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漢文化的墮落與悲哀（上）

當漢語在叢林中初創時，是為了傳遞信息和表達感情的需要，這是一種實用的語言。倉擷造字是為了記錄的用途，想把歷史或事件真實地用符號留傳下去。在先秦典籍中，在戰國百家的爭鳴裏，語言與文字是符號，是載體，它用來表述與承載寫作者的思想和情感。

由於條件限制，我所能讀到的先秦文字極少，只有《春秋》、《詩經》及莊子、韓非、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對其不敢造次評價，只是感受到作品中充滿了作者的思想與情感。在這些流傳千古的詩歌文章中，沒有令人眼花繚亂的文法，只有一些質樸天然的比興與諷喻，宋玉、莊子的文章，也僅是為了增強感染力而稍加修飾。捧讀時，感受到的是作者恣肆飛揚的靈魂與思想，毫無炫目喧囂之氣。一杯茶，一把扇，可以在瓜棚，可以在深堂，讀得暇思彌遠，讀到兩翼生風，讀到會心一笑時，讀到惕然四顧處，仿佛千萬年的時光物境，盡在掩卷一嘆之間。

這個階段的漢語文，是時代生活與歷史興亡的寫照，也是人情思想的縮影，樸素如未描之素面，隱然閃現著真實的美與健康。簡樸的是文字，華美的是情思：“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四言一句，真話直說，沒有也不需要雕飾，作者為自己一時一地之念想而歌詠，毫無名利幹謁之意。這是個思想活躍百家爭鳴的年代，太上只求制其心，用自己的言行來教化、感化百姓。於是深山之巔、大澤之畔，宮廷、街肆，人人得而歌之，或雅、或俗、或歡愉的情歌：“將仲子兮，無喻我裏…”，或痛疾之斥罵：“碩鼠”作焉！

這個時期的作品，在技巧與理論上是初級的，沒有人教你或逼你寫什麼，怎樣寫。但是那種真率與語文功能的淋漓發揮，卻是後代，特別是現代語文望塵莫及的。每個作者都用自己掌握的語言和文字，寫著、說著真正自己想說想寫的一切，一個自由到令今人痛恨與嫉妒的時代！

漢語文象荒原之野火，跳躍著、飛舞著，滿載著先民的悲歡喜怒在這塊土地上旋動。雖然文字普及率很低，又歷經戰火與歲月的劫難及歷代統治者的瘋狂毀滅，使絕大多數作品沒能留傳下來，但先秦時期的文學作品在藝術質量與思想性上，依然傲踞五千年民族文化史的高位。

終於有一天，語文的火焰燒痛了秦始皇英明偉大的屁股，也將其殘暴、邪匿的行為與陰私照亮，於是有了焚書坑儒，太上開始制言。

到了漢唐時期，隨著五言、七言詩及辭賦技巧的發展與成熟，漢語文的功能出現轉向，對理想與民生疾苦的反映被部分山水、遊仙內容替代。而科舉制在為朝廷選拔人才的同時，也產生了命題文章與言論束縛的弊端。

在焚書坑儒及黨錮的陰影下，雖然因文獲罪的事偶有發生，但言論的自由程度還是極高的，不僅有漢周昌之“期期不可”，還有三國禰衡的“擊鼓罵曹”及唐魏徵之諍諫，統治者深諳：可以馬上得江山，不可馬上治江山“的道理，對言論持寬容態度。這種廣開言論的結果，便是中華歷史上最輝煌的漢唐盛世，民族凝聚力的加強和漢文明的成型與固化。

國家的強盛，造就了愛國熱情的自然高漲：“漢家煙塵在西北，漢將辭家破殘賊”“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誓不還”…投筆從戎的班固、輪臺夜雪的岑參們在吟唱，血戰睢陽的張巡、擊楫中流的壯士在吟唱…沒有人“教育與引導”也造就了漢語文的空前繁榮：文人、武人，王孫、市民，販卒、娼妓、戍卒們在中華大地上盡情地吟唱！可以諷歌“陟彼北邙兮…”，也可以輕吟“巴山夜雨漲秋池”，有陳琳辱曹操三代的罵文，也有令武後嘆絕的《為徐敬業討武照文》。有郭震的寶劍篇，也有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沒有割喉的利刃，也沒有專政的牢獄，那時的中華民族在自由地吟頌與痛訴中，唱得長安成了世界的心臟，唱得唐詩漢賦成了民族文化的燈塔、漢語文遙遠而光榮的夢境……

