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慣了下崗工人，回頭又面對下崗農民

下崗農民已批量出現

城市近郊或中心集鎮的周邊村落裏，因土地被征用，下崗農民正呈批量化生成。問題的凸現已引起部份地方官員的關註。可是連城市的就業難題都無從破解，再要抽出物力與精力應對下崗農民，幾乎沒有可能。然而，問題畢竟已明顯化，下崗農民臉龐上的愁雲，為熱熱鬧鬧的城市（鎮）化浪潮所暫時掩蓋。

從“點”上的情況談起

某鎮，因縣城開辟工業園，有11個村被征用耕地3500畝，其中3個村，1600畝耕地一畝不剩。先後有3000余名勞力無田可種，其中的1800名因先前已在鄉企務工或做著小生意，暫時無生計之慮。另外1200名，原本就靠種田謀生，土地說沒就沒了，只得依靠臨時打短工湊合著過。更讓人揪心的是，尚有部份屬於老弱病殘者，連打短工都力不從心，其生活境狀就更為窘迫。

還有，過熱的“三區一場”建設，助長了新的“圈地運動”。某市的周邊區塊，先後“圈”出個體私營經濟區、高新技術區和旅遊開發區，致使城郊6個村的耕地全部被征光。有關部門摸底證實，無地的農民已近萬人。有個縣，近兩年不知從何種渠道搞到占地指標而大辦市場。辦一個“場”動輒占地數百畝。“場”倒“圈”成不少，“市”卻沒有攏成。原來寄希望於依托市場開發“三產”，吸納成群結隊的下崗農民再就業的計劃成為一紙空文。

政策實施的外部環境變了

下崗農民的出現與政策實施環境的變化也有直接關系。前些年，土地一旦被征用，政府有相應的政策來安排農民的生活出路。其一，實施“農轉非”。其二，指令征地單位負責安排“農轉非”人口的工作。如今，政府雖未明令取消上述安置政策，但落實政策所需的社會環境早已不復存在，政策也就名存實亡。

首先，勞動力走哪兒都過剩。政府上哪兒為“農轉非”人口尋找勞動崗位？其次，企業一改“姓”，政府再憑行政指令往企業“塞”人已不可能。再有，從前征地，一般用於工業項目，如今，商品房開發、鋪草坪、建廣場、修馬路都得占用土地。企圖依靠城市增容來接納下崗農民就業，空間極為有限。

征地者“收益”多多

國內的土地市場雖遠未發育完善，但畢竟已具雛型。征用土地，若能以市價作參照，失地的農民足以得到大額補償。可眼下的征地多半屬政府行為，拿“國家建設需要”作理由，以每畝數千元的低價征到土地，再以市場價出售給開發商，或以“準市場價”向投資者“優惠”。轉手之間，每畝數萬元甚至十數萬元的差價款為政府所占有。

由於理論上產權清晰的國有土地缺乏事實上的具體監管人，土地名義上歸於國有，實際支配權卻控制於地方之手。在地方看來，土地在我的轄區之內，當然屬於地方上可隨意支配或變現的資源。再從法律角度看，法律不承認土地為農民的“財產”或農業“資本”。既然土地對農民沒有產權意義，那麼其使用權的脆弱，在一個尚不習慣依法行政的國度是可想而知的。

產權關系決定交易方式。農民不具有土地的“產權”，地方政府自然不必向農民“買地”——“征”等同於“繳”，“補償”似同“照顧”。事至此，“補償”標準當然得由政府來確定。於是，補多補少與其說是按某種標準，不如說是取決於補者的良心發現。

以土地生錢的辦法，被地方政府看作市場化改革的經驗之一。姑且不論這到底算不算經驗，其結果以犧牲一部份農民的切身利益為代價卻無從否認。通過先“征”後“賣”的辦法，政府獲得了超額“利潤”，而下崗農民只落得兩手空空。

農民失去土地等於斷了生路

土地於農民，還是個社會保障問題。守住土地如同上了一道最低限度的社會保險。在可以預見的將來，農民特別是純農民，其生老病死仍須依賴於土地。

農村穩、中國穩！農民富、中國富！農民要致富，現階段談何容易。但從政策上講，至少應避免再出現下崗農民。回眸歷史，從1950年起，決策層試圖靠“人民公社”來解決農民的生存問題，折騰了20多年，烏托邦式的“一大二公”最終以失敗收場。接下來，“開放”又是20多年，可我們至今也沒有新的制度來解決9億農民的社會保障難題。就連城市（鎮）的社保體系，整合多年尚殘缺不全，時時受困於支付危機，又遑論農民乎！正因為如此，制定良好政策，控制下崗農民的批量出現，才顯得尤為迫切。


發稿：2001年12月7日    更新：2001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