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廊敬天重德修炼文化世界回眸再现辉煌
缘归大法道德升华病祛身轻佛光普照今日神话
史前文化生命探索浩瀚时空中外预言科学新见
迫害真相矢志不渝揭恶扬善曝光邪恶慈悲为怀
人生百态 社会乱象红朝谎言华夏浩劫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怒人怨因缘启示
深思明鉴心明眼亮信仰漫谈杂谈随笔
上善若水省思感悟寓言启示诗文乐画
国际声援天地正气良知永存紧急救援
主页 > 万象纷纷 > 红朝谎言

《半夜鸡叫》的周扒皮原是厚道人

打印机版 | 【投稿/反馈】

【新生1月2日讯】1951年,土改中,农民斗地主。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 土改运动开始,一直持续到1952年。

1947年,黄店屯村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是这年6月,**打回来,村子“二次解放”了;第二是工作队进村,发动大伙搞土改,“平分了土地”;第三则是,村里的大户——老周家的户主周春富死了。

黄店屯村位于辽东半岛中西部的复县(今瓦房店市)。东北光复不久,八路军接收了伪满政权,1945年10月,复县民主政府成立,黄店屯村也随之“解放了”。可没想到,一年之后,国民党军队又打进来。又过了半年,辽东地区东北民主联军反攻胜利,黄店屯又迎来了“二次解放”。

“二次解放”后,黄店屯最激烈的变化,就是土改工作组进村了。工作队来的时候,是12月,村里的老人们回忆,“工作队的人当年大都是兵,还有干部,有从沈阳来的,有从胶东来的。”

也就是在这个月,随着土改的进行,周家的户主周春富,被当作“阶级敌人”的典型,打死了。


批斗

家业

“老周家也是闯关东过来的。”83岁的黄店屯农民阎振明说。具体哪年哪月从山东迁来的,周家后人也不明晓,周春富的玄外孙孟令骞推测,大概是在清初。

和东北其它地方一样,复县长期地广人稀。清初召民垦荒,一些山东人来到这儿。雍正十二年(1734年),人丁才增至5278名。当时,八旗官兵“跑马圈地”,戍边官兵“按丁授田”,包括周春富的先辈在内的移民们,则自己动手垦荒。周家的先祖在这里定居下来,开荒、种地、生孩子,一户人就这样繁衍生息下来。

后来的移民,能选择的好地越来越少,有人干脆租地。天灾人祸、家道中落等变化,也会导致土地的流通和集中。即便如此,这里的人地关系远没有中原地区紧张。民国三年(1914年),政府丈量登记,明确土地所有权, 3年后统计,复县共有耕地面积1517570亩,农户46610户,其中87%是自种户、自种兼租种户,仅有少量农民完全靠租地为生。

周家到了周春富这一辈,并不算富裕,按阎振明的说法,周春富“继承了一些土地,但不多”。但在周春富看来,那些浮财不过是过眼云烟,只有土地才是结结实实的保障,地里出一家人的吃喝,子孙也能受益。

于是,这个勤俭、精明的农家子弟,开始一点点地攒钱、置地。他的勤俭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在黄店屯,年长些与周春富有过接触的老人都知道,“周春富这人无论吃的还是穿的,都很寒碜,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周春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抠门。一个流传甚广的细节是,“周家吃剩的粉条用筷子捞出来,放到盖子上晒干了日后吃。”

在周家做过多年长工的王义帧回忆说,周春富从“从不闲着”,伙计铡草的时候他帮着续草,他续草铡出的苞米秸长短匀齐,牲口爱吃。“有个特殊要求,无论是伙计还是儿女媳妇,干活时不准穿红挂绿,怕粘灰就不能撒手干。”

“周家院子里是不能有鸡粪的,孩子回家了就拿起小铲子往院坑里拾掇。家里不养牛养骡马,脚力快也干净。我在他家要早起。他家人养成了习惯,冬天天没亮点了火油灯,家里人做饭的做饭,喂牲口的喂牲口。人家都起来了,你伙计还能赖在被窝里吗,起来没有事掴着筐拣狗粪。”2006年,王义帧在接受周春富的玄外孙孟令骞访谈时回忆说。

在黄店屯,老周家的5个儿子也让人羡慕,“家里人手多,大儿子干农活,二儿子管家,三儿子赶车,几个儿子都有分工,个个勤快。脑子也灵,都能挣钱。”

为了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太姥爷,孟令骞多年来寻访了几十个与周家有交往的人,据他介绍,周家“挣钱了就买地,地多了就雇长工,从三五个到七八个的时候都有。太姥爷和长工一样干活,一大早就赶马车出去,回来挂一胡子霜。”

长工王义帧对周春富买地的嗜好印象深刻:“老头把家,就愿意买地。和人家在地头说话,末了就问,你卖不卖啊?”

周春富凭藉自己多年的努力,为周家积攒了一大份家业。1947年,也就是土改队来到黄店屯的那一年,这份家业包括40天(约合240亩)土地,还有“四大坊”——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一个杂货铺。

批斗

革命作家周立波,在1948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故事内容即是1946年到1947年的东北农村土改,可以看作是黄店屯土改的一个背景说明。

在小说中,“土改工作队”的萧队长率队进驻元茂屯。他们调查研究,组织队伍,发动群众,在《白毛女》的歌声中,通过“诉苦会”等多种形式,不断强化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仇恨,调动他们参加土地改革的积极性。于是,村民们逐渐意识到,村里的富户不仅有钱,不仅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东家,不仅是乡亲,而且是“我们的阶级敌人”。

1947年12月的某天,黄店屯的男女老少都被通知去村小学。“周春富被拎过来,贫下中农代表们控诉完毕之后,上去围攻,打啊踢啊。” 阎振明至今还记得当年的场景。

“你踢了吗?”阎振明一楞,沉默了两秒钟,脸扭向一旁,苦笑着说:“谁敢不踢啊,阶级斗争,阶级一划分那就是敌人。你不踢,不表态,就说明阶级立场有问题。”

在这样的氛围中,周春富的一些问题,逐渐被“挖掘”出来。一个当年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若干年后回忆,“这地主真太可恨!周家的四个儿媳妇,得被他逼着干活!一个月头10天,大儿媳妇做饭,二儿媳妇做菜,第三个儿媳妇当‘后勤部长’,推碾子拉磨什么都干。这10天四儿媳妇可以‘休息’,给孩子缝缝补补做衣服。下一个十天,就按顺序‘轮岗’……对家人他都这么抠,对我们扛大活的长工,你想想得狠到什么地步!”

