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抒：北大在一九五七（下）

【明見網6月22日訊】 六、北大右派和"中右"超過百分之十

一九六五年中共頒布"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後，法國學者Ｃｈｅｓｎｅａｕ曾訪問北大，在臨湖軒舉行座談會。會間歷史系學生陳斯駿遞了個條子，請他講一講對"雙百方針"的觀感。他回答道："這個方針理論上是好的，但我認為貴國並沒有實行這個方針的政治環境。"果不出Ｃｈｅｓｎｅａｕ所料，北大師生員工們的鳴放不過才一個月，毛澤東的反右運動便鋪天蓋地而來了。

肅反中按"百分之五"的指標揪反革命分子的做法，被沿用到了揪右派分子上。完不成指標，便是沒完成黨的任務，那是不行的。剛好百分之五，那是勉強完成，還是"不積極"，"反右不力"。抓虱子多多益善。北大黨委書記江隆基抓了百分之六點五，卻還是"反右不力"，被趕下了臺。陸平前去主事，"右派"與"極右派"抓了七百名，另外"中右"、"右傾"的處理對像還有八百。（１）二者合計，差不多抓了百分之十五。

雖無統計數字證實，筆者估計在反右運動中落網的人數的比例北京大學高於北京各大學。

西方語言系講師黃繼忠是一個班的班主任，曾帶領二十八名學生到清華大學介紹北大的鳴放（據黃對本文作者說，他們當時將校徽豎別，是為了便於識別，並無他意。由於清華黨委事先組織了學生在會場上起哄、噓叫，會開了個頭就散了。）北京市市長彭真下令："黃繼忠是北京高校第一個帶學生出校門的，應該嚴懲。"於是黃成為"極右份子"，他班上二十四名學生三分之二成了右派。鳴放時，該班一位學生時榮章曾打電話到中共中央，要求向毛澤東匯報北大的運動。獲準後，以他為首的十個同學，外加黃繼忠老師，於五月二十七（八？）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雖未能見到毛本人，卻向毛澤東的"辦公室主任"鳴放了一通。十天後，毛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反右，這十一名榮幸到中南海去鳴放的小人物一個也沒逃脫。黃繼忠和時榮章一對師生成了河北清河勞改農場的難友。

由於毛澤東在七月間號召"對右派，要挖，現在還要挖，不能松勁"，《人民日報》發布社論，批評"部分單位對右派分子的挖掘、揭露和批判還很不夠，既不廣，也不深"，全國便在"挖"字上大做文章。即使不曾鳴放、沒有發表"反動言論"的人，也可能被揪出來。在北大，誰在大字報欄前讀後來成了右派的人寫的文章時點過頭，就是"點頭右派"。誰看反擊右派的大字報時搖了頭，那立場也就一目了然，是為"搖頭右派"。

當時物理系的學生似乎格外活躍，右派也格外多。北大全校的右派學生，物理系幾占三分之一。由於一九五二年中共強令全國各高等院校改變歐美理工合校制度，采用蘇聯的理、工分家的制度，清華的文科、理科合並到北大，當時又還沒有與清華、北大鼎足而立的中國科技大學（該校於一九五八年成立），中國最優秀的理科學生雲集北大。落網之後，很多右派學生被押往農場改造，從此葬送了青春。

七、右派學生處境最惡劣

在北大校園裏為胡風樹召魂幡的劉奇弟除戴上"極右派"帽子外，還被定為反革命分子，進了北京城裏的草嵐子胡同監獄。他抗議絕食，獄卒多次用鐵棍撬開他緊閉的嘴，強行灌入米湯，撬掉了他的大部分牙齒。但他終於絕食而死，成了眾多反右殉難者的一員。

北大經濟系學生黃中奇，當上右派後被鬥爭。被鬥時他突然爬窗，打算跳樓自殺。幾名同學及時抱住了他。他一時喪失理智，拔出削鉛筆的小刀亂戳，使個別同學受了輕傷。結果當局說他"蓄意殺人"，是"右派殺人犯"，判處死刑。槍決那天，當局強令北大右派部分學生去刑場觀刑。（二十多年後，當局為黃中奇平反，可是他的骨骸早不知哪裏去了。）

對右派的處理，毛澤東說的是："右派這麼多，除極少數違法者以外，不捉不辦，給選票……""捉"是逮捕，"辦"是法辦、即判刑。但他發明的"勞動教養"不屬"捉"，也不屬"辦"，對右派分子，他用的就是這個好法子。

