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抒：從“大躍進”到大饑荒 (二)

【明見網7月26日訊】二、“大躍進”引發的災難

毛澤東於一九五八年三月發動“大躍進”運動，到年底時，中共中央發表公報，宣布糧食、鋼鐵的產量都翻了一番，實現了特大躍進。從此“大躍進”和“總路線”、人民公社一起，成為中共的看家法寶“三面紅旗”，“大躍進萬歲”也喊了整整二十年。

“大躍進”，對於落後挨打了一百多年的中國人來說，本是個美妙的字眼。“又是大國又是窮國，不躍進行嗎？落後二百年，不躍進行嗎！”（１）毛澤東這樣說當然不錯。問題是他個人的功名欲壓倒一切，他企圖通過幾個運動、幾場人海戰役就改變中國二百年的落後，在他有生之年就超過英國、趕上美國。早在一九五七年，黨外人士張奚若（時任教育部部長）和陳銘樞（前國民黨政府廣東省省長）就曾批評他“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他反駁道：“什麼好大喜功啊，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還是反動派的好大喜功？”他聲稱他就是“要好大喜功”。（２）

超英趕美，這並非不可能。可是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宣布的“三年基本超過英國，十年超過美國，有充分把握”（３），卻是大謬。當時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軍隊總參謀長黃克誠說：毛澤東“想入非非”，“想在自己手中把本來要幾百年才能辦到的事情在幾年之內辦到”。（４）此評語可謂一針見血。

其實，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完全是虛假的。就工業而言，正如副總理薄一波所說：“一九五八年的工業生產增加百分之六十六，看起來這像是大躍進；但是如果分析一下這百分之六十六的內容就知道……國家花費了寶貴的原材料，制造出大量的廢品，現在都塞滿了倉庫，還要開支保管費。這能算大躍進麼？”至於一九五八年生產的“一○七○萬噸”鋼裏，有三百多萬噸是鄉下人砸鐵鍋，城裏人拆鋼窗、卸暖氣管，用“土高爐”煉出來的，什麼用處也沒有。薄一波一九五九年說的“一九五八年煉出來的三百萬噸土鋼，至今還埋在草裏”（５），正是大實話。

那一年剛好老天爺幫忙，農業豐收，但糧食產量比一九五七年僅增加百分之三點四，比前五年的平均增幅百分之三點八還略少一些。（６）談不上是“躍進”，更沒有“大躍進”。可是誰都怕“反對三面紅旗”，誰都怕當“大躍進消極分子”，全國上下虛誇吹牛成風，糧食產量層層加碼，匯總到中南海，就變成了翻一番。一九五八年的農業大躍進就是這麼來的。

一九五八年全民煉鋼，農民丟下農活去“找礦”、“煉鋼”，大量成熟的莊稼爛在地沒有收入倉，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拋撒。譬如四川省“拋撒、浪費的糧食約占總產量的百分之十左右……當在二百二十萬噸以上。”（７）河南省更為嚴重，竟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糧被毀棄在地裏未收獲入倉。（８）又因中共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農民完成國家糧食征購任務之後剩下的才是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飼料糧。征購量隨產量走，一九五八年的征購數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二百十五億斤，全國農民的人均口糧減少了二十一斤。（９）個別地方，如河北省張北縣，一九五八年的糧食產量“被近四倍地虛誇”，“使國家征購任務成倍增加，而實際產量與征購數幾乎相當。”留給農民糊口的只是一些土豆。（１０）

虛報不那麼嚴重的地方，若象往年那樣幹稀搭配、攙和蔬菜，也能勉強維持一年。可是八月間全國一窩蜂地成立人民公社，“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幹勁生產”的口號風行南北，公社食堂在無計劃用糧的情況下肆意浪費，有的地方甚至搞吃飯比賽，“放”了幾個月後，糧倉也就空了。所以饑荒的到來只比大躍進晚了半拍，從一九五八年秋開始，不少地方已出現了“非正常死亡”。譬如一九五八年秋天，安徽靈壁縣的三個鄉餓死了五百多人。（１１）

