下像在泥水裏滾過一般。農民們告訴閻：這位老人只爬兩座山梁，十五裏，不算遠。最遠的有三十裏，每天騎上毛驢上食堂，一天就忙著吃兩頓飯。閻紅彥向縣委提出，食堂“能辦就辦，不能辦就散”，可縣委書記不敢違抗中央指示，只好依舊讓農民翻山越嶺去喝粥。

閻紅彥在總結雲南餓死人問題時說：“不顧實際情況，硬要沒收自留地的結果，也造成了死人。”本來，自留地生產的糧食菜蔬由農民自己支配，除集體分配的口糧外，這是另一個食物來源。一九五九年春，毛澤東曾在中共中央關於農業問題的文件上批示“恢復社員的自留地”，“要社員私養豬、雞、鵝、鴨，就要給社員一定數量的自留地”。但是，廬山會議後，毛又轉了個一百八十度，將早先下達的文件作廢。才發給農民沒幾天的自留地又重新收走，食堂成了農民唯一能獲得食物的地方。食堂有什麼，農民吃什麼，食堂沒糧了，農民就只好等死。譬如四川井研縣，縣志記載：“起初食堂吃飯不定量，吃飯不要錢，浪費了不少糧食。一九五九年糧食嚴重缺乏，不得不實行定量供應。先是每人每天定量六至十二兩（十六兩為
一斤），後又降至三至八兩不等。”三兩糧不到一百公克，誰也沒法靠這點糧食活命，結果每八個人就死了一個。（４５）

公社食堂是卡住農民脖子的鉗子，食堂散夥是唯一的辦法。一九六○年春江蘇寶應縣餓死四萬人後，省委派去的工作組向省委書記劉順元匯報說，不解散食堂便不能遏制餓死人，建議先解散三分之一的食堂。劉立即回答：“該解散多少就解散多少，不要定框框”。但劉明白，若消息走漏、讓中央聞知，那是要問罪的。他叮囑工作組幹部說：“要嚴格保密，對內對外都只說是‘調整’，不要說‘解散’。上面查問，也照這樣說，出了岔子我們共同負責吧。”當時的江蘇省長惠浴宇後來回憶道：“這樣一個決定……在當時需要承擔多大的政治風險，又救了寶應多少條人命啊！”（４６）

惠浴宇說的是對的。但毛澤東還在堅守他的“社會主義陣地”，直到一九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還在向全國發指示：“公共食堂必須辦好”，“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須堅持”。（４７）於是食堂制度繼續掐著絕大多數農民的脖子，農民也就繼續餓死。可惜的是，敢於向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陣地”挑戰的幹部太少了。

從一九六一年起，在“自然災害”之外，中共又說蘇聯“修正主義者”是造成中國經濟嚴重困難的禍首。理由是，蘇聯一方面“背信棄義”地單方面中止執行數百個援華合同，撤走在華專家，包括在中國核工業部門及其研究院協助中國研制原子彈的專家；一方面趁人之危、對中國“逼債”。中國不得不把食物送到蘇聯去還債，以致食物短缺、發生饑荒。“好東西都運到蘇聯去了。”用民族主義蒙蔽人民往往奏效，毛澤東成功地挑動起人民對“蘇修”的仇恨，轉移了人民的不滿情緒。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澤東訪問莫斯科時，赫魯曉夫接待得十分殷勤。他安排毛住在克裏姆林宮原沙俄女皇葉卡特林娜的寢宮裏最豪華的房間。但毛澤東對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忌恨未消，他怕身後與斯大林一樣被批判，認為赫氏批斯的“秘密報告”立了個極壞的榜樣。一九五八年七月底赫魯曉夫訪問北京時，毛非但不回禮、不熱情接待，反而刻意羞辱赫，特穿著遊泳褲與不會水的赫在中南海遊泳池邊會見，“就像古代帝王般將赫魯曉夫視做前來稱臣納貢的蠻吏”。（４８）

