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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广:许家屯忆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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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广

【明见网6月3日讯】在软禁中,谈到六四时,赵紫阳说:“《许家屯回忆录》写的‘六四’ 那一段是符合事实的,大体是那么回事。”(见新华社前高级记者杨继绳2004年 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改革 年代的政治斗争》)

赵紫阳在软禁中,有人通过特殊方式,可以看到他,杨继绳是其中之一;通过亲友的传递,赵也能够看到一些海外出版物,对其中某些不实之处,赵提出过批评,但对许家屯回忆录写 ‘六四’ 那一段,却给予特别肯定,我想其原因之一是:许家屯在六四之前,身为中共中央委员,香港工委书记,香港新华分社社长,并且曾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因为他是中共高官,对中共上层内幕了解比较多。

原因之二:许家屯是1949年后,成功出走海外级别最高的官员。他的回忆录写于海外,他有条件秉笔直书。原因之三:许家屯对六四事件自始至终都是同情学生,与赵紫阳观点一致,许与赵平日交往甚密,经常电话联系,89年5月3日,赵将许从香港招回北京,一次交谈两个小时(见《回忆录》p370)。

由于以上原因,许家屯能够写出 “六四”的一些真像,他的回忆能够表达赵紫阳的心声,所以赵对其给予肯定。

现将《许家屯香港回忆录》中有关“六四”部分的内容摘出,供大家阅读、研究、参考。

2004年6月3日于山东大学

附许家屯简历:
1916年出生
1938年入党
1945年前曾任县委书记
1945年后曾任地委书记,师政委
1949 年起先后任南京市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
1975 年后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1977,1982年两次被选为中央委员
1983年后任香港工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1985年被增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
1991年撤销人大常委职务
1991年被开除出党


许家屯回忆 “六四”风云

(摘自《许家屯香港回忆录》第十四章“六四”风云)

八九年一月,方励之致函邓小平,要求大赦、释放因西单民主墙被捕的魏京生。二三月中,国内一些著名的文化界人士,以及一批第一流的自然科学家,分别联名写公开信,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中央的主要负责人,表示支持方励之的建议,提出一系列民主要求:改革政治体制、释放政治犯、取消以思想定罪等等。

这些人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还有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海外不少著名的知识界、科学界人士纷纷呼应,发起签名支持运动,中国的政治气候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我在香港也强烈地感觉到,一场政治风波即将来临。

我要新华社的宣传部门收集,并整理香港和国际社会的反应,开始采取每天通过新华社(小分社)的传真,向中央提供外部的信息,供他们参考,以期在处理这一事件时,能注意外面的反应。

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北京大学生开始走上街头,到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会那天,数万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并派了三名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前跪下,要求中央负责人接见,可是中央没有一个去见他们。我和新华分社几个副社长在香港电视上看到这一情况,大家都认为这样处理不当,赵紫阳和李鹏为什么不可以出面见见学生?自己不见,可以派个秘书长去见;全然不顾影响,让学生跪几个钟点,实在无法理解。学生是出自爱国,出自对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有什么可怕,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什么怕见群众,怕见学生呢?对于中央负责人这种脱离群众的做法,我们很不以为然。

北京学生从游行请愿,发展到天安门静坐,从要求中央领导人接见,到要求和中央领导人谈话,都没有得到北京领导人及时适当的处理,形势发展日趋严重,外界反应强烈不满。我忧心如焚,专门将香港记者在北京录摄,在香港播放的北京学运情况的录像,以及香港传媒界的反应,专人送给赵紫阳及中央办公厅,希望引起他们的注意,早日妥善处理。赵紫阳看了之后,对去人表示,比他在北京当地了解的情况要多,要求陆续给他送去。

四月廿三日,赵紫阳离开北京去北朝鲜平壤访问。第二天李鹏就召集和主持政治局会议,会上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北京学运的情况,他们扩大情况,甚至歪曲谎报事实,使会议得出结论:学生运动是“有组织、有计划,以反党反社会主义为纲的严重政治斗争”。会后,李鹏向杨尚昆表示要向邓小平汇报。四月廿五日,邓小平会见了杨尚昆、李鹏等人,邓听取汇报后,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和政治局会议对学生运动的定性。