一九五八年的“大煉鋼鐵”、“大辦水利”，農民成為奴隸、役工，農民的生命賤如螻蟻，“被驅不如犬與雞”。在“早日進入共產主義”的旗號下，有些許多地方竟然高喊“寧教人死了，不教紅旗倒！”“寧死九十九，紅旗不丟手！”（１２）許多人勞動過度、營養不良，逐步拖垮而死。中國最大的省份四川，一九五八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數超過了一百萬！（１３）

到了一九五九年春天，許多地方已處在饑饉的邊緣，發出了餓死人警報。按薄一波的說法，一九五九年四月初，僅山東、安徽、江蘇等十五個縣統計，就有兩千五百萬人“無飯吃”。（１４）

在這種形勢下，國防部部長彭德懷元帥出頭“為人民鼓嚨胡”，在七月廬山會議上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對大躍進提出質疑。可是他因此而被打倒，毛澤東就勢發動“反右傾”，整肅了一千多萬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１５），形勢極度恐怖。正如當時的江蘇省省長惠浴宇（他的弟弟、湖南省委書記周惠是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所說：“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稍有點政治閱歷和身份的人都遄遄不安，或噤若寒蟬，或謹慎言行。”（１６）因此中共各級幹部唯恐“右傾”帽子落到自己頭上，誰也不敢為“無飯吃”的農民大聲疾呼。

中國這塊黃土地，歷來是豐、平、歉年交替。在連續兩年豐收後，一九五九年是個平年。再加上一九五九年春播面積比一九五七年減少了九千萬畝，以致年產量只有三千四百億斤（１７），比一九五八年減少了四百多億斤。然而，各地為了表示自己擁護大躍進，不惜再次吹牛虛報糧食產量。如廣西上林縣，秋收一結束縣委就將各公社、生產大隊的幹部集中開會，要下面報告產量，凡虛報高產的得獎，如實報告的則扣以“右傾”、“反三面紅旗”的帽子，報不到縣委要求的數字就不散會。基層小吏敵不過縣大人，只好亂報產量。結果全縣本實收一點四四億斤，卻報了二點五七億斤。（１８）這樣，匯總到政府總理周恩來那裏，糧食總產量就多出整整兩千億斤，變成了五千四百億斤。又是個“特大躍進”！

於是繼續高征購。計劃分到各省，誰也逃不脫。農村沒那麼多糧食可交。征購計劃又必須完成，怎麼辦？

“反瞞產”！

早在一九五九年初，毛澤東就曾擬檔批發全國：“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１９）此後，凡收羅的糧食不足上級規定數，就一定是基層幹部隱瞞了產量，私分了糧食。於是“反瞞產私分”，拼命從農民碗裏奪糧，全國一律，沒有例外。結果留給全國農民的的人均糧食（含口糧、種子糧、牲畜飼料糧）比一九五八年還少一百余斤。（２０）

對擠了農民的口糧這一點，毛澤東十分清楚。他下達指示：“告訴農民，恢復糠菜半年糧。”（２１）“糠菜半年糧”餓不死人，但實際情況是，“反瞞產”、完成國家征購數之後，許多地方的公社食堂普遍吃空，只剩下菜，連糠都沒有了。從十一月尾起，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大饑饉就籠罩了全中國。

“反瞞產私分”是導致大饑饉、數千萬人餓死的關鍵一步。農民成百成千萬地餓死的慘劇與“反瞞產私分”同步發生。當時人口七千萬的全國第一大省四川是個典型。本來一九五九年實產糧食一五八二萬噸，可是在“反瞞產”過程中“撤換了大批堅持實報糧食產量的幹部……‘查’出大量並不存在的糧食”，於是省委公布說產了三千五百萬噸，結果國家征購數高達百分之四十九（一九五八年以前平均每年僅征購百分之三十一）。剩下給每個農民的糧食只有一百三十九公斤，比全國農民平均留糧數低四分之一以上。（２２）去掉種子、飼料糧後，口糧已所剩無幾。餓死人是註定的了！

宜賓市委在“反瞞產”運動中鬥爭、捆打了兩千五百多名基層幹部，將該市所屬農村的十六萬農民的平均年口糧壓得只剩一百余斤。結果三萬八千人農民冤死，差不多每四個農民中就有一個成了大躍進的犧牲品。（２３）

