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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新惨死的惊天内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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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见网6月26日讯】■“我的思想观点与曾真无关”

1月9日。张志新写下遗书,准备自杀。被发现后,严加监视,并召开批斗会,批判她“以死向党示威,对抗运动。”

批斗会上,质问张志新:“你昨天写的所谓遗书,是什么意思?”

张志新:“那是不对头的。”

问:“在遗书中的观点,你认为是对的吗?”

张志新:“这些观点,我认为是应允许存在的,应在今后的革命实践中去证实是不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问:“哪些观点需要在实践中证实?”

张志新:“两个司令部斗争问题,打倒那么多人的问题,这里面有些肯定是对的,但有些不一定对。”

问:“你在遗书中认为你是正确的,但为什么想死?”

张志新:“从我自己来想,是不想死的。但觉得我的想法,在时间、地点上,是得不到宽恕的。革命非常时期,革命就要坚决处理。”

问:“你的所谓遗书,是认罪还是示威?”

张志新:“我认为自己问题严重。”

问:“怎么严重?”

张志新:“我当时的想法、思路、立场。”

问:“你是一面派,到底是哪一面?应该明确,有个鲜明态度?”

张志新:“我的立场确实没有站过来,还是站在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一边。”

当追问曾真对她的影响时,她意识到,她的不幸必会株连家人。她向审问她的人说:“我的思想观点与曾真无关”,并表示考虑要与曾真离婚。

1969 年8月张志新被捕,关押在渖阳看守所,不让家人、亲属探视,与世隔绝了。同年11月,已被监视、审查的曾真被遣送建昌县农村插队落户。他带着两个孩子离开渖阳。1970年8月,张志新被判无期徒刑,投入渖阳监狱强迫劳动改造。一年多后,曾真无奈被迫提出离婚。当法院下达的离婚判决书送到监狱时,张志新平静地说:“离不离婚,对我来说已没有什么意义了。』从张志新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直1975年4月4日被枪杀,一直被与家人、亲属完全隔绝。曾真在 10年漫漫风雨岁月里,也是九死一生,但他终于把两个孩子拉扯成人。1978年春,他和两个孩子回到阔别8年多的渖阳。

■一场无法结束的悲剧

张志新的家人和亲属现在如何呢?这是许多读者关心的事。

最近陈禹山探访了张志新的妹妹张志勤和张志新的丈夫曾真。他们都在北京。

陈禹山说:曾真已年愈古稀,消瘦,背也有点驼了,与当年所见相比,判若两人。他独身一人住在北京的一个居民小区。他住在一栋多层楼房的七层,房子没有电梯,他每天沿着楼梯爬上爬下,上街买粮,买菜,自己做饭。他请了钟点工,每周上家里来搞一次卫生。他就是这样孤苦伶仃地打发自己的晚年的日子。曾真说:两个孩子,林林、彤彤现在美国。他们都已成家。彤彤只在填写个人资料时,才写上“幼年丧母”,但从不向人提起自己的母亲是谁。林林也不愿意再提及当年的苦难。

张志新在给曾真的诀别信中,要他“彻底”把她“忘却”,“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曾真说:“彻底忘却过去,对我来说,实在是难以办到的事情。”

30多年来,曾真一直没有结婚,没有“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他不可能走出这个悲剧的阴影。

张志新的妹妹张志勤虽然有一个完整的家,但她身体不好,患有心脏病等多种疾病。与许多六旬的同龄人相比,她显得衰老多了,走起路来也不那么灵便,上楼梯更显得吃力。她已退休。她原是中央乐团首席小提琴手,国家一级演员。她出身音乐世家。小时候,她就和大姐志新,二姐志惠一起组成小乐队参加演出。她们成为闻名津沽的“张氏三姐妹”。张志勤说,大姐是弹六弦琴的,但小提琴拉得也不比她差。波隆贝思库的《叙事曲》是大姐生前最爱拉也最爱听的曲子。

当年张志勤谈起大姐,常常声泪俱下,现在却常常沉默寡言。她给了陈禹山一份关于张志新案件评论的资料,这是从一本书上影印下来的。资料上说:

张志新与秋谨同为反抗专制的杰出女性。可是与年轻的朋友说起来,许多人知道就义已一个世纪的秋谨,而对殉难不过二十几年的张志新却茫然无知。

细一琢磨,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可理解,因为在我们各种版本的历史教科书里,凡讲到辛亥革命,秋瑾是多少都要提到的,而许多年轻人不知张志新为何许人,实在是她未被载入“正史”的缘故。