李鹏在邓小平表态后,连夜就通知北京市党政机关传达邓小平的讲话,政治局的决定,并发电报给各省市党委。他并要求胡启立组织《人民日报》撰写社论第二天,即四月廿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公开声称学生运动“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同一天,北京和上海分别召开党员干部万人大会,号召全体党员投入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我得到消息后,感到很不对头。当时分析,确实有少数外国势力、反共势力介入学运,甚至有的在后面对学运起了一定的操纵作用,但是学生运动是爱国的。把整个运动定性为“动乱”,是把问题看严重了,对广大学生和市民来讲,是打击了一大片,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也是极不策略的。

社论发表后,激起广大干部、群众强烈反弹。四月廿七日,北京市高校学生近十万人上街游行,虽然北京市委已通过各组织,严令凡在行动上支持动乱者,轻则开除、调离工作,重则逮捕法办,但学生游行时,仍然受到北京市广大市民、干部群众的热烈响应和支持。四.二六以前,学生运动主要对著李鹏的,社论发表后,情况就变了,开始把矛头直接对著邓小平。一些接近邓家的高干子弟中传出,“邓小平被李鹏出卖了”。学生运动的“升级”,迫使袁木、陈希同等不得不出面与学生代表“对话”,他们坚持学生运动是“动乱”的僵硬态度,不仅未能使学运丝毫去向缓和,反似火上加油。五月十三日,数百名学生开始绝食请愿,第二天,绝食学生就数以千计,天安门、北京市、全国都沸腾了,哗然了,不时传出有学生不支晕倒送医院的消息,绝食的学生还在增加,甚至有的开始绝水,这种严峻的形势,才逼使李鹏出面,与学生代表对话。在电视实况转播中,李鹏摆出大首长的架势,居上凌下,看不到一点共产党做群众工作的影子。尤其是李鹏一方面对学生代表讲:“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同学是在搞动乱。”一方面又拒不接受绝食学生的请愿要求,不愿意与学生代表进行实质性对话,不肯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李鹏还表示,他会在适当时候说自己看法,实际是宣布不会改变《人民日报》社论对运动的“定性”。对绝食学生代表继续进行威胁,态度恶劣。令人实难忍受。我与新华分社内一些同仁看后,反感异常,认为共产党相信依靠群众的传统,给李鹏全部丢光了。

他不出来对还罢,出来对话后形势肯定将进一步恶化。

仅隔一天,五月十九日夜晚,李鹏声嘶力竭地在北京党政军干部会议上宣布:学运是“动乱”,要反击动乱,杨尚昆宣称已调动军队进京。赵紫阳没有出席这次会议。我感到赵紫阳可能给撵下台了,局势将会急转直下了。

第二天宣布了李鹏签发的戒严令,激发了北京、香港声势更大的反抗活动,形势更加严重。北京百万人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撤销戒严令,“李鹏下台”的口号响彻北京,连中央、国务院许多部门都有人打著横幅参加了游行,声势空前。

香港市民这一时期一改过去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积习,发起爱国运动,绝大多数从爱国、爱港、支持改革、要求国家进步出发,参加面之广,左、中、右各方都卷入,从大资本家以至普通市民如“的士”司机、小贩,都有。有几位中年大资本家亲口告诉我,他们参加了百万人大游行,走了一段路程。李嘉诚在记者访问时,公开表态支持学生爱国运动。有些大商场举行了“义卖”,将收入或利润捐出,支持天安门学生爱国活动。满街的小商小贩,也纷纷自动举行同样的“义卖”活动。那一段时候,香港的爱国洪流,席卷绝大多数香港人及香港每一个角落,史所空前。


新华分社和中资机构绝大多数工作员工,也无例外地,自动卷进这一洪流,成为运动中异常突出的一部分,在新华分社和中资机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早在天安门学运开始不久,香港新华分社内、中资机构内,即开始有人参加了社会上支持北京爱国学运的活动;在新华分社内,还出现签名支持爱国学运的活动。

郑华是负责常务和组织工作的,他提议应予制止。工委讨论时,我讲:“不叫制止叫劝阻,假如劝阻不成,那就随他去,不要强迫!”“部长、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无论如何要说服他们不要参加社会活动,不要去签名。”