仁壽縣，縣委書記把全縣的公社幹部召去開大會。會上將公社幹部一個個輪流叫上臺，讓民兵抽打，逼問“把糧食放到哪裏去了？招！”幹部們吃不了皮肉苦，只得胡亂報個地方，說藏了多少糧食。農民僅剩的一點糧食交出去後，便只有餓死了。四川省委書記閻紅彥帶領工作組前去處理，並發放了五百萬斤救濟糧，可是一百一十萬人按人頭分，一人不足五斤，制止不了死亡潮。到一九六一年底，仁壽縣人口比大躍進前的一九五七年少了二十六萬，除去一九五八年底十一個人民公社六萬余人劃給威遠縣以及少數外流者不算，多數餓死了。（２４）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澤東在成都主持會議、發動大躍進時，曾興致勃勃地驅車到灌縣都江堰參觀，感嘆道：“灌縣是個好地方嘛，山青水秀喲！”就在這自古以來從不曾被饑饉光顧的好地方，餓死了四萬多人。同在成都平原，與灌縣為鄰的崇慶縣，也死了約三萬五千人。（２５）

從重慶沿長江而下，行不多遠就是以“鬼城”著稱的豐都縣。那裏八點七萬人“非正常死亡”，差不多每六個人就死了一個，成了名符其實的鬼城。沿江再往下走，以“巫山神女”聞名的巫山縣，因“大煉鋼鐵”使“成熟糧食多爛在田裏”，從一九五八年就開始餓死人；先後餓死了五萬七千人，每六個半人中死了一個。（２７）

大邑縣，死亡率更高，每五個人裏就死了一個！井研縣，每八個人裏死了一個。新編《井研縣志》說，一九六○年“人口死亡率超過歷史最高水準”，正是實話。（２８）

四川的非正常死亡遠超過任何一省。如今官方發表了完整、清晰的人口統計數字告知天下：一九五八至六二年的非正常死亡數分別為一零三萬、二五八萬、三百萬、一二五萬、二十六萬。整個大躍進期間，四川餓死的人數高達八百十一萬，每九個人就死了一個！（２９）

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是大躍進的積極分子。毛澤東的秘書、成都人田家英聞說成都郊區放了顆“畝產稻谷二萬四千斤”的大衛星後，曾於一九五九年初率領一個工作組到那個公社去調查，弄清了真相：糧食畝產只有幾百斤，上報時吹了牛，上級要征糧，公社將本應用作農民口糧的稻谷拿去湊數，公社食堂只有清湯稀飯給農民填肚子。一九五九年七月廬山會議前，從武漢到九江的船上，田家英對李井泉說：“現在可是有的地方餓死了人。”李井泉卻滿不在乎地答道：“中國這麼大，哪朝哪代沒有人餓死！”（３０）

如今，四川死了那麼多人，李井泉應負全責。但他成功地用幾個替罪羊頂了罪。譬如雅安地區死人太多，不處理不行了，李井泉放過地委第一書記何允夫，下令將榮縣縣委書記姚清逮捕，判刑八年，該縣科、局長全部撤換；並逮捕了一百七十名公社社長、書記一級的幹部。李井泉的老上級、一手提拔了李的鄧小平一九六○年春到四川時，在全省縣委書記會上說：“四川的工作，中央認為滿意，是全國工作做得比較好的（省）。”同樣餓死了成百萬人的甘肅、河南、山東、安徽等省的第一書記都被撤了職，唯獨餓死了八百萬子民的李井泉是個例外，不僅安然無恙，而且當餓死人的災難還在繼續時，李井泉就官升一級，成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掌管雲、貴、川三省。這也算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奇跡罷！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上，四川省的工作部曾就餓死人的嚴重問題向李井泉發難，李不得不在四川組的小會上作檢查。檢討通不過，鄧小平兩次到四川組去為他開脫：“該檢討的都檢討了，就是那麼多問題。四川出的問題，中央也有責任。”鄧下令停止追查李井泉個人的責任，說“會議再不能這樣的繼續開下去了”，李再次輕易地混過了關。（３１）四川餓死八百萬人的事就成了一筆糊塗帳。