什麼樣的人勞教"？《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上說的是："不務正業"、"違反治安管理"、"拒絕勞動或者破壞紀律"、"不服從工作分配……不斷地無理取鬧"等等，此外就是"不追究刑事責任的反革命份子、反社會主義的反動份子"。黨的喉舌《人民日報》於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發布社論說："右派份子攻擊我們實行勞動教養違反憲法，這是最露骨的一種惡意攻擊。"所以，現在輪到右派份子嘗嘗無產階級專政下"勞動教養"的滋味了。

"勞教份子"和"勞改犯"關在一處"改造"，只是待遇略有差別，每月有二、三十元生活費，自己須交夥食費。實質二者均被視為犯人，只是勞改有刑期，勞教未經審判，沒有刑期而已。

以下是當時北大的一名右派對筆者所作的回憶：
一九五八年春節年三十那天，包括北大在內的北京西郊幾所大學的右派學生、助教、講師接到通知，自帶鋪蓋到某處報到。報到後摘掉校徽，上車，開到海澱派出所，一個一個按指印。北京俄語學院的一個右派學生抗議道："我沒犯法，為其麼要按指印？"結果當場被扣上手銬，幾個警察強行制服他，按了指印。而後，他們被押上了大客車，車廂首尾各有一個端著手槍的警察監視，每個人必須低頭，不得朝窗外看，直到車子開進市內的半步橋監獄。許多學生流著眼流吃完了年夜飯。

十天後，這些右派們與刑事犯一起，在半夜裏被解押到火車站，轉運到北京以東一百余公裏的茶澱車站。下車時，四周房頂上架著機槍，另有一支馬隊監視著犯人的舉動。

這就是著名的清河勞改農場的所在地。以其中的三分場為例，五百人左右的犯人，大多數是"勞教"的右派，少數是刑事犯。右派也有個別是"勞改"。"勞改"的沒有工資，"勞教"的則按體力強羽發給二十四至三十二元的工資，再交回十元飯錢－－嚴格按照"按勞取酬"的社會主義原則行事。

住處是個"口"字型的建築，中間是空地。四個角上各有一個崗樓，架著機槍。幹活時，地裏四個角都有崗哨，不可越出界限。午間休息在地頭吃飯，每人兩個玉米面窩窩頭、兩根蘿蔔條。從夥房運到地裏，玉米窩頭已經凍得很硬，咬都咬不動。每人每月定糧四十五斤，一周可以吃到一頓大米飯，兩周可以吃到一頓餃子。

到了一九六○年前後，由於"大躍進"、"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導致經濟崩潰，全國陷入了饑荒。勞改農場自然是首先削減糧食供應的地方。每個犯人，包括只是"勞教"而不是犯人的右派在內，從一九五九年底開始，定量由四十五斤降到了二十一斤。可是勞動量並沒因此而減輕。人們逐漸虛弱，連鐵鍬也握不動，收工回來連爬上炕的力氣都沒有了。當人都浮腫的時候，便開始死去。一個分場竟至有一個小分隊的任務便是埋人。

本來，勞動已經免了，但春天來了，年輕的都被集中送到某處去春耕。三分場半數以上的犯人被都集中去春耕，其中少數是刑事犯，大多數是學生，從北京西郊來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工業學院、鋼鐵學院、航空學院等校的右派份子。由於食物不足，勞動繁重，那三百人左右的春耕隊伍全都倒下了，沒有一個活到夏天。

一九六九年，中蘇東北邊境鬧磨擦，中共怕蘇軍從渤海灣進攻，直取北京，而清河農場正是從渤海灣到北京城的必經之地。勞改犯人以及已經解除勞教但仍不準回北京的就業右派們，都是潛在的危險份子－－盡管其中不乏因"反蘇"而戴上右派帽子的，一律不得留下。這樣右派們便被遣送回原籍農村，清河農場作為右派勞改場所的歷史終於在六九年底前後結束，歷時計十二年。

在中國的東北角，有一大片未曾開墾的處女地。自從一百多年前俄國人掠走黑龍江以北、烏蘇裏江以東那塊豐腴的土地之後，這裏就成了中國東北的邊陲，俗稱"北大荒"。五十年代初，新政府陸續在那裏開辟了農場，轉業的人民解放軍一批一批地到達那裏的同時，囚犯和歷次運動中被整肅的好人也一批批地到了這裏。一九五五年，周恩來總理批準在北大荒中蘇邊界上的興凱湖旁建了一座農場，專收北京送去的"勞教"、"勞改"犯。到了五八年，那裏便成了北京右派的集中處。