实际上,当时几乎所有部长、副部长都已签了名,听到工委的决定后,大部分退出了签名,还有少数几个人坚持不退,郑华问我怎么办?我表示,不退就算了,不要强迫。

这时新华分社一些干部,不仅去参加游行,而且把香港新华分社的旗帜打出去了,徐海宁还在跑马场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对这些,我也嘱咐,不要责备他们。我们还决定,左派群众团体、左派工会可以去参加游行,可以打出旗号,领导人也可以公开出面参加游行或其他活动,我认为,在香港当前这样规模的群众爱国热潮中,如果群众团体领导人不参加反会严重脱离群众,群众团体就可能瓦解,不瓦解也会大大削弱力量。主动参与,方能保持和群众的联系。后来,发展到游行中有人喊出打倒邓、李、杨的口号,我们决定左派群众团体不要喊这种口号,我们指出,这是过激行动。

对香港左派报纸《文汇报》、《大公报》等,我们也采取同样的方针,对他们的报道,没有加以限制,让他们客观地报道北京学运的情况,以及香港支持学运的消息。对报纸本身的言论,也没有进行限制,只要求他们少发一些。

李鹏下令北京市戒严后,五月二十日,副社长张竣生告诉我,《文汇报》社同仁正准备以社论开天窗的方式来反应,在两个词内择一使用,一个是“痛心疾首”另一个是“夫复何言”。报社同仁讨论后,多数人主张用“夫复何言”,张竣生考虑用“痛心疾首”,征求我的意见。我知道不可能阻挡,虽然这种处理方式,可能后果很严重,我还是点点头,表示同意,说:“你去处理吧。”明确地示意其赞成他的意见。第二天,“痛心疾首”四个大字在《文汇报》头版社论栏出现,引起很大震动,北京很恼火,李鹏要港澳办追查这件事,我要他们答复北京:香港不同于内地,我们会妥善处理的。顶了回去。后来这件事发展成一次不小的风波,我将在后文再叙述。

从我个人情绪讲,看到香港市民群众这样地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看到香港空前规模的游行、集会、募捐义卖活动,心情十分复杂。五月二十日以后,香港受台风侵袭,刮八号凤球,狂风暴雨中,香港各界人士仍在新华分社门口,通宵达旦地静坐,请愿唱歌。我在十二层楼上的卧室,看着下面风雨交加,歌声、口号不断,心中百感交集。共产党是靠群众运动起家的,以前,为了人民群众利益,领导他们反对国民党统治;现在,反过来了,群众向共产党示威,提要求,共产党不仅不能满足他们,还要镇压他们。面对这个我无能为力的场景,我无法入眠,看着楼下群众在风雨交加下,不顾一切席地而坐,听着他们悲愤的歌声和呼号,我眼泪止不住地直流。

八九年四月三十日,赵紫阳从平壤访问回国,第二天打电话给我,要我去北京。我立即动身,并把香港传媒界放映这次学运的许多材料、录像带,带去北京给 赵紫阳。

五月三日,赵紫阳在中南海住宅内,与我谈了近两个小时。他一开始就问我对这次学生运动的看法。

我讲:“这是爱国的运动,是支持共产党改革的运动;有些人是期望改革能更进一步发展,有些人是担心改革会停止,甚至倒退。”

我告诉赵紫阳,我五月二日到北京后,接触了一些人,了解北京的情况,支持学生运动的人很广泛,包括广大的党政机关干部。社会上最积极支持学生的人有两种,一是个体户,一是企业经过改革后的主管人员,这些人在改革中获得利益,担心政策改变,走回头路。

我讲:“这次学生运动,可以看出有水平,口号相当策略,提拥护共产党,拥护邓小平,一方面表达出多数人确是如此之想,另一方面也反应出有人在帮他们出主意,我估计可能是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一些年轻教师、研究人员,排除某些外国势力,以及香港某些反共势力的介入、参与,但运动的主导是好的。”

我表示,《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称学生运动为“动乱”,激化了矛盾,我认为是极为不智的。我听说北京市的广大干部和市民都很震惊,多数人表示不同意社论的看法,骂邓小平;也有人讲,邓小平上了李鹏、陈希同、李锡铭的当。据说李锡铭、陈希同在中央政治局讨论时说,学生要暴动。陈希同甚至讲,给他五万军队,可以马上镇压下去。看来邓小平听信了他们。

我提出:“还是应该疏导、分化,不能镇压,应该争取学生的大多数,把极少数反共、搞破坏的人孤立起来。”