廣西壯族自治區在第一書記韋國清領導下，於一九五九年九月開始“反瞞產”。他親自坐鎮桂林地區臨桂縣指揮，一場令人發指的搜糧運動遂遍布廣西。

韋國清的“反瞞產”成績巨大，譬如龍勝縣，一九五九年糧食征購數竟然高達一九五七年的三倍半！留給農民的口糧甚至一天不到四兩糧，結果當然是把人活活餓死。（３２）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報》刊登的廣西環江縣水稻“畝產十三萬斤”的特號新聞，是柳州地委第一書記賀亦然一手導演炮制的。到了一九五九年，為了搜刮糧食上交，賀亦然聲稱：“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區也要爭個第一！”結果“反瞞產”搞得如此徹底，有的農民家裏僅剩幾把米，不得不藏進尿罐裏以免被搜走。為讓“私藏”了糧食的農民有糧也吃不成，環江縣馴樂區委甚至下令“滅火封鍋”，逐門逐戶將爐竈貼上封條，連取暖的火也一律滅掉。在寒冬臘月裏，區委派民兵夜間巡邏，見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許多農民挖得野菜、剝得樹皮也不敢煮食，活活成為餓死鬼。（３３）

餓死可以，外逃不行。民兵把守鄉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饑民外逃。環江縣水源區委甚至追捕到相鄰的河池縣，將二百多名男女老幼用繩索捆成一長串，押送回鄉。當忍無可忍的饑民到水源區糧管所搶糧時，區委書記韓祖文不僅不開倉放糧，反下令開槍鎮壓，事後還誣稱被槍殺的饑民是“反革命分子”。（３４）

從一九六○年初開始，環江縣餓死了三萬多人。“不少人家絕戶，不少村莊絕村……最後竟然出現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人公開擺賣人肉。”賀亦然的豪言壯語沒有白說，柳州地區真的得了全廣西第一：死人十六萬！（３５）

但是，“反瞞產”運動是韋國清直接指揮的，他親自坐鎮的桂林地區臨桂縣五通鎮，七、八千人口也餓死了三分之一，死絕了一百多戶人家。所以一九六一年五月柳州地委開會討論對賀亦然的處分時，韋國清為賀開脫，“建議中央、中南局對賀不作組織處分。”（３６）這樣，賀雖丟了地委第一書記的職，卻升官當上了廣西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賀在文革中被打倒，但文革後說是受四人幫迫害，平反升官，當上了廣西自治區區委書記。）而升任柳州地委書記處書記不久的原環江縣委書記洪華則被當做替罪羊拋出，判處五年徒刑，並死在了勞改農場。奉命槍殺搶糧的農民的環江縣水源區委書記韓祖文則判了十五年。

廣西共死了多少人！據一九六七年“廣西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團”發表的《給毛主席的一封信》透露：“韋國清自己承認的數字”是三十多萬，但廣西“公安廳廳長鐘楓揭發，起碼有五十萬。”（３７）

死人嚴重的另一個省是安徽。鳳陽縣是個典型。鳳陽縣一九五九年的糧食產量是一點五億斤，但縣委宣布“我們在總路線的照耀下，奪得了農業生產的全面大豐收。糧食總產四點○五億斤……”報了高產就得多交糧食，縣委擠社員的口糧。擠不出來，便“反右傾”、“反瞞產私分”。鳳陽縣委在十月間召開全縣幹部大會，開始了空前野蠻、殘酷的“反瞞產私分”運動。社隊幹部奉命成立“查糧突擊隊”，挨家挨戶地搜查。翻箱倒櫃，挖地鑿壁，找不出就打，僅一個小溪河公社就有三千多人被打，一百○三人被打成殘廢，還有三十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設的勞改隊。（３８）

一個月後，便開始餓死人。該縣殷澗公社黨委書記在化名“石求明”給毛澤東寫的信中說：“據我知道的三個公社四個莊子的人口死亡情況是極為驚人的。一個死亡占百分之五，一個占百分之十一強，一個占百分之十五，一個占百分之二十多。……有的村子幾乎無人了。……我親眼看到，住在我們臨淮關上的招收起來的被大人丟棄的兒童約有三、四百人，死有一百名左右。”一九九○年，中國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郭書田說：“根據我們八十年代初考察過的安徽省鳳陽等縣的情況，當時餓死的人大約占全縣總人數的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萬鳳陽農民餓死在那場人為的饑饉中。（３９）

