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上積德三朝閣老阮元得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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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曉

清代有一名跨越乾隆、嘉慶、道光的三朝重臣，自謂“三朝閣老、九省疆臣”，他名叫阮元（1764年-1849年），字伯元，號蕓臺，江蘇揚州儀征人。他“博學淹通”，提倡學術自任，在經史、編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著較高的造詣，被後人譽為“一代經師、學界山鬥”。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阮元考中進士，由翰林而先後出任浙江、江西、河南巡撫和湖廣、兩廣、雲貴總督等職，是清廷非常倚重的封疆大吏。晚年官拜體仁閣大學士，致仕後加官至太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阮元去世，享年86歲，獲賜謚號“文達”。

清朝人梁恭辰在《勸戒錄》中的《昭勇將軍》一文中提到這位阮閣老，因為他是自己伯父會試時的主考官。有一年，梁恭辰與父親暫住揚州3個月，賦閑在家的阮閣老時常過來閑談，梁恭辰的父親以師禮待之。梁恭辰得以一睹閣老的容顏風采。他私下裏問父親：“像阮閣老這樣福德智慧都很圓滿的了不起之人，其祖先不知積了怎樣的大德呢？”

梁恭辰的父親告訴他，在阮閣老所著的《研經室文集》中，記述了他祖父的故事。

阮元的祖父名叫阮玉堂，字琢庵，以武進士出身，起初在皇宮內任侍衛，後來晉升為遊擊（註：武將官職）在外領兵。乾隆五年（1740年），湖廣出現苗民勾結土匪的反叛，乾隆帝命雲貴總督兼巡撫張廣泗前去勘察。阮玉堂以湖北苗疆九溪營遊擊的身份，統領九溪、灃州、洞庭、常德四營官兵，隨軍征討反叛的苗民。

在征討期間，阮玉堂身先士卒，每戰都取得了勝利。在一次戰役中，阮玉堂派出主力在正面佯攻，自己則率奇兵由小道攀藤越嶺而入，大獲全勝。剩余的8百戶反叛者退據南嶺，後來因為糧食吃盡而出來投降。張廣泗擔心其中有詐，不準備接受投降，但阮玉堂卻極力為他們辯白，並以自己的身家性命擔保，這才保下了這8百戶。

之後清軍又在進一步清剿中，捕獲男女數千人。張廣泗想全部殺掉，但阮玉堂卻再三勸阻。但無論怎樣勸阻，張廣泗都不聽。不得已，阮玉堂只得懇求道：“壯丁能夠執兵器抗拒者，就殺；婦女及男子16歲以下者，必宜宥免。”意思是能手執兵器抗拒的壯丁，可以將他們處死，婦女以及16歲的男子，一定要寬恕赦免。這次張廣泗同意了。阮玉堂又保全了很多人。

作為武將，阮玉堂本不應該參與地方事務，但《研經室文集》中卻記述了這樣一件事：九溪有一座北山，方圓數10裏，一向是士兵和百姓賴以生活的來源。有戶人家，是明朝一個指揮使的後人，屬於豪門大族的子孫。他向官府提出訴訟，稱北山是其祖傳之地，委托官員勘驗，這樣幾乎整座山都被他占有。

阮玉堂聽說後，親自前往省府，在督撫大人面前陳詞道：“即便土地真是這個大戶人家的，但也是前朝的事情了。如今這裏已經成為幾萬人家殯葬、打柴、放牧的地方。如果歸於一家，那這幾萬人家該怎麼辦呢？”督撫深以為然，於是找了其它辦法解決。

阮玉堂後來升為參將，為“昭勇將軍”。《清史稿》中說他“從征苗，活降苗數千人，有陰德。”他的子孫因此有大福報，如阮元不僅成為三朝重臣，而且門生故吏遍布天下。

梁恭辰的父親對他說：“兵戈，是不祥之器；戰爭，是危險之事。然而一定要化兇為吉，轉危為安，才能對國事有所幫助。如果只是靠逞強濫殺無辜來邀功，對國家大局毫無益處。那國家為什麼要采用這些舉措，天地間又怎麼用得著這些人呢？”

古人認為，戰爭期間，只有仁愛寬恕才最能體現出人性的光輝，上天也會賜福這樣的將領。

與阮玉堂積福德給子孫不同的是，張廣泗卻因殺戮太多而受到懲罰。後來，他被“以失誤軍機律”定罪，斬立決。

還有漢代的飛將軍李廣因為誘殺已經投降的羌兵8百多人，因此終身不得封侯，最後因貽誤戰機而自殺。他的孫子李陵，更是因為投降匈奴而被滅族。此外，北宋曹翰殺降太多，死後報應也很重，他轉入畜生道投生為豬。曹翰的兒子沒能長大成人就死了，他的女兒也淪為娼妓。

如此對比鮮明的例子，不正說明天道昭昭，是惡是善，一切皆有上天衡量啊。

發稿：2025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