在會談中，毛澤東拒絕了赫魯曉夫在中國建“長波電臺”和與中國搞“聯合艦隊”的提議；其時赫氏正在與美國搞緩和，擔心中共與臺灣的戰火將蘇聯卷進紛爭，希望中國承諾不以武力進攻臺灣。這也被毛拒絕。按毛的說法，赫魯曉夫在北京“碰了一鼻子灰，走了。”（４９）他走後不久，毛為牽住蘇聯，不讓赫魯曉夫與美國拉得太近，發動了對金門島的炮戰。那時赫氏雖對毛破壞他與美國搞緩和的戰略不滿，卻對中國還抱有幻想，在金門炮戰開始後，他於九月十六日告訴中國駐蘇大使，說蘇聯可派攜有火箭的圖—十六轟炸機到中國助戰。中國雖沒有轟炸機，卻不願接受蘇聯人助戰，只想自行制造轟炸機，希望蘇聯援助。赫立即同意。一九五九年一月，兩架樣機以及另外兩架的散裝件和有關圖紙已運到中國，使中國從組裝開始，進行仿制，從此有了自己的轟炸機。

接著，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一枚蘇制薩姆—二地對空導彈運抵滿洲裏；前後共六套發射器、六十二枚導彈運到北京四周的防地。蘇方還派了專家及一個導彈營前來一對一地教練中國官兵。中方的學員認為：“蘇聯人教課是嚴謹、認真的，真心實意幫助中國人盡早掌握技術。”一九五九年十月七日，一架從臺灣出發的美制Ｕ二型高空偵察機在北京近郊通縣上空被擊落，世人皆瞠目結舌，美、臺更是不明所以。這是世界在實戰中用導彈擊落敵機的首例。毛澤東認為對外國訪客承認使用蘇制導彈不光彩，便說是“用竹竿捅下來的”。其實那枚開創世界首例的導彈，正是蘇聯送的。（５０）

中國拒絕與蘇聯搞“聯合艦隊”並不錯，可是說蘇聯企圖以此“控制中國”、覬覦中國主權，卻無根據。此兩項要求被拒絕後，蘇聯仍然送來轟炸機、導彈、潛水艇，並沒用斷絕援助為要脅，逼中國就範。但毛對赫魯曉夫毫不領情，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中共建國十年大慶，赫魯曉夫到北京參加慶典，毛與赫爭吵時說：“你給我們扣了好些頂帽子。……不該（在金門）打炮，大躍進也不對，就是認為我們左。那麼我也送你一頂帽子，就是右傾機會主義。”（５１）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澤東在莫斯科世界共產黨、工人黨會議上，曾當著赫魯曉夫的面提議由蘇共作社會主義陣營的“頭”，但那是屈於形勢不得不而為之。毛從來也沒瞧得起過赫，對赫氏作世界共產主義的領袖，他心口皆不服。赫批判斯大林，是“背叛馬列主義”；赫要與資本主義世界和平共處，是“修正主義”；蘇共不同意中共搞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做法，更是“右傾機會主義”。兩黨決裂勢不可免。

毛澤東的大躍進、“大煉鋼鐵”、金門炮戰，常人均覺不可思議。赫魯曉夫頭腦正常，當然有理由懷疑毛澤東得到核武器後會在臺灣海峽制造事端，把與中國結盟的蘇聯和與臺灣簽有共同防禦條約的美國都牽進去，破壞蘇聯與美國搞緩和的戰略。中止協助中國制造原子彈、撤走幫核武器專家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即便這麼做是撕毀協議、“背信棄義”的行為。中蘇共決裂，蘇方中斷對華援助，單方面停止執行援華合同當然不義，但十年後中共與“歐洲社會主義明燈”（毛澤東語）阿爾巴尼亞共產黨決裂時，也一樣中止援助、撤走專家，一樣“背信棄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個道理明顯至極。