餓死了四分之一左右人口的縣還有宿松、濉溪、靈壁、渦陽等縣。《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的老家全椒縣，官方坦誠公布，該縣一九六○年“人口非正常死亡四萬余人。”每六個人就死了一個。（４０）

安徽死人如此嚴重，震驚了北京。安徽發生吃死人肉的事件，但當局力圖封鎖消息封鎖消息，用“特殊政治事件”替代“吃人肉”的說法。但最後中南海還是知道了。但問題究竟到什麼程度，中共中央卻不十分清楚。所以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處理安徽問題時，劉少奇曾在安徽大組會上說：“吃死人肉就是‘特殊政治事件’，只有第一書記和公安局長知道，其他書記和常委都不知道。這種態度是不行的。”“我問你們死了多少人，你們說向中央報告過了，一百一十幾萬，誰相信？你們心中有數，可就是不說老實話。……你們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實說出來，再隱瞞要開除黨籍。”（４１）但很可能他始終沒有弄清安徽死了多少人。

其實，安徽究竟死了多少人，連安徽省委也說不出準確的數字。直到一九七九年，省委內部還有三個不同的估計數：三百多萬，四百多萬，五百多萬。三百多萬是個下限。（４２）

貴州山區地勢偏遠，貧窮落後，俗稱“天無三日晴，地無三裏平，人無三分銀。”一九五九年僅生產了七十億斤糧食，可是省委上報說產了一百五十億斤，並要在十月前完成征購任務三十八億斤。（４３）農村嚴重缺糧，糧食收不上來，省委認為基層幹部一定隱瞞了產量。為逼迫他們認為隱瞞了糧食的基層幹部就範，省委通知各縣“先吃自己的，後吃國家的”，規定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和一九六○年一月不得發糧食給公社食堂。同時提出一條別出新裁的口號“捉鬼拿糧”，對基層幹部審訊拷打，逼迫他們交出糧食。結果造成“貴州死人事件”。其中最嚴重的是遵義地區、畢節地區和銅仁地區。

遵義是所謂“革命聖地”，以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此地開會、毛澤東奪得領導權而聞名。但毛澤東革命成功十年後，遵義卻成了人間地獄，農民成批成批餓死。有些地方，全家全家的死絕，成堆成堆的埋人。本書作者朋友的一位親戚，全家八、九口僅一人活了下來。一九六○年春，貴州省檢察院將遵義分院報告的餓死人、人吃人的情況寫進簡報，向最高人民檢察院反映。省委聞知，下令即刻收回，可是晚了一步，北京還是知道了“遵義事件”。四月間，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帥孟奇打電話要貴州省委監委匯報遵義死人的情況。可是省委書記李景膺卻將監委寫的報告收去，未交到中央。一九六○年七月三日，李景膺向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匯報“遵義事件”，說遵義地委“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可是李親去遵義處理事件時，只將幾個縣委書記撤職了事，而將地委書記李蘇波上調到省裏當了計委副主任。

畢節地區也成了活地獄。“地委書記孟子明是個土皇帝……一九五九年在畢節地區大搞所謂‘捉鬼拿糧’……，制造了全省聞名的‘金沙事件’（金沙縣嚴重死人事件），使無數貧、下中農家破人亡。”（４４）一九六八年，本書作者的一位朋友到金沙縣工作，當地人告訴他：一九六○年幾乎家家死人，全縣死了大約四分之一。一九六○年六月，李景膺親自到金沙縣，把六個區委書記逮捕了五個。其中一個楊金倫原是縣委書記，因堅持向上級說本縣缺糧而被撤職下去當區委書記的；如今也成為壞人被捕。但孟子明卻因禍得福，丟掉地委書記職位不久就升官，成了省文教辦公室副主任。

一九六○年初，銅仁地區思南、余慶、印江三縣相繼斷糧，農民成萬成萬地死去。活下來的人本指望用野菜熬到秋收，不料當年天旱，夏收無著，更多的饑民死去了。一九七○年，筆者一位朋友到那裏一家工廠工作，車間黨支部書記告訴他：書記的兄弟一家、叔伯兄弟數家，都是全家死於那場饑饉，無人幸存！和遵義、畢節地區一樣，省委丟車保帥，僅處理了幾個縣委書記，而被老百姓稱為“制造銅仁嚴重死人事件的罪魁禍首”的地委書記周國璽卻升到省裏，當了省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