一九五八年春天，北京火車站忙了好一陣子。在"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份子想反也反不了"的凱歌聲中，一批一批右派份子被押上了開往北大荒勞改營的火車。右派份子到了農場，全部衣服包括內衣褲都用油漆寫上"勞改"二字。這樣，除非赤條條地跑或永遠畫伏夜出，絕無可能找到藏身之地。由於政府的"寬大"，他們不是犯人，沒有刑期；但這樣一來出頭之日就是個未知數，也可能遙遙無期。勞改營的某些規則適用於右派與一般犯人。譬如：擅自越出警戒線（包括勞動時的許可活動範圍）者，武裝人員有權開槍；家屬可以定期探望，通信要經當局拆閱；口糧以相當於一個小學生的標準配給。

有因逃跑而被打死的。一九五八年大年三十在海澱派出所被要求按指印時表示抗議的那個北京俄語學院的學生，因"態度惡劣"，須予嚴懲，在別的同學由北京半步偶嚶和搴優┏∈保吹ザ辣凰偷攪誦絲┏　Ｔ諛搶錚飧魴宰癰樟業那嗄昃齠ㄌ優堋？墑牽彼詒獾慕嬪賢樟較蟣寂蓯保巢恐械僖裁揮信榔鵠礎?br>
少數成功地逃到蘇聯的興凱湖勞改犯，下場更慘。蘇方幹脆將他們裝入麻袋放在木筏上或將他們綁在木筏上，任其漂浮回來，幸運的回到中方受加刑處分，不幸的便沈於湖底，永無葬身之地。

北大西語系一年級右派學生顧文選當右派時才十八歲，無處伸冤，天真地跑回杭州家裏找媽媽。結果被抓回北京，判處五年徒刑。刑滿釋放後，他留在清河勞改農場"就業"，永不能回到社會。在絕望中，他設法逃到了蘇聯。哪知蘇聯更不把他當人，克格勃像畜生似的將他裝進麻袋，弄到莫斯科審問，然後又送回遠東。中國將他引渡回來時，正是文化革命"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的時代。在祖國"無產階級專政"的槍口下，他結束了那年輕的生命。

八、林昭的故事

中國的知識女性，也許對真理有著格外深的執著。北大女學生林昭可以說是個典型。她出身於一個革命的家庭，母親早在大革命時代就追隨胞兄參加了共產黨的革命。（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發動清黨運動時，她的時任中共江蘇省委青年部長的舅舅是被捕就義者之一。）林昭在母親的教誨下長大，對新中國充滿了激情。她二十歲時就在《常州民報》當記者，寫了不少新聞、詩歌、散文。一九四五年，她以江蘇省最高分考取北大新聞系。鳴放時，她為費孝通的《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一文叫好，又聲明支持已被批判的四川青年流沙河的詩文，並在北大的"自由論壇"朗誦自己的詩《我是劍，我是火焰！》這樣，她便成了"右派份子"。

被劃右派後，她不甘受辱，決定以死抗爭。自殺前，她寫下一份絕命書，抨擊歷次政治運動中用別人的血"染紅面貌的人"，詛咒"那些折磨過踐踏過我的人，讓我的影子永遠跟著他們……讓他們身上永遠染著我的血"。但由於發現及時，經搶救，未能如願。獲救後，曾質問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北大早期校長）當年曾慨然向北洋軍閥去保釋'五四'被捕的學生，你呢？"

林昭的質問自有其道理，但北大校長卻也有他的難處。當年蔡元培向當局交涉，搶救青年學子，不必擔心當局給自己按上什麼罪名。現在情形不同了，右派學生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不是用"迷途羔羊"掩飾一番，教訓幾句就混得過去的。當年的北洋軍閥當局，不看僧面看佛面，對蔡元培那樣的學者畢竟要退讓三分，蔡的保釋才能成功。四十年代國共內戰時北大的校長胡適也常常為保釋被捕的學生張羅，曾找過國民黨要人李宗仁，請他運用影響力使學生獲得自由。

如今情況大不一樣了。連大學教授都紛紛落綱，還會有誰去救學生？更何況大學校長、連教育部幾個副部長都中箭落馬、成了右派，還有誰能救學生？即使校長有勇氣去向政府（實際上就是掌實權的黨委書記們）交涉，也無成功的可能。