這個時期的漢語文是民眾的喉舌，是承載生活悲喜劇的工具，就象草原上散放的馬群，可以在一定的範圍中嘶鳴馳騁，有原始的野性與沖動，可以有“快走踏清秋”的思想欲望。國家還是民眾與君主共有的井田，賦稅徭役之外，民眾有絕大多數的自由。統治者還自覺或不自覺地抑制私欲，內庫與國庫區分，以圖國運長久。

及至宋明，隨著流氓政治與流氓統治者的泛濫，國家被統治者私有化程度的加重，各種禍國害民的舉措直接導致了國勢不振、山河破碎的局面。國勢虛弱加上私欲惡性膨脹，促使流氓統治者竊取國庫公帑，批發烏紗帽等醜行接連不斷。面對朝臣民眾的抨擊與非議，他們只有依靠特務組織的恐怖手段和剝奪國人言論自由來封閉視聽，達到愚民的目的，以求在內外交困中茍延殘喘。

在制言、制文的環境中，百姓已無歌可唱，文人也只有風花雪月可吟，一片失國失言的苦痛中：只有“尋尋覓覓，淒淒慘……”的哀嘆，或“但將冷眼觀螃蟹，看你橫行到幾時？”的詛咒。有“奪泥燕口，削鐵針頭……鷺鷥腿上擘精肉”的貪官酷吏，卻沒有能“拚將十萬頭顱血，誓把乾坤力挽回”之人！在這樣的精神狀況下，民眾已冷卻了熱血而麻木，縱有慨唱：“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的嶽元師及一幹“生當做人傑，死亦為鬼雄”的英傑，也只有發出“有心殺賊，無力回天”的浩嘆！

民眾已經一無所有，已經沒有可以失去的東西了，他們沈默著，他們被迫閉嘴，他們的命運與國家土地失去了聯系。一個與人民對立的政權，一個失去民心的國度，縱有多少滿懷“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身前身後名”的愛國者，失去了民眾的響應，只有“欄桿拍遍，無人會，登臨意”的悵恨。

統治者要的是歌舞升平的粉飾，愛的是“暗香浮動月黃昏”、“小園香徑正徘徊”的雅韻，要的是“盛世無饑饉，何須耕織忙”？的頌屁之作，恨的是“山雨欲來風滿樓”“莫去倚危欄，斜陽正在柳煙斷腸處”的警告。西湖歌舞，揚州明月，掩卻了明王宵獵的火光，伴襯著佛貍祠邊的神鴉社鼓！

宋明的漢語文資源，已被風月與無病呻吟的需要發掘殆盡，又遭儒官雅士們歌頌之褻弄，變得油滑而粉膩，不倫不類、不尷不尬，仿佛長街賣唱的粉頭卸妝未盡，卻挽著銅板唱“大江東去”，高音喊過，又擠出一掬胭脂血淚。

一個末世的社會，一個瀕危的民族，有程朱理學的方正嚴謹，又有“梅子黃時雨”的輕痛。漢語文就在為官為民的歧路上與百姓分道揚鑣，留給我們的只有“淚眼問花花不語”！

再往後的歲月裏，漢語文連風月也免談了，一句“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的無心之言，也惹來文字大獄，更休想發那震聾發聵之聲。在異族刀槍環伺之下，識字少的，去抄抄水牌，記個流水帳，多識幾個字的，最多去故紙堆裏消磨、考據，津津樂道於茴香豆的茴字，有幾種寫法！
國家？民族？那一個港口是漢文化的安全港？辛亥前後的地球上，能給漢語文自由的土壤，只有在東瀛或歐洲。


發稿：2001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