一九六○年六月，國務院民政部召開全國民政廳、局長會議前，省民政廳統計了貴州的死人數字，準備向北京報告。省委書記李景膺見了大發雷霆，說“誰叫你們報的？這麼大的數字還得了！”“你們把這些數字反映出去，被臺灣、香港特務機關得到，就等於給臺灣、香港的特務機關送了情報。你們趕快把這些材料燒掉。”直到年底，公安部要貴州省公安廳報告死人數字，省公安廳報告說人口比一年前減少了一百零幾萬，省委未及制止，貴州的真實情況才得以外傳，中央政府特派謝富治率檢查團前去檢查。（４５）但那些“革命聖地”的冤魂卻再也不能復生了！

自然條件本不算好、糧食產量不高的甘肅省，因一九五八年國家征購的糧食高達產量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五而導致農村普遍缺糧，早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就已處處有農民餓死。六月初國防部部長彭德懷自國外訪問歸來，總參謀長黃克誠向他介紹國內情況時，就曾特別提到過甘肅的問題。八月廬山會議後反右傾，省委搜刮糧食變本加厲，收走了占當年產量百分之四十七點六的糧食。“再扣除種籽和飼料等留糧，農民所剩無幾，平均每人全年不足一百公斤。”據當時的省委財貿部長張天珩回憶，當時“整個河西地區，日人均口糧不足六兩原糧。”（４６）（僅折合四兩食用糧）整個甘肅一下子掉進了歷史上空前的大災難中。

一九八六年時的甘肅省委第一書記李子奇說：“在三年困難時期，甘肅有很多人死於饑餓，主要集中在隴中地區。”作家麥天樞在作了大量調查後得出結論說，“隴中大饑饉餓死近百萬居民”。（４７）

隴中大自然條件較差，但自然條件好的地區也沒能逃脫大躍進人禍。武山縣位於蘭州和天水之間的鐵路線上，渭河從中穿過，渭河兩岸的北山和南山之間，是幾十裏寬的平川。因有渭河水澆灌土地，在飽受幹旱威脅的甘肅省，屬於豐饒地帶。一九五八年，它是甘肅省委表彰的“紅旗縣”，一九五九年就成了遍地餓殍的鬼域。以渭河北岸的百泉公社為例，從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起放開肚子隨便吃飯。到了一九五九年十月中旬，公社食堂突然開始限量，不能放開肚子吃飯了。大家開始勒緊褲腰帶。開頭每人每天六兩糧食，一周後改為五兩；十一月上旬改為四兩，下旬改為二兩。

到了五九年底，糧食沒有了，僅剩下大白菜充饑。隊裏死了驢，肉被隊長們瓜分了，社員們沒份。社員家家被搜查，翻出的糧食全部沒收歸食堂。大年初一，食堂裏只有大白菜和爛土豆。社員雖然多少還藏了一些糧，但堅持到六○年二、三月間，就完全沒有吃的了。一九五八年被送到百泉公社百泉大隊勞動改造的蘭州大學右派學生何之明這時已被調到縣辦工廠，有“城鎮居民”的口糧，無餓死之虞，回村看望老鄉時還能接濟他們一點。可惜杯水車薪無濟於事，老鄉成批餓死。百泉大隊（今百泉村）一千多人餓死了近三分之一，包括何之明的老房東。（４８）

甘肅餓死人的嚴重情形傳到北京，震動了中南海。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錢锳親率工作組前往調查。了解到真實情況後，她立即向中央告急，請求撥糧救災。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於一九六○年十二月初在蘭州召開會議，改組甘肅省委，並號召全省“緊急行動起來搶救人命”。（４９）賑濟饑民的糧食是運去了，駐軍也則配合地方，挨家挨戶送救濟糧。雖說“來遲了”，許多農民已經死去，死亡潮終於停止蔓延。

