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者生存:邪恶驱逐善良？　　　　　 　

包刚升

　　这是一个诚实不再被视为美德的年代，这很可能也是一个善良不再被视为美德的年代，美德的同义词不再是正直、公正、勇气、、同情、仁慈、谦恭、自我克制和坚守信仰，而是权力、操纵、通过各种方式“搞”钱的能耐以及巧妙地欺诈。正所谓“君子道消，小人道长” 。这样一个年代，给所有想过一种正直生活的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如何不堕落到一种可怜的生存境地？如何不使自己的良心受到摧残？如何在无损于自我原则的前提下能够过上一种富足、殷实、安宁与成功的生活？仿佛这一切变得越来越困难。

　　多年前，一个重要的国际机构曾对不同国家的父母亲作过一次调查，他们的问题是：你希望你的孩子具有怎样的品质？根据父母们的回答，在主要的西方大国，列第一位的品质是“有信仰”，而另一种重要品质“诚实”也在几十种品质中列前五名；而中国的家长们希望孩子首先具有的品质是“能干”，而“有信仰”、“诚实”这样的品质被选择的频率都非常低。这可以反映中国家长——中国人对于人的品质的一般看法：要做个能干的人，但不见得要做个有信仰的和诚实的人；如果再思考一下，也就是说，可以做个只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但奇怪的是，信奉“能干原则”的民族却无法产生能干的科学家、企业家与艺术家，而信奉“信仰与诚实原则”的民族却产生了最能干的科学家、企业家与艺术家，产生了最伟大的经济体与最耀眼的文化成就，这到是绝妙的讽刺！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生物界演进的规则，这同样是社会演进的规则。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社会上个人所普遍奉行的做法与习惯，所身体力行的个性与品质，乃是社会选择的结果。于是，很多人对这个问题产生巨大的疑问：难道普遍的不诚实是我们的文明传统、我们的政治经济过程、我们的教育对个人进行选择的结果？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要遗憾地回答“是”。

　　从传统的角度看，诚实这一品质并没有在中国文明的传统中据有重要的地位，在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之下，一切出自人类最初习惯的优秀品质都被扼杀殚尽。王亚南说过，中国二十四史是一部贪污史。同样，中国二十四史也是一部反道德史，各种丑剧轮番上演，一浪高过一浪。按照霍尔巴赫的看法，“在专制制度得势的国家里是找不到道德的。”统治者自己只根据个人的好恶来分配恩惠，而丝毫不会考虑臣民的真正品德与功绩；“他们自己缺乏道德，所以也害怕有道德的人”。因此，专制造成的结果，一方面是大臣们的卑鄙、阿谀、告密、最下流的巴结逢迎、互相猜疑与互相倾轧；另一方面是人民“陷入萎靡不振、麻木不仁、无所作为的状态”。

　　普通民众的品质还受到现实的政治经济过程的很大影响，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其中生活，它们不能不对我们的行为模式造成相当的塑造作用。“数字出官”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常识；新闻的“宣传”性质与不真实性也是社会生活的常识；某些重大会议上举手表决的无效性也是基本社会常识；当上级检查团来考察，做好面子功夫与进行隆重接待也是社会常识；当出现经济纠纷，要与当地法官通过金钱进行通力合作，也是常识；晋升最快的人、地位最稳的人往往是最“忠诚”、最“心腹”的人，而不是最能干的人、最公正的人，这也是常识；领袖的孩子又红又专，所以起码要做部长，依此逻辑，部长的孩儿们起码要做局长，局长的孩儿们起码要做处长，处长的孩儿们起码要做科长，这也是常识。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从小到大，生于斯长于斯，接触如此多而丰富的“常识”，若想过一种富足、安宁与成功的生活，他如何能不适应这里的“规则”？他又怎么会有足够的勇气和动力来捍卫自己的良心与道德？正如西谚所言，不良的法律造成坏人与恶人，不良的政治经济规则也会造成坏人与恶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教育也在阉割人的完整个性与诚实品质。在成人之后，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认为，我们被教育制度强奸了，特别是中小学的语文、社科教育。很多观点我们无法同意，却必须同意；很多思想，我们不想接受，却必须接受，而且还要在考试过程中原原本本地复述出来。如果你胆敢不接受这种思想的强奸，你就要以无法升入高等学府为代价。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弄虚作假，努力地、义无返顾地败坏自我的诚实，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合时宜”的阉割，成为了一种人人皆可习得的品质。你能要求这样的教育生产出诚实的孩子吗？如果这些孩子连起码的诚实都不具备，你能要求他们具有其他的卓越品质吗？