张志新的被忽略,或许可视为“正史”的尴尬。

说到张志新,同样会感到尴尬的,还应有我们的“思想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迫于种种压力诱惑,众多职业的“思想家”们纷纷放弃了“思想”,临阵脱逃,而让张志新这样一些不是“思想家”的人去孤立无援地支撑我们民族的头颅并因此抛却了自己的头颅,这是无论过去多少年,我们的思想界都应为之脸红的事情。

显然,张志勤想要说的,或许正是资料上所说到的。

“慷慨就义易,从容就义难”。其实,慷慨就义也不易,这是生死攸关之事。只是免除了活受罪之苦罢了。张志新烈士是从容就义的。她经受了近7年铁牢生活,受尽了肉体的、精神上的7年之久的种种摧残迫害后才就义的,她始终不“投降”。她的意志是何等刚强,死的是何等悲壮惨烈,真不容易呀!张志勤深深感到“正史”对她姐姐的不公。但她能说些什么呢?

最令人伤痛的是张志新亲人们之间的反目。张志新的娘家人和张志新的丈夫曾真因了张志新的缘故,一直有着深深的矛盾。在张志新平反昭雪后,就很突出。当时,有的报刊宣传刊登照片,把曾真抹去。中国青年报内参《青运情况》登过《张志新同志的女儿对张志新宣传报道的意见》。文中说:

这里我只想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对我父亲的不公正态度……

去年新华社转发我母亲大量照片时,保留了所有的家属和亲属,还有一些其他同志,惟独抹去了我的父亲。影响所及,全国照办。助长了对我父亲的误解。据传是徵求了我的一个亲属的意见……

我难以理解的是:究竟有多少根据把我父亲从所有照片上抹去?明明是全家四人的照片,为什么偏偏要改成三人?另一张在平反大会后怀念我母亲的的三人像也不能发?我父亲是个党员干部,涉及对他的态度,新华社为什么不去徵求辽宁省委、我父亲所在单位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也不听取在“四人帮”的时期真正直接受到迫害和株连的我们的家属(家庭成员)的意见,而只是单单去问家属?……

在我妈妈的冤案平反之后,省委从未否认我父母的夫妻关系,法院撤消了过去的离婚手续。妈妈虽已不能复生,但是,我们全家人都从心里感到,我们四口人从政治上、法律上和感情上重新成为一家人了。这是粉碎“四人帮”的必然结果,也是压在我们心底10年的愿望。而有的人却从他自己的狭隘观点出发,想要人为地再把我们全家人分开,不允许我们彻底消除遭受迫害的痕迹,阻挠党的政策的彻底落实。负责落实党的政策重任的新华社、党报和出版社,却没有站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和政策的高度加以抵制,这使我们不能不感到遗憾……

关于我父亲同我母亲离婚,这是事实,用不着回避。但这决非个人所造成!这种家破人亡的悲剧,是遭受“四人帮”残酷迫害的直接结果,是社会造成的!

张志新的母亲郝玉芝认为这份《意见》是曾真所写,而以林林的名义发表的。她针对这篇文章,写了一份数千字的意见。她写道:

现就我和亲属们了解的与《意见》有关的一些情况加以说明,以正视听。

(一) 《意见》称新华社转发志新照片时“惟独抹去了我父亲”、“据传是徵求了我的一个亲属的意见”、“究竟有多少根据把我父亲从所有像片上抹去。”我要说明,不登他的照片是我的意见(儿女们都同意),原因是他“已经徵得志新和组织上的同意离了婚”,登他的照片在法律上是不合适的,况且没有宣传他的必要。在这里我郑重申明:据说他在事后办理了撤消离婚的手续,事先我既不知道,事后我也从来承认过。因为我女儿已经无法表示自己的意见,不能将一方的意志强加于死者。至于法院批准的单方面撤消离婚是否合法,暂不在此述之。

(二)《意见》指责“负有落实党的政策的新华社、党报和出版社,没有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和政策的高度加以抵制。”志新事迹的意义绝不是表现在家庭中,她的光荣是属于党的,属于中国人民的,当然也是属于她个人的。众所周知,党的宣传机构的领导和同志们做了大量调查,冲破阻力,以忘我的精神和对烈士深切敬仰的心情,大规模地宣传了志新的事迹。仅仅由于在一个时期没有登他的照片,《意见》就给党的宣传机构扣上一顶帽子,这究竟是为什么?