大躍進期間甘肅的非正常死亡在一百三十萬至二百萬之間，一百三十萬是個下限，占當時人口的十分之一。對此從沒有人提出過異議。一九六六年文革期間，對甘肅餓死人應負主要責任的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在江蘇任省委書記處書記。甘肅的造反組織派代表到江蘇，要求將張揪回甘肅，理由就是“張仲良欠甘肅人民一百三十萬血債”。當時，由於劉瀾濤被打倒，張仲良的個別老部下想為他翻案，找到當時主掌甘肅的蘭州軍區政委冼恒漢，請他支持張仲良復出。冼恒漢回答說：“我要是為張仲良翻案，我對不起一千多萬甘肅人民。”結果張仲良的案終於未能翻成。

青海同甘肅差不多。由於省委第一書記高峰“左傾蠻幹”（劉瀾濤語），青海發生嚴重的非正常死亡，劉瀾濤向鄧小平點名要求派公安部副部長王昭去青海主持工作。據劉回憶：“王昭同志到達青海時，正是春耕大忙季節。但是從湟水之濱到黃河兩岸，地裏看不到人跡，村裏看不見炊煙，一片荒涼蕭疏景象。”王即向中央報告，“要求中央火速調撥糧食，先把人畜死亡的問題煞住。”（５０）但在救濟糧送到之前，許多農民已經死去了。

青海當局公布的死亡數僅為十二萬多，因為打了“外流”的埋伏，說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人口“外流”了五十四萬。（５１）而實際上全國各處都在挨餓，外流者很難討到吃食活下去，哪怕只有四分之一“外流者”死於他鄉，青海的非正常死亡數就是四十萬、占全省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五了。

當時的中共中央委員範文瀾曾說：“在大躍進中哪一省衛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災荒就最嚴重。”河南就是其中之一。該省一九五八年秋收有百分之五十的莊稼爛在地裏未收到手，一九五九年減了產，當年糧食產量僅一百九十五億斤，他卻按四百五十億斤的產量作基數，分攤指標，強行征購，完不成任務的幹部就是“小彭德懷”。各地只好靠搜刮農民的口糧來證明大躍進之偉大，將當七十五億斤交了國家。（５２）結果弄出了幾個“事件”，其中最嚴重的是“信陽事件”。如今官方的正式說法是：“‘信陽事件’是指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年四月發生在信陽地區的大批農民群眾餓死的事件。當時信陽地區所屬十八個縣（市），有十五個縣（市）出現大批農民非正常死亡。”（５３）