對蘇聯如何不顧中國的經濟困難拼命逼債一說，當時大多數中國老百姓也都相信了。但是，蘇聯的“逼債”是被當時的宣傳機器誇大了的。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三年韓戰期間蘇聯提供的軍火和為中國經濟建設提供的設備，一共才七十七點五億元。到一九六一年底，共還掉四十七億。（５２）所謂逼債，不過是一九六○、六一兩年間逼迫中國還掉的債，十億元上下。這數目小得不值一提，再說中國還有錢每年購買幾十萬兩黃金，斷無理由怨人家逼債。

中國對蘇聯的債務，與大躍進造成的損失完全不可相提並論。據當時的副總理李先念說：“大躍進……國民收入損失了一千二百億元”。三年大躍進中，全國計劃外的建設投資化了二百四十五億，大都未取得應有的效益，白白被糟蹋。（５３）若用它還債，取其三分之一就把債還清了。

這些投資之所以白白浪費，多半是因為開工前未經專家論證。譬如甘肅省搞的“引洮工程”就是個實例。按毛澤東的說法，“甘肅洮河引水上山，那麼大的工程，就是靠黨的領導和人民的共產主義精神搞起來的。”該工程是毛澤東推行大躍進的樣板，規模是不小，幾百裏的渠道，沿線調集十萬民工，從一九五八年一直幹到六一年。結果，餓死、累死、打死了上萬人不說，工程整個報廢，一滴水也沒引上山，浪費的金錢難以計數。僅僅在一九六一年內，全國報廢的工程就“折合人民幣達一百五十億元”。（５４）這剛好是中國對蘇債務的一倍！

其實，蘇聯的“逼債”並不如官方公開場合下說的那樣無情冷酷。當時國務院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在一九六一年曾說：“去年沒搞好，我們應該給蘇聯的豬肉也沒有給，什麼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民主德國的也沒有給，這個很不好。好呵！你們是大躍進，欠了人家的東西不給，你什麼大躍進啊？”（５５）可見，蘇聯並非如中共告訴人民的那樣逼債，一點余地不給。

至於蘇聯借糧給中國度荒的事，中共更加嚴密封鎖，不讓任何老百姓知道了。一九六一年，經周恩來提議，中國向蘇聯提出，就近向蘇聯的遠東借二十萬噸糧食，用以解東北的燃眉之急。盡管兩國交惡，蘇聯還是如數借給了中國，“使東北糧食困境及時得到緩解。”（５６）東北死人較少，蘇方出借糧食是原因之一。可是中共卻毫無感激之情，對人民封鎖蘇聯借糧的消息，一味煽動老百姓的反蘇情緒，使老百姓誤以為中國的“困難”來自“蘇修”破壞，“背信棄義”……。

一九六○年七月，在中國餓死了數千萬人、經濟極為困難的情況下，中蘇交惡，自然加重了在那之後中國的困難，延長了中國人民的痛苦，滯緩了經濟復蘇。但若毛澤東沒搞大躍進、沒在金門興風作浪、沒批判赫魯曉夫的“右傾機會主義”，兩國絕不至弄到撕破臉皮、劍拔弩張的地步。中蘇交惡，受損害的是中國，惹禍的卻是毛澤東。至於蘇聯停止的對華援助的項目和撤走的專家都是在工業建設方面的，並不直接造成饑荒，與幾千萬非正常死亡毫無關連。更不是造成“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的原因，即便是次要原因也談不上。看看事件發生的先後次序就一目了然了。

空前的災難是毛澤東一手制造的，他雖不認帳，倒是作了一點表示。他於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起不吃豬肉和雞，為時七個月。（５７）這有點像一千四百年前的隋文帝。有一次，隋文帝楊堅視察正鬧饑荒的關中一帶，派員去看看鄉民們吃什麼。隨從取回一碗“樣品”——豆腐渣與雜糠混成的飯。楊堅要群臣都看看這碗東西，隨即承認是自己的過錯，並下令以後不得給自己擺宴，吃飯不得有酒和肉。如是堅持了一年，比毛澤東不吃肉的時間還長五個月。

