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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早期记者谈“四二五”上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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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见网4月28日讯】(芝加哥新世纪电视台专访)

亲历“四二五”和没有想到的“七二0”大镇压

杨晓玫: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位特别的来宾。他就是《大纪元时报》前驻北京记者王斌先生。王斌先生是《大纪元时报》创办初期最早的一批记者之一。他也因为参与这一工作而被中共判处了三年的有期徒刑。最后几经周折来到美国,同时王斌先生也是一位法轮功学员。曾参加过“四二五”上访等法轮功的重大事件。今天也是恰逢“四二五”六周年,我们今天有幸请到王斌先生来为我们再介绍一下这个重大事件的过程。因为至今“四二五”事件还被一些人士和媒体形容为“围攻或包围中南海”。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做博士生的王斌先生亲历了这起事件的全过程,下面就请王斌先生谈谈当时的情况。

王斌:到现在还有许多的人认为,法轮功什么都好,就是“四二五围攻中南海”,就因为是“四二五”才导致了镇压。这个认识可以说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即使没有“四二五”按照中共政权的流氓本质也必然会对法轮功镇压。因为这个事情它前前后后酝酿了很长时间了。按照北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个钓鱼协会的人多了,它也会镇压的。”

镇压法轮功之初就是九六年的“光明日报事件”,然后是禁书,从九八年开始中共公安部下发了一个文件,把法轮功内定为邪教要求全国公安取证。在这个过程中就有许多媒体开始给法轮功造谣。这就是中共的惯用手段:上层发动,然后下面开始做手脚。

在这个媒体造谣和很多法轮功学员受到骚扰的过程中,法轮功学员写了大量的信去反映真实情况。在这个所有的事情都不奏效的情况下, 有一个导火线就是何祚庥再次诬蔑法轮功,用的还是同样的例子,当时他用的那个例子是我的同学,他所讲的情况完全与事实不符合。

这个事情发生后,很多学员就找到那个报社去反映情况,但遭到防爆警察的殴打,打得非常的严重,据说当时有老太太的裤带都被拉断下来了。因为我们实在没地方去申诉最后才导致了“四二五”。

杨晓玫:那就是说当初不管有没有“四二五”中共都会镇压法轮功了?

王斌:对,前期主要策划的就是罗干。

杨晓玫:我们在海外还听到一种说法,就是法轮功不应和政府对着干,应该是去沟通,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斌:说我们没有和政府沟通,“四二五”是直接去“闹事”,可以说这完全是一种不公正和偏见的说法。因为我们当时是给中央的各层领导写了大量的信,光是中关村和中科院学员写的信就有几百封了。我自己就写了很多,有多少我自己都忘记了,每一次有不公正的事情出来我都会写信去反映情况。我曾亲自上门去找了何祚庥,中科院的八名研究生也给何祚庥写了信。所以每次事情出来我们都是抱着信任的态度去找的政府和有关当事人。

杨晓玫:那就是说你们并没有想到会被镇压?

王斌:是,完全没有想到。

杨晓玫:那“七二零”镇压发生后你是什么一种心情?

王斌:我感觉非常痛心,我当时就觉得中华民族在中共的统治下彻底没有希望了。万万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仅仅是健身的修炼群体、这么平和的一个群体居然会被中共镇压。

为中国百姓的知情权,创办《大纪元时报》被抓捕判刑

杨晓玫:这之后你们创办了大纪元。

王斌:镇压之后中国所有的媒体都是扑天盖地的歪曲事实的宣传,当时海外的华人媒体也受中共的影响,这种影响来自经济、政治等方方面面。所以当时没有一家媒体敢于为法轮功正面说话。所以我就决定和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一起创办《大纪元时报》。

杨晓玫:象《大纪元时报》这样的报纸在中国办下去实在是不容易,在二000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公安部对“大纪元”就正式立案了,代号为“1216”。当时你们作为大纪元的记者来讲一定面临了很多的危险,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创办大纪元的人员和创办大纪元的方向。

王斌:当时我们的主导思想就是要让中国的老百姓有知情权,要让他们了解最真实的事实。当时参加创办的人中不仅有法轮功学员还有一些非法轮功的正义之士。当时办这个媒体的时候想把她办成一个综合形的媒体,涵盖范围相当广。当然作为一些法轮功学员参与其中,那么我们理所当然的报导了大量的中共侵犯人权,血腥镇压法轮功的真实事实。

杨晓玫:这是不是导致你最后被抓的主要原因?

王斌:是,在抓我们这批人的时候动用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卫星定位系统,这种设备只有在中国的几个大城市才有。当时一共抓了三十多个人,地点是不同的,有在珠海抓的,有在北京抓的,有在上海抓的。我是在北京被抓的。这三十多个人绝大多数是名牌大学毕业,其中被判重刑的有十多个,这个案件一共有九十多个人牵扯其中。这些人绝大多数是中国名牌大学毕业的高层知识分子。

杨晓玫:那最后给你们判刑的理由是什么呐?

王斌:罪名不同。这么大一个案子,中共怕在社会上产生太大的影响,所以它把我们这些人分开了,整个案子打碎了判。象在珠海抓的那批清华大学的学生、老师,它就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来判。对我和中科院的另外一个同学,他被判了十年,被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的。

杨晓玫:在案件审理中有没有请律师?

王斌:对法轮功学员的审判和对我们这些大纪元记者的审判,它是指定律师的,因为它怕这件事情被传出去。对我们的审判也是分开的,它就怕到这种程度。

我自己当时是坚决不要这个政府的律师,要求自己请律师,我就是想让社会上的人能真正的了解到这个案子。我被抓进去之后被连续刑讯逼供了四十多天,基本上很少睡觉,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使用了各种手段,包括大量的谎言,很少说真话。偶尔说了这么一段真话,我说出来可能对你有一定的启发。因为我不肯交代它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它们为了威胁我,它是这么跟我说的:“你知道嘛?中科院算什么?十个大学算什么?共产党的天下是两千万颗人头换来的,我杀你壹佰个科学家算什么?我们对江办负责,我们对共产党负责,大脑袋们的面子最重要。”

杨晓玫:你的经历在媒体上都没有看到报导,所以现在尤其是海外还有不少人认为现在中国很繁荣,现在的中共和以前不一样了。

王斌:这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很多人被这种假象迷惑了,中共它不是说变得越来越好了,而是变得越来越狡猾了,因为现在的社会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那种方式统治老百姓中共用了几十年,中国的资源基本被它们掏空了,再也玩不起了,现在中共是向国际社会要钱要财富,如果再采用以前那种赤裸裸的方式,完全把那种残暴暴露给国际社会,那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企业家敢往中国投钱的,那么它们现在有了一种策略,就是做出一种表面现象给国际社会看,实际上它统治中国老百姓的手段仍然是非常残酷的。

杨晓玫:好,今天很高兴王斌先生上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