我还提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不能再犯错误了。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搞垮了,出现了‘三信’危机。这几年靠了小平同志。现在不能把小平同志又搞垮了。”

赵紫阳听后,表示:“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他特别强调:“我们一定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威信。我愿意出面承担责任。我们要向小平同志说明真像,改变对运动的定性。”

赵紫阳说:“事实上《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我也有责任,我在平壤,中央将社论草稿发给了我,征求我意见,我表示同意了的。我不要常委负责,我愿意公开由个人承担。”

他又说:“学生们要求廉政,反对贪污,惩治“官倒”,反对特权,这些都是我们党提出的,现在学生和群众支持是好事嘛。我们要通过对话,对于群众提的要求,接受合理的部分。我准备向常委建议,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制止、杜绝这些弊端。”

赵紫阳讲了一些他的具体考虑,如反特权,首先要从中央做起,从中央常委做起,先取消给中央常委的“特供”(指给予中央副总理以上干部廉价食品和生活用品的制度),岁数大的老人,可以考虑缓一步。改革常委外出的专机、专列(专用火车)、警卫制度,几位老人可以保留,新的常委要考虑轻车减从。

对高干子弟搞特权的做法,赵讲:“我准备写一封信,向中央表示,先调查我的子女,如有问题,就接受国法处理;如有涉及我本人,一样。”他还表示,要建议召开人大常委会来讨论、制定反贪污、反官倒、反特权的措施。

我们还讨论了其他一些问题,如:关于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问题,我建议,长远来说,要考虑金融改革,目前是否可以先提高银行利息,提倡储蓄,多吸收社会游资。

我们还议论到“学自联”和“工自联”的问题,即在传统的工会、学生团体之外,若有了学生、工人的自发组织,应如何看待?赵紫阳表示,我们不要怕自发组织,可以让他们活动,参加选举。只要我们的群众组织能代表群众利益,不要担心有人竞争。赵讲,现在主要的问题,一是争取小平同志能同意改变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二是要征求常委们的意见,改变决议。赵紫阳说:“请你帮助一下,你和尚昆比较谈得来,请你把我们今天谈的意见,特别是把外界的反应和你的看法告诉他,征求他的意见。如果他同意,再请他去小平同志那里,争取小平同志改变对运动的定性。”

赵紫阳表示,他准备自己找李鹏谈。他估计在常委里面,乔石、胡启立会同意,主要问题在李鹏、姚依林。
我义不容辞,接受了赵紫阳的委托。

回到寓所,我即刻和杨尚昆约定。第二天,我们在杨尚昆家里见了面,我把与赵紫阳谈话的主要内容和想法,向杨尚昆讲了,杨尚昆很爽快地表示完全同意。杨还告诉我,他刚从人民大会堂回来,听到了赵紫阳对亚银年会代表团长和亚银高级官员的讲话,认为讲行很好。也碰到乔石,乔也很赞许。赵紫阳这个讲话中,针对四二六社论中“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的说法,表示:“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认为学生游行的基本要求,“正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主张”。他还表示,要通过与各阶层的对话来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后来,我知道,赵紫阳的讲话在中央常委会上讨论过,是中共中央常委政治秘书,也是赵的秘书鲍彤起草的。常委讨论时,姚依林曾提出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加进去,赵解释了一下,表示在这样的气候下,暂不强调。常委们也都同意了。

杨尚昆对我讲:“我去向老爷子(指邓小平)讲,老爷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可以听进去,也可能听不进。你告诉紫阳,让他先这样做,假如有责任,我是第一个。”我告诉杨尚昆:“外面传说,这次不是赵倒就是李下台。”杨尚昆斩钉截铁地讲:“一个也不下,赵、李都不下。”

与杨尚昆谈话后,我打电话告诉赵紫阳,他又约我当面细谈了我同杨尚昆谈话的情况。赵紫阳告诉我,他也找李鹏谈过了。但是他没有讲效果如何。

当时,赵紫阳在“五四”纪念会,以及对亚银官员的讲话,党内反应很好,学生、社会的反应也很好,以致我和赵紫阳对当时的形势都过于乐观。赵当时对我讲:“看来,这次学生运动还可能推动改革。”这样我就放心地回香港了。回港后,在工委会内部传达了关于处理学生运动的基本方针(没有涉及中常委的有关情况),并讨论了香港、澳门的有关方针政策,专门向中央做了正式的文字报告,以配合赵紫阳在北京的工作,报告内容有四点,基本上体现了在北京与赵紫阳的谈话内容。