林昭自殺獲救後，被送去"勞動教養"，以後因病遣送回上海家中。毛澤東"大躍進運動"導致大饑荒災難時，她與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蘭州大學下放在甘肅武山縣和天水縣勞動的十幾名右派學生，合作編印了一份刊物《星火》。刊物中《當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一文指出：農村正在大量餓死人，這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直接後果。共產黨已經腐朽，需要一次革命，希望黨內的同志起來……。該刊還印了林昭的一首詩《普羅米修斯受難的一日》。這批年輕人同時又寫了意見書，擬寄給各省市黨的領導人，希望靠他們來修改中共的錯誤政策。但是，文章尚未寄出，《星火》第二期尚在編輯中，他們就於一九六○年九月全部被捕了
。
幾年後，林昭的妹妹去探監，她用一床白被作裙子，拖曳在地，手臂上套著一塊黑布，上面用白線繡了一個"冤"字。她的頭發留得極長，齊根紮了一條白手帕，宛如千古名劇《竇娥冤》中的那位女性。

由於不服"無產階級"對她的專政，她被認為是"抗拒"，於是原先的"二十年有期徒刑"被改判為"死刑，立即執行"。差不多同時，同案的蘭州大學右派學生張春元以及對他們表示支持的甘肅武山縣委副書記杜映華，在武山縣被誣以"密謀暴動越獄"而槍決。

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是官方法定的"勞動人民的節日"。在這一天，當局派人到林昭家中，冷冷地宣布："林昭已被處決。付五分錢子彈費！"林的妹妹默默地為已不在人世的姐姐付了那顆子彈的費用，母親則昏厥了過去。以後，林的父親憤而自殺，母親被戴上"歷史反革命"的帽子，憂憤而死。一個普通的中國家庭就這樣消失了。

綜觀林昭短暫的一生，她沒有做過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她只是在接到死刑判決書後，剖開自己的血管，留下了一份血書：《歷史將宣告我無罪》。這是一位纖弱而又堅強的江南女子留在人間的血詩，我們不妨抄錄幾句在這裏：
　　　　將這一滴血註入祖國的血液裏；
　　　　將這一滴向摯愛的自由獻祭。
　　　　揩吧，擦吧，抹吧，這是血呢！
　　　　殉難者的血跡，誰能抹得去？

九、文化革命中的右派

正像林昭一樣，很多右派活到一九六六年，就再也活不下去了。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當時的副總理薄一波稱之為"反右派的信號"）中，將右派定義為"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文化革命那場遍及全國的政治迫害，宗旨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所以"地富反壞右"，特別是右首當其沖，在文革中受罪最多，吃苦最久，坐牢殺頭最多的一類人就是右派份子。特別是在文革初期，"叛徒、特務、走資派"還沒成為運動對象，紅衛兵的鬥爭目標主要是五類分子。被打死或者自殺的人中，右派占了相當大的比例。

文革中動輒舉辦"萬人公審大會"，以呈"無產階級專政"之威力。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運動中被殺的"現行反革命"，不少是一九五七年的右派、所謂"老運動員"。一九五七年時的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沈元就是其中之一。沈元聰明異常，作為右派分子在北京郊區勞動改造期間，還寫了幾篇論文，投給《歷史研究》，為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黎澍賞識，設法將他調到該所工作。文革中，黎澍成"反動學術權威"，無法再保護沈元。沈元被鬥得受不了，買了盒黑鞋油，塗在臉上扮成黑人，進了馬裏大使館。他欲申請政治避難，誰知馬裏使館轉手就把他交給了中共，他也就"罪該萬死"了。

一九七○年春，一批"現行反革命"在被槍決之前的一個多月裏，天天拖著腳鐐和手銬，分組被帶到北京市內各處的萬人大會上鬥爭、示眾。連"中越友好人民公社"也把他們"借去"鬥爭一通，就像一批就要報廢扔掉的東西最後再使用一次似的。那批人中，除了中央美術學院學生張郎郎被周恩來以"留個活口"的名義保下未殺之外（張的父親張仃是文化界名人，著名畫家），全都死在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槍口下。沈元僅是那幾十名"現行反革命"中之一員。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北大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就被毛澤東拋出來，成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祭品。歷盡磨難之後，他竟然活了下來。文革後他對前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整死一事發表了一通感慨，說"社會主義沒有法制不行啊！"說完眼淚奪眶而出。但是，早在文化革命前十年，甚至更早，從中共執政起，中國就"沒有法制"了。經他的手定案的北大右派師生多達好幾百名。當他為劉少奇之死發感慨之時，可曾想過北大的那些殉難者的生命的價值與劉少奇的生命的價值並無不同？

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九年，許多殉難的右派的名字已被遺忘。他們的故事、經歷已被堙沒於歷史的塵灰。在這反右四十周年之際，我在心裏默念：黃中奇、劉奇弟、顧文選、沈元、林昭……願他們的名字長存人間。

(一九九七年四月五日)
*****************************************
浴火鳳凰：http://chinatown.coolfreepage.com/

發稿：2005年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