註　釋

(1)伍仁編《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卷一第一五七頁。
(2)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的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引自筆者保存的一九六八年清華大學刊印的《學習資料（續一）》。
(3)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七○二頁。
(4)《黃克誠回憶錄》第三八五頁。
(5)薄一波一九五九年六月三十日對薛暮橋等人的談話，一九六七年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刊印的《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薄一波》大字報選第二輯；一九六七年五月“鬥爭薄一波批判余秋裏批判谷牧聯絡委員會”編印的《憤怒聲討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薄一波反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滔天罪行》。
(6)史柏年《試析一九五八年我國的糧食生產》，《黨史通訊》一九八七年第十一期。一九五七年產糧三千七百億斤，一九五八年三八二六點六億斤。
(7)《當代中國的四川》（上）第九十三頁。
(8)一九五九年六月五日羅榮桓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的講話，《羅榮桓元帥》第九○一頁。
(9)中國國家統計局編《一九八三年中國統計年鑒》第一○三頁。
(10)胡開明《難忘的三年》，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中共黨史資料》第三十九集。
(1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集第四三六頁。
(12)《安徽文學》第五期。
(13)參見(29)。
(14)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七一四頁。
(15)《黨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四期第二十一頁。
(16)《鐘山》雜志一九八九年第五期第一四○頁。
(17)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中共黨史資料》第二十八集第五頁；中國國家統計局《一九八三年中國統計年鑒》第一○三頁。《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曲折發展(1958　-1965)》第三十四頁。
(18)《上林縣志》一九八九年版第三八五頁。
(19)《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集第五十二頁。
(20)《黨史通訊》一九八七年第十一期第十七至二十頁；中國國家統計局《一九八三年中國統計年鑒》第一○三頁；《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曲折發展（1958-1965）》第三十四頁。
(21)同(19)，第三三六頁。
(22)《當代中國的四川（上）》第一○○頁。
(23)一九九二年版《宜賓市志》第十七、十八、八十四、八十八頁。
(24)四川人民出版社《閻紅彥傳略》第一七四頁；一九九○年版《仁壽縣志》第九十六、九十七、一○六頁。
(25)吳曉梅、劉蓬《毛澤東走出紅墻》第六十四頁。一九九一年版《灌縣志》第七十四、一三○頁。
(26)一九八九年版《夾江縣志》第八十二頁。江北縣死人事件見《重慶黨史研究資料》一九九三年第二期第四十二頁。
(27)一九九一年版《豐都縣志》第九十四頁。一九九一年版《巫山縣志》第二十二、九十一頁
(28)一九九九二年版《大邑縣志》第一四二至一四三頁。一九九○年版《井研縣志》第九十九、九十八、一五○頁。
(29)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中國人口年鑒》第五二二、五二三頁：四川省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平均死亡率為千分之十點五五，此為正常死亡率。四川省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人口數為七○八一萬、七○七八萬、六八九七萬、六六二○萬、六四五九萬。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的死亡率為千分之25.13、46.97、53.97、29.42、14.62。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的非正常死亡數分別為7081x(25.13-10.55)/1000=103.2萬、7078x(46.97-10.55)/1000=257.7萬、6897x(53.97-10.55)/1000=299.5萬、6620x(29.42-10.55)/1000=124.9萬、6459x(14.62-10.55)/1000=26.3萬，共811.6萬。若按全國平均正常死亡率千分之十點八○計算，則非正常死亡數為803.2萬。
(30)一九八六年六月八日《光明日報》；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二九四頁。(31)一九六七年六月，四川重慶大學紅衛兵團、“八•一五戰鬥團”刊印的《打倒李井泉》第七十七、七十八頁。
(32)《中國農業合作史資料》一九八七年第四期第十六頁。
(33)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廣西紅衛兵總部《南疆烈火》報。
(34)美洲《民主中國》第二十九期第九十一頁。
(35)同(33)。
(36)同(33)。
(37)同(33)。
(38)伍仁編《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卷三第五十九、六十四頁。
(39)同上，第六十五頁。郭書田、劉純彬《失衡的中國》(第一部)第十九頁；《中國作家》一九八九年第四期第九十一頁，霍達《民以食為天》。一九五八年人口約三十九萬。
(40)一九九○年版《宿松縣志》第八十九、八十三、三十二頁。一九八九年版《濉溪縣志》第四八二、七六二頁。一九九一年版《靈壁縣志》第七十七至七十八頁。一九八九年版《渦陽縣志》第四八二、四十二頁。一九八八年版《全椒縣志》第二十三、七十一頁。
(41)一九六二年二月三日下午劉少奇在中央擴大會議上安徽大組會上的第二次講話，一九六七年八月首都紅代會“北京工業學院紅旗公社編印的《劉少奇瘋狂復辟資本主義的滔天罪行》第四十二頁。
(42)一九七九年時的安徽省委秘書長與本文作者的談話。
(43)一九六七年七月國務院內務部“紅色造反聯絡站”印發的材料《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李景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第十六頁。李景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五年為貴州省委書記，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為內務部副部長。
(44)一九六七年七月，國務院內務部“紅色造反聯絡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當權派李景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第十六頁。
(45)同(43)，第三十五頁。
(46)一九八九年《甘肅省志•概述》第一四三頁。一九九二年二月張天珩《回憶霍維德同志二、三事—在與霍老共患難的日子裏》未刊稿。霍維德，前甘肅省委第二書記、副省長，一九五九年被定為“反黨集團頭子”。
(47)《了望》周刊一九八六年第四十一期第十七至十八頁；一九八七年“中國潮”報告文學獎一等獎獲得者，麥天樞《西部在移民》，《人民文學》一九八八年第五期。
(48)何之明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49)解放軍出版社《憶錢瑛》第四頁；一九八九年版《甘肅省志•概述》第一四五頁。
(50)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二日《人民日報》。
(51)一九九○年版《青海省社會經濟統計年鑒》第八十八頁，一九八九年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中國人口•青海分冊》第八十一頁。
(52)千家駒《七十年的經歷》第二六○頁；《當代中國的河南（上）》第一三六頁。
(53)《當代中國的河南》(上)第一三六頁。

發稿：2005年7月26日    更新：2005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