五月十三日,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学生们开始绝食了,连续几天,加上国内外媒体连续报道、渲染,学生绝食的形势越来越紧张,有的学生甚至宣布开始绝水。

页我专门打电话给赵紫阳、杨尚昆,建议处理学生绝食活动,不能在拖延了,是否准备几百辆大客车,腾出医院,动员医生、护士和一部分工作人员,都穿上白大褂,在拂晓时,几个人扶一个或抬一个,把绝食学生强制送往医院,再封锁天安门广场,进行对话活动。我担心如果有学生因绝食而死亡,矛盾就会进一步激化。他们两人在电话中都讲这是好主意。但后来我等来等去,始终没有看到行动。大概他们那时也都无能为力了。

五月十五日,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戈巴契夫)访华,十六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戈氏时讲:“今晚你还要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见面,这将标志着中苏两党关系实现正常化。”但是到了晚上,赵紫阳却对戈氏讲:“你今天上午同邓小平同志的高级会晤,是你中国之行的高潮,我想这样说,你同他实行了高级会晤,就意味着我们两党关系的恢复,我们两党关系实现了正常化。所以,我们两党实现正常化不是现在,而是上午。”接着赵紫阳又讲:“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一个正式决定,就是遇到最重要的问题,仍需要邓小平掌舵。”我在电视上看到这条消息,就对几位副社长讲,这个话讲糟了,他讲这个话也许是好意,但这个时候讲这个话,邓小平要起误解的。

果然,北京传来消息,中央常委开会,邓小平不同意改变对学生的定性,赵紫阳辞职了。但十九日凌晨,赵紫阳仍去看望绝食学生。后来知道,十八日晚上政治局开会,一直开到凌晨,否定了赵紫阳处理学运的意见,赵在会后即去广场看望学生,含着泪讲,希望学生停止绝食,爱惜身体,并讲他去晚了,对不起同学们。我在香港知道赵紫阳去天安门看望学生的消息后,因为新华社大楼门前也有日夜静坐、绝食的香港学生,我就决定也去看望他们。在现场,有记者问我对学生运动的看法,我讲,我完全同意赵紫阳总书记的看法。当天晚上(五月十九日),李鹏板着面孔宣布北京市戒严。五月二十二日,中央来电报,要我立即去北京。我估计是关于中央改组的事,即于二十三日去北京。在机场接我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神色迥异于往常,很紧张。他告诉我,北京市公安警察已不能执行任务,市面上由工人、学生、居民沿途设卡,查询行人车辆,遇到政府、军队车辆,随时有扣留的可能。因此,现在党、政、军、机关用车,车牌都用一般市用车牌。我们从飞机场去住处,未免麻烦,须绕道而行。这位副主任还告诉我,中央已将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调来,来时未免麻烦,下飞机后伪装称是医生。我问他,中央调江泽民来干什么?他回答说:“不清楚”,只听说已接管胡启立主管的宣传工作。我因为赵紫阳没参加十九日的党政军干部会议,心里已有准备,也就不再询问了。但我没有想到,江泽民会任总书记。

廿五日,杨尚昆在中南海毛泽东的游泳池一间休息房里见我。当时,他们把北京市的情况估计得很严重,许多负责人都搬了家。杨尚昆、李鹏搬进了中南海,他们比邻而住,一个住毛泽东的游泳池,一个住池旁毛泽东逝世时的住宅。在我等待他们召见时,我已经知道,此行是属于中央“打招呼”性质,全国不少省、市负责人大多已经来过北京,我属于最后几个人,至于打的什么“招呼”,不用讲,也已猜出八、九分了。杨尚昆没有和我讲到五月四日两人谈过的话题。一见面,就解释:“常委决定,因为我和你及几个人熟悉(杨尚昆没有讲是那几个),要我出面谈话。”又说:“经常委决定,赵紫阳已停职。小平同志讲,已经没有路可退了,才采取戒严,动用解放军平息动乱。希望你理解,支持中央的决定。”