郝玉芝写道:

我的外孙林林失去母亲时只有十二岁,以后的十年,活人给她灌输了什么东西呢?《意见》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只不过是通过孩子之手,能怪孩子吗?!我不想伤害孩子对父亲的感情,但面对《意见》我若不将真相说明,难料孩子之手还会做出何等事来……

鉴于《意见》已经广为传播,有些不明真相的刊物冠以《父亲无端受指责,女儿修书鸣不平》之类的标题转发,我要求我的这篇东西也在同样渠道予以披露,以正视听。

这场笔墨“官司”没有连续打下去,但问题与情绪一直困扰着这两个不幸的家庭。张志新的母亲郝玉芝已经去世,曾真、张志勤均已进入暮年。至今,他们仍受着张志新冤案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心还在流血。

这是谁的过错?谁的罪过呢?

张志新女儿林林诉说:死囚家属学习班

1975 年初春的一天,刮着大风雪。渖阳法院来了两个人,通知爸爸、我和弟弟到县城开会。爸爸和我牵着弟弟,冒着风雪来到县城招待所。我们推门进去,屋内有暖气,一股热气扑面而来。然而我心里发颤,感觉比在风雪里还要冷,渖阳法院来的人要我们坐下,说是给我们办个“学习班”。接着,一个人掏出《毛主席语录》,翻开念了两段语录,内容我记不全,大意是一段讲什么阶级斗争,一段讲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的。然后提到我妈妈,并问了爸爸一些话。爸爸说几年前他已同张志新离婚了,法院把孩子判给了他。法院的人问我:“你知道你妈妈在监狱中的表现吗?”我摇摇头。我确实不知道。我当时只知道妈妈是个反革命,是听人说的。她怎样反革命,我也不知道。妈妈被关进监牢后,爸爸上监狱送衣物,不让见。姨父从北京来渖阳,到监狱去探监也不让见。自妈妈被捕以后,同我们的一切联系都断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渖阳法院来的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度?”

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强装镇静,强忍着泪。爸爸说过,不能在别人面前掉泪,不然就同妈妈划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说:“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

法院的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

我低着头没说话。爸爸又代我说:“我们什么都不要。”

他们再也不问什么了。两个人啼咕了一会儿,一个人在写什么,另一个人在教育我,说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要我和妈妈划清界限。他要我说说对妈妈犯罪的看法,我说了,是照老师平时教导我说的。当时心里很乱,说了什么现在记不清了。

那个人把写好的东西,交给同我谈话的人,他们又嘀咕了一阵,又在上面写。写完之后,要我在上面签字,按上手印。“学习班”就这样结束了。整个过程,弟弟被吓得不敢出声,他靠着爸爸身旁,紧紧地抱着爸爸。

爸爸领着我和弟弟从县城招待所出来,跌跌撞撞,顶着呼啸的风雪回到家。没有做饭,爸爸将家里仅剩的一个窝窝掰成两半,分给我和弟弟吃,说:“吃了早点睡觉。”

我静静地躺在炕上。爸爸独个儿坐在小板凳上,对着灯发愣,他瞅了瞅炕上,以为我和弟弟睡着了,就慢慢地站起来,轻轻地把渖阳家里带来的箱子打开,翻出妈妈的照片。看着看着,爸爸禁不住流泪了、我翻下床,一头扑进爸爸的怀抱,放声大哭。爸爸拍着我,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听到哭声,弟弟醒来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一夜,我们不知流了多少泪,却不能大声哭。

……

这真是人间至痛的往事,令人不堪回首。林林所谈在学习班上,渖阳法院的人要她签字并按手印的那份“笔录”,后来在张志新的案卷中找到,特摘抄如下:

……

曾林林:刚听说张志新犯了反革命的罪行,我当时感觉会影响我进步的。这下可完了。但经过学习提高了认识,母女关系是有阶级性的。她虽然生了我,是我的母亲,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母亲了,已是我的敌人了。她反党反毛主席,我们就和她斗争到底。我后来经过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教育,我已认识到她反革命,我和她划清界限,并不会影响我的进步。

问:张志新实属死心塌地,罪大恶极,你们有什么想法、看法?

林林、彤彤:坚决镇压,把她处死刑,为人民除害。我们连尸体也不要,政府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都拥护。

对于张志新在监狱的还有什么财物,我们什么都不要,这有(由)政府处理

……

那一年,彤彤不满10岁,而林林也未满18岁。这份笔录就算不是法院来人的“杰作”,但在那样的年代,彤彤和林林除了这样说,又还能说些什么?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此一种选择。

(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