不過，毛澤東一方面不吃肉，另一方面生活卻日益腐化。曾抨擊他以成立中南海“文工團”為名“選妃子”的彭德懷被他軟禁了，沒有人再敢對他的行為說三道四，人民大會堂的北京廳改成了毛澤東專用的“一一八會議室”，“裏面的裝潢、家具、吊燈遠勝於克裏姆林宮的規模”。名曰“會議室”，其實是毛專用的、與大會堂的女服務員秘戲的“行宮”。與此同時，中南海為毛澤東舉辦舞會的場所春藕齋重新粉畫裝修，舞會由每周一次改為兩次，中南海機關的女機要人員、服務人員以及從各部隊文工團選去的年輕女演員為毛伴舞，兼供毛挑選上床對象。若以裝修“一一八”和春藕齋的所費去換糧食，足以挽救幾萬條農民的生命。相比之下，毛的不吃肉不僅毫無意義，而且更顯得虛假可笑。至於他的夫人江青還在用牛奶餵她的猴子，就更不必提了。（５８）

不過，同各省、市競相為毛澤東建賓館、建帶遊泳池的“水晶宮”（因為毛愛遊泳）相比，“一一八會議室”、春藕齋就都不足道了。譬如，廬山上原蔣介石的別墅“美廬”本歸毛使用，廬山管理局卻又為毛興建了一座巨型別墅，僅主房的建築面積就達四千五百平方米，是“美廬”的好幾倍。廬山管理局黨委書記親自督戰，幾千名工人夜以繼日地施工，趕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廬山會議前完成。毛澤東見到新落成的別墅，絲毫沒為在數千萬子民餓死時為他揮霍民脂民膏而內疚。相反，他很高興有了那座修在半山腰的新別墅，他正好利用那座別墅躲過江青的耳目，與一名女士逍遙。

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因在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會議上鼓吹“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被毛視作親信，馬上拉進了中央政治局。（５９）他食髓知味，加倍在溜須拍馬上化工夫。上海本有的是高級賓館，柯慶施卻又為毛建了個規模宏大的西郊賓館，連同園林、花木，占地一千多畝。（上海市委稱它為“四一四工程”。）一九六二年毛住進去的時候，既沒斥責柯慶施不該在各地餓殍遍野的時候大興土木，更沒為一百多人長年為他守著那空別墅待命而內疚。偌大一個賓館，十幾年裏，毛總共只住了幾天，浪費的金錢不計其數。

各省、市搶著為毛蓋“行宮”，倒並非出於毛的指示。只有毛澤東老家韶山的“滴水洞工程”是個例外。那是毛一九五九年六月回韶山時，指定為他蓋的。工程規模很大，從一九六○年下半年開工，直到六二年底才完成。從此，一個連隊守衛著那片空房，直到一九六六年六月才盼到其主人去住了幾天。毛十分滿意，上上下下皆大歡喜，大家都忘了那是在湖南餓死了一百五十萬人的時候蓋起來的。更沒有人問，要是一九六○年用那建別墅的錢去換糧食，可以使多少湖南老鄉免於餓死。而自從一九六六年六月毛在那裏住了半個月後，那片房子就永遠空閑在那裏了。

對於全國各省在大饑饉期間為他蓋行宮，毛澤東從沒表示過異議。政府管家周恩來要為那些個“工程”一一撥款，心裏雖不滿意，卻只能批評下面的省委：“正是國家困難時期，上馬這麼一大批脫離群眾的工程，很不好。人民會怎麼看？對我們的黨不利啊……”（６０）那些高級賓館，多少年空著用不上，雖說是浪費，但中國實行的是“全民所有制”，所有的錢包都由共產黨掌握，浪不浪費都是它的錢，只不過讓人民看了不甚高興，“對我們的黨不利”罷了。