　　这样的现实在考验一个人意志力与勇气，也在不断地拷问伦理学界：中国的道德前景何在？在这时候，不少中国人有幸结识了英国19世纪伟大的道德学家塞缪尔·斯迈尔斯。斯迈尔斯是苏格兰人，生于1812年，卒于1904，在他漫长的一生中，斯迈尔斯做过商人、作家、记者、社会改革家与铁路大臣，在他死后获得了公众道德学家的美誉。他的一生以数十部脍炙人口的著作来总结、宣讲了人生成功与幸福的道理，而品格在其中的份量尤其为重。在他看来，成功与幸福是对一个人优秀品质的回报。正是从这个角度讲，斯迈尔斯不仅是成功的导师，也是品格的导师。

　　在国内斯迈尔斯的译作目前有四种：<自己拯救自己>、《品格的力量》、《人生的职责》、《金钱与人生》，构成了《良知文丛》，主编是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李柏光先生。斯迈尔斯在他的书中反复讲述了一些为人的原则，比如：

　　自立——“自立的精神是个人一切真正的发展与进步的动力和根源，它体现在众多生活的领域，成为国家兴旺强大的真正源泉。从效果上看，来自外在的帮助只会使受助者走向衰弱，而来自内在的帮助则必定使自救者兴旺发达。”

　　诚实——“诚实永远是最好的策略。……凭借欺诈、奇迹与暴力，我们可以获得一时的成功；但是，只有凭借诚实与正直，我们才能获得永久性的成功。英国人使得他们的产品和民族个性保持优势的，不仅仅在于贸易商和制造商的勇气、智力和能动性，而且更在于他们的智慧、节俭和最重要的诚实品质。”

　　勤劳——“个人的奋发向上和勤劳实干是取得杰出成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任何一种杰出成就都必然与好逸恶劳的懒惰品行无缘。正是辛勤的双手和大脑才使得人们富裕起来。”

　　品格——“品格，使一个人的魅力得以展现，使一个人的道德影响得以产生，使一个人能赢得世人的尊重。……品格是一个人征服他人的武器，是一个人崇高地位的基础，是一个人真正的桂冠和荣耀。”

　　如果斯迈尔斯只是说了这些东西，那么作为一个道德学家，他必定还略欠火候。因为，道德若不是与自我克制联系起来，就不能称为真正的道德；品格若不是与勇敢联系起来，就不能称为真正的品格。而只有自我克制与勇气，才会使我们在抵制诱惑和战胜恐惧方面具有足够的力量。自我克制本质上是对某些肉欲和享乐的诱惑的主动抵制；而勇敢则同样表现出高贵的精神，因为它是为了捍卫自我的准则而去直面恐惧与危险。自我控制与勇气的结合是意志力的源泉，使人在肮脏的诱惑面前坚守纯洁、在邪恶的诱惑面前坚守善良、在卑劣的诱惑面前坚守高尚。

　　斯迈尔斯在他的《品格的力量》一书中引用了斯宾塞的著名言论：“极其严格的自我控制，乃是富于理想的人类所孜孜以求的伟大目标之一。不是单凭冲动，也不是单凭一个接一个的欲望的刺激，而是通过自我克制、自我平衡以及那种类似于议会合意式的自我管理，使人们在付诸行动之前，仔细思想，再三权衡……”而在斯迈尔斯的书中， “勇敢”则更是一个特殊的字眼。在一般人的眼中，勇敢表示对恐惧的克服。但斯迈尔斯认为，勇敢不仅表现为对恐惧的克服、对苦难的承受，而且更重要的是勇敢更表现为抵制住为了物质或职位上的好处而堕落。正如海恩泽曼指出的那样：“当你周围的人们通过种种欺诈手段和不诚实的行为暴富起来的时候，当其他人摇尾乞怜，一心向上爬的时候，你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和清白，不要同流合污；当有的人靠溜须拍马换来一个又一个‘成功’的时候，你要善于保持内心的宁静，不要因他人的这些成就而痛苦；当你哦看到有些人为了名利象狗一样爬行的时候，你要能顶住世俗的压力，敢于特立独行，出污泥而不染。”

　　这样的语言、这样的思想使所有的正直人士感到由衷的欢畅，斯迈尔斯也更促使我们在这个特殊的年代拥有一份“不合时宜”的偏执——用思想也用行动去捍卫这样一条古老而简单的准则：过一种正直的生活！
　　　　　　　　　　　　　　　　　　　　　　　　　　　　　　　　　　　(转载中评网)


发稿：2000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