这种忆苦思甜式的批斗方式甚至一直持续到文革。文革中,时任革委会主任的孔庆祥找到曾在周家当过长工的孔兆明,要他上台讲讲周春富的问题,对贫下中农进行再教育。他是当年周家4个长工里年龄最小的一个。

孔兆明上台开始讲周春富如何剥削长工,讲着讲着不自主地说起,老周家伙食不错,“我们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还要好。” 干部们一听,急了,赶快拉他下来。

60多年过后,当“阶级斗争”不再流行,周春富的苛刻似乎被逐渐淡忘,而他为人“厚道”的一面也慢慢被追忆起来。曾在周家打过短工的孔宪德说,“农忙的时候,就去帮忙,好吃好喝不说,你还得给我工钱,不给工钱谁给他干?一天的工钱还能买十斤米呢。你不好好待我,我就不给你干。”而孔宪德的哥哥孔宪丞在周家做过多年的长工,“一年挣8石粮食,养活全家。”老长工王义帧则说:“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没说过我什么,我单薄,但会干。老头说,会使锄,能扛粮就行。”

但在1947年的大环境下,这样带有传统乡村温情的话语是不可能得到表达的。“我经常听父辈们回忆,唉,人家周家有那么坏吗?但那个时候谁敢说他好?”1947年,赵桂春出生于黄店屯附近的黄堡屯。61年后,她坐在大连图书馆,看书,反思以前的事儿:“在暴力面前没有人道,在血面前谁不恐惧?”

暴风骤雨很快席卷了周家,“数不清的脚踏进院子,翻箱倒柜挖地刨坑,然后把筛糠样的地主老财父子婆娘揪斗到街上戴高帽挂铁牌,鞭棍啐骂一浪高过一浪。太姥爷的几个孩子扶着破碎的窗棂惊恐万状。亲朋们早就鸟兽散或作壁上观或劈天跺地划开界线。” 孟令骞根据自己的寻访复原了当时的情景。

土改

周春富的遭遇,只是1947年“平分土地”运动中,地主命运的一个缩影而已。包括《中国的土地改革》在内的不少史志都记载,一些地区在1947年冬至1948年春,“挖财宝”运动成为风潮,不仅仅如此,还发展成了“打堂子”运动。开始还以村为单位,即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把他们的财物都拿来分掉。后来觉得本村的是熟人或亲属,不好下手,便发展成为以区、甚至以县为单位的“联合打荡”,在村与村、区与区之间互相“扫堂子”。

在重新划分阶级,彻底平分土地的大风潮下,不仅仅是地主,就连一些中农也未能幸免,在山东黄县,“同一时间封了全县各村地主、富农和部份中农的门,将其全家扫地出门,没收全部财产,实行武装管制,并责令一切富裕些的农民献房、献地、献东西。”

1947年12月2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谈到,“农村户口中,地主富农只占百分之八左右……中农、贫农、雇农合占百分之九十。”但这百分之八的人口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

后来,“暴力土改”日渐降温。但周春富没有等到那一天,几乎是土改刚刚开始不久,他就被“迫害”了。周春富具体是怎样死的,由于没有正常的法律审判程序,已经找不到档案记载。村里的一些老人们说,周春富就是开批斗会时,被活活打死的。

而那个给高家放过猪的那个小孩,多年后回忆,“周春福(富)让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大会给枪毙了!那天我们家乡人山人海地去看,尤其是老人们都非常高兴。”

典型

周春富的死,在这样的大风潮下,并算不得什么特别突出的事件。但让周春富“扬名”的则是另外一件事情。周春富死后两年,那个曾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参加了解放军,在行军打仗的途中,开始动笔根据自己的经历撰写长篇小说。

后来,“在总政文化部首长和解放军文艺社领导、编辑的关怀、帮助下,在老作家荒草同志的具体指导下,我每天加班加点,废寝忘食,反覆修改书稿。《解放军文艺》把我改出的书稿全部连载了。”

这个小孩,就是著名的“文盲作家”、“战士作家”高玉宝。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单行本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高玉宝讲述了一个小孩子在一家周姓地主家备受剥削,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小说的第九章,叫做《半夜鸡叫》。在这个故事里,绰号“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最后反被长工们戏弄。《高玉宝》在国内外有二十几种版本,仅汉文版印数就高达450多万册,并被改编为24种连环画和12种文艺演唱形式及其戏曲书籍,其中尤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64年拍摄的同名木偶片影响深远。

黄店屯村的孔庆祥回忆,“有一年我在到黑龙江的火车上,正好遇见高玉宝,我问,大舅,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吗?他没吭声,说是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然后又说,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它地方就没有。”

但真实与否已不重要,这个“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荒唐举动,最终成为了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代名词。

黄店屯93岁的老人高殿荣,至今还住在土改时分给她的周家三间老屋里,她回忆起周春富时,只说了一句,“不是恶人,不霸道。”在传统的乡村道德语境内,“好”和“恶”是最基本的两个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