應當說，若各省委書記們死心塌地跟著毛澤東的指揮棒轉的話，災難會更嚴重不知多少倍的。一九六○年初，還在發瘋的人已沒幾個，唯獨毛澤東豪情不減，還在發躍進燒。他一方面表示不吃肉了，一方面卻又在上海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鼓吹繼續大躍進，“到一九七二年我們鋼達到一億五千萬噸，把世界各國都拋在後面。”一九六○年的鋼產量計劃則幾度加碼，成了二千二百萬噸。（６１）

這個計劃本無完成的可能。到了七月，毛見計劃要泡湯，著急了。他將主管計劃和工業的兩位副總理李富春、薄一波找去談話，說：“辦鋼鐵要大搞小土群、小洋群……今冬要動員七千萬人來幹。”“實力政策，實力地位，世界上沒有不搞實力的……手中沒有一把米，叫雞都不來。我們處於被輕視的地位，就是鋼鐵不夠。要繼續躍進……十年搞一億噸，上天。”（６２）在七、八月間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又提出，能否完成鋼鐵產量計劃是個“政治性問題”，要求在“右傾機會主義”進攻面前“爭氣”，完成鋼鐵生產計劃。

不過，任憑毛澤東怎麼鼓吹，各省的第一書記們也沒興趣響應號召了。小土群也罷、小洋群也罷，他們無法拿畫餅充饑。空前的大饑荒已弄得他們焦頭爛額，沒糧食給農民果腹不說，可拆的建築已在一九五八年拆得精光，農民家裏的鐵鍋、鐵器早被收羅一空，小土群也罷、小洋群也罷，他們做不了無米之炊。對這第二輪“大煉鋼鐵”，他們“冷處理”，慢慢拖掉了。毛澤東的再次“動員七千萬人來幹”的瘋主意始終沒能在全國付諸實施。

毛澤東的第二輪“大煉鋼鐵”連開場鼓都沒敲響，就悄沒聲地無疾而終了。不然的話，那七千萬青壯年農民就會在還沒餓得走不動之前變成陳勝吳廣，揭竿而起。毛的農民替他打來的江山被農民拱翻，也是有可能的。

註　釋
(39)沈家善《農村公共食堂始末》，《黨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二十頁；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八四七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集第五三九頁。
(40)《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曲折發展(1958—1965)》第七頁。
(41)《黨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二十頁。
(42)同上。
(43)一九九○年版《高郵縣志》第六十一頁、第三篇第一節。
(44)同(28)，第九十五頁。
(45)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五日，在昆明西山雲南省各地、縣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集第二五○至二五四頁；一九九○年版《井研縣志》第九十八、九十九、一四九、一五○頁。
(46)惠浴宇《追祭王治平》，《鐘山》雜志一九八四年第六期。
(47)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
(48)同(11)，第二五一頁。
(49)同(11)，第二五二頁。
(50)傅振國《昨天的秘密》，《海南紀實》一九八九年第五期。
(51)《人物》雜志一九八九年第五期。
(52)《黨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五期第二十八頁。
(53)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全國計劃會議上的講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件匯編》(上)第三八三頁；《黨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四期第十三頁；
(54)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北戴河會議。清華大學《學習資料（續一）》第一三三頁；成都《天府新論》一九八九年一月號，中共四川省委黨校韓西林、李南青《大躍進三十年祭》。
(55)一九六七年七月首都農口革命造反聯絡站批劉鄧辦公室編印的《農業戰線兩條路線鬥爭概況》第二十九頁。
(56)中央文獻出版社《不盡的思念》第二三二頁。
(57)《中共黨史資料》第四十六集第十四頁。中南海畫冊編輯委員會編《平凡與偉大—毛澤東中南海遺物遺事》。
(58)同(11)，第三三一、三四二、三七三頁；權延赤《我在中南海》，《紅、黃、藍》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專職為毛澤東攝影的侯波等人也曾提及此事。
(59)《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五期第四十一頁。
(60)權延赤《走下聖壇的周恩來》第二三四頁。
(61)《黨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二期第十七至十八頁。
(62)《黨史研究》一九八○年第六期第二十五頁。

發稿：2005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