我当时十分难受,一时讲不出话来。半晌才讲:“动用解放军,千万不要流血啊!”杨尚昆当即表示:“不会的,不会的。”并说:“几位老帅,徐帅聂帅,也是这样意见。他们也向中央提了这样的意见。”又重复了一句:又“不会的。”我便问:“谁当总书记?”杨尚昆回答:“还没有决定。”随即又补充说:“中央还没有来得及考虑。”我立即郑重地向杨尚昆说:“不能让李鹏当啊!”杨也肯定地回答:“不会的。”

在这样的问答过程中,我激动地流泪了。

杨尚昆又问了一些香港支援北京学运,以及驻港中方机构的情况,会见约二十分钟后,他说还有事要处理,要我去见李鹏:“你去和他谈谈香港经济方面的情况。”我想,是不是我刚才提过对李鹏的意见,他让我去见见李鹏,缓和我和李鹏的关系?

我辞别杨尚昆即去见李鹏。李的秘书说李去国务院开会,要我坐一会,他通知李鹏马上回来。我在会客室方坐下,李鹏的老婆朱琳出现,和我打招呼,说:“你们在香港辛苦了。”摆出一副大首长架式,我反感地苦笑以答。坐下后,朱琳立即夸耀起她的丈夫:“我家老李,坚持正气,不怕人家反对,这阵子很不容易啊!”又说“学生闹得那么凶,赵紫阳还去打他的高尔夫……。”唠捞叨叨,不可一世的气概。我百感交集,和她一句话也没有说沉默以对,她只好没趣而退。

李鹏一出现,还未坐下,便责问:“《文汇》、《大公》,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直接回答:“这是受天安门影响。”没有再作解答。他大概也有所感觉,当时也不好对我怎么样,转而用缓和语气询问香港情况,我便叙述了香港市民激烈支援天安门学生运动的情况。李鹏听后,要我与港英政府交涉,让港英政府出面,对运动进行限制。他又提出,要查明《文汇报》、《大公报》事件,严肃处理。我当即向李鹏表示,“香港情况同内地不一样处理方法也要有所不同。”又顶回去了。李鹏听后,怏怏不快,再也没有表示意见。我没有再按照杨尚昆的要求,向他谈香港的经济情况,……这是我和李鹏最后一次单独谈话,话不投机,不足半小时,我就告辞了。

在北京宣布学生运动为动乱以后,姬鹏飞两次让秘书打电话给我,向我“建议”(他大概知道我对运动的倾向),处理香港有关学运的事务,按李鹏决定的三条指示:一,北京的学生运动是一次动乱;二、对机关干部和工人要进行正面教育,不参加支持学生的牵头活动,一发现情况就要严格说服和制止;三、要坚持工作,坚持生产。

我们港澳工委讨论后决定:李鹏三条照传达,但是,如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但还要按照三条执行。事实上,这是对这三条有保留的做法。与杨尚昆谈话后,我回到香港,在工委会上传达了杨尚昆的讲话,并在机关重申了李鹏的三条意见。但大家并未因此对北京学生运动和香港群众运动,改变看法。

六月三日晚上十一点多钟,《文汇报》副社长陈伯坚打电话告诉我:“北京开枪了!”因为他家就住在北京木犀地 ,那里是北京首先开枪的的地方。

从六月三日晚上起,三、四、五,连续三天三夜,我没有睡觉,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困了就躺在沙发上。这些时日来,我面前放了两台电视机。电视每半小时播一次北京情况,电台每十五分钟播一次北京新闻,实际上是连续二十四小时在播送北京的情况以及香港和外界的反映。没有言语能够叙述我当时的矛盾和激愤。我想共产党变了,北京那些所谓的共产党人变了他们怎么能够站到人们群众的对立面去呢?我下决心要退休,不干了。我想我在香港还有一个善后的问题,有可能因为我走,使香港一些机关干部受连累;另外,我想做些按排,以便退休前后,尽可能为香港的一国两制做些实际的和研究的工作。我相信某些共产党员不行了,并不等于共产党就垮了,将来共产主义还是会实现的。

中共中央宣布撤消赵紫阳的职务,由江泽民继任总书记之后,我立即请人带给赵紫阳两句话,一句是“公道自在人心”,第二句是“保持身体健康”。带信的人回复我,赵听后讲了两个字“谢谢!”我想历史上坚持真理的人,往往要受些委曲;但是是非曲直,历史终会还予他们公道,人们不会忘记他们,真理是不会被泯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