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知識分子史的另一種講法

和幾位同道聊天，談到法國的薩特，朋友大多比較敬佩。一位朋友談到薩特將理念付之於行動的精神，比如說他推著一個啤酒桶到大街上，立起來，站上去就開始演講。另一位朋友則談到薩特的另一種精神，講的是一個軼事，說是晚年與一人吃飯，行動不便，菜飯灑在衣服上，旁人欲幫助他，他卻坦率承認自己老了，雲雲。朋友們總結說，由此可以證明，左派知識分子的道德勇氣可嘉。

我差點相信了朋友們的這種說法。但我覺得總有一些問題。隨後我給自己的懷疑想出了一些理由：薩特活動的時代，其實是西方知識分子整個倒向左傾的時代（當然現在的學院仍然如此），他那種左翼的表演，其實是大出風頭、能上報紙頭版的舉動，他當然樂得表演。他的舉動能博得廣大青年學生的擁戴，他靠這些沒有任何政治風險的表演，儼然成為法國知識分子的領袖，這是何等合算的買賣。這種道德勇氣，換了我，也會有。

這其實不是道德勇氣的問題，而是你是否具有表演的天賦的問題。而薩特之流的人物正好具有這種天賦。

在我看來，真正具有道德勇氣的反倒是雷蒙·阿隆等右翼知識分子，或者說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因為，他們在學院中、甚至在整個社會的輿論中，都絕對屬於少數。他們被青年學生們視為反動派、頑固派、保守派、視為政府的幫兇，他們完全被學院知識分子所唾棄，他們的理想也不見容於當時的政府，他們的思想一點都不時髦。他們沒有成千上萬的擁躉，也不大可能上報紙的頭版。他們甚至根本進不了所謂的名牌大學（比如米塞斯，羅斯巴德）。但他們堅守自己的理念和立場。他們敢於反對潮流。如果沒有堅定的道德勇氣和沈穩的氣質，他們不可能抗拒得住學院內外輿論的壓力。

兩相對比，誰更有道德勇氣？更不要提個人品質。薩特那種毫無道德感的生活方式，也顯示了他根本都算不上一個負責任的男人，其知識之無根與虛無，也就可想而知。

更重要的是，那些稱許這些左翼知識分子的人士可能把所謂的良知看得比知識更重要了。人們稱呼那些掌握文字工具和思想的人是知識分子，而不叫他們為激情分子，或良知分子，乃是因為社會所期許於他們的，是運用理性進行判斷，創造和傳播知識。

面向社會的哲學家和人文知識分子，關鍵的使命恐怕就是向民眾提供一種認識世界的比較準確的知識，並提供一種可行而恰當的遠景。然而，以此標準衡量薩特之流的知識分子，他們是否提供了這樣的知識？他們所向往、贊美、並推薦給青年學生的那個社會，如今安在哉？他們號稱是哲學家、知識分子，卻甚至都不能認識清楚那個顯然違反人性的社會和那些統治者的基本性質——今天，無數左翼知識分子仍然不能認清模仿那樣的社會和那樣的統治者的性質——則他們的理性是否可靠？更不要說羅蘭那樣人士，他們已經了解到某些真相，卻仍然刻意地隱瞞真相，則其良知又何在？一個人甚至沒有勇氣面對真相，又何來道德勇氣？

但人們，甚至那些堅持自由主義理念的人們，也似乎輕易地接受了這些左翼知識分子具有道德勇氣和完美人格的說法。這恐怕是因為，左翼知識分子掌握了學院和媒體的控制權，他們通過書籍、報刊不斷地塑造薩特等人的光輝形象。他們的技巧很高明，他們擅長講小故事，通過有趣的奇聞軼事，塑造出一種完美的形象。這就跟某些國家會專門出版一些領袖小故事，有異曲同工之妙。

另一方面，阿隆、哈耶克、米塞斯等知識分子，卻被掌控著話語權的知識分子刻意地醜化，或者根本就將其拋棄到記憶的黑洞中。於是，整個法國知識分子的歷史，似乎就是德雷福斯案件，似乎就是薩特的抗議，似乎就是羅蘭的讒媚，而托克維爾的睿智、阿隆的銳利、薩林的機智，卻被中國知識分子忘記了，或者根本就不曾進入他們的視域。中國知識分子從一開始偏愛的就是法國左翼知識分子那種表演的激情。有個人反問我，讀憲政不從《社會契約論》讀起，那還能從哪本書開始？我真的是目瞪口呆。

看來，故事的力量是巨大的。一個故事被一部分人反復地用一種特定的方式講——在大學中、在教科書中、在媒體上、在娛樂節目中——似乎變成一種政治上和知識上正確的共識，於是，甚至連那些不認同那些人的理念的知識分子，也輕易地接受了那些故事。這是那些堅守自己的理念的知識分子的悲哀。

該重新講述一遍思想史、知識史的故事了。當然，是按照我們的講法。

原載思想評論

發稿：2002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