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凌：打白条的由来

【明见网3月7日讯】白条如何出笼

今年是２０００年，距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施的１９５３年，已有４７个年头，距离邓小平经济“开放改革”政策实施的１９８０年，也有２０个年头了。６月下旬，新华社发布了一条不很显眼的消息：中国南方部分省区夏粮收购工作已经开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行长何林祥日前表示，全行将积极适应粮棉收购形势变化的需要，足额及时提供收购资金，支付敞开收购，绝不给农民“打白条”。

甚么是“打白条”？有必要简要解释一下。按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农民每年都有义务按“收购价格”向政府交售“余粮”，政府支付粮款，没有能力支付给农民现金，各地政府的收购站，全部或大部将粮款写在一张白纸上，盖上收购站的印章，作为农民卖粮数量和粮款金额的凭据。“白条”虽然是政府出具的票据，但只是一种没有法律保障的“信用契约”，甚么时候兑现，同样没有法定期限。农民用“粒粒皆辛苦”的粮食，换回几张“白条”，能否全部兑现，何时能兑现，那就要求求政府“开恩”了。

最新统计表明，１９９８年和１９９９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累计发放粮棉油收购贷款３１５９．３９亿元，支持政府收购粮食１８１６．５７亿公斤，油脂１１．４２亿公斤，棉花１亿１７１１万担。如果三千多亿元收购专用贷款，悉数用在收购专项上，并兑现支付给农民，大约就不会出现所谓的“打白条”，或虽有“打白条”也不至于严重到此等地步，需要政府年年公开打保票，而又成为年年无法兑现的梦魇。

１９８０年，人民公社正式瓦解，农村实施“包产到户”，农民﹝原来称公社社员﹞开始得到“松绑”，有一点耕作种植自主权，劳动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的同时，对党的农业政策依然疑虑重重，收获的粮、棉、油，大多储存在家里，不肯轻易卖给政府。所谓“家有粮，心不慌”，这是中国农民三千年来养成的传统心理，１９５３年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时，农民这种传统心理“爆发”过一次，威力非常惊人，下文将详细交代。粮食是影响全局的最重要战略物资，只有晋惠帝这样的白痴，才会说出“可令饥民吃肉糜”这样的蠢话。为了稳住农村的大势，人口最多的四川和生活最穷的安徽两省的省委书记赵紫阳和万里，分别提出好几项顺应民心的重大改革政策，得到农民热烈拥护，成为十年文革浩劫后农民所能尝到的“定心丸”。因此，当时流传着“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佳话。

农村局势大致稳定了，社会主义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即将经济改革转向城市商贸，尤以“对外开放”摆在首位，号召“全民经商”，提出“让部份人先富起来”的诱人口号。这一下可不得了，穷极无望的中国人，好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一切向“钱”看，如“野火烧山”，一发不可收。广东沿海地区的乡镇干部，特别是毗邻港、澳地区的党政军警，无不争先恐后，引进“外资”，大做“无本生意”，正财与横财并发。万元户，十万元村，百万元乡，亿元县相继荣登富榜。

既然“对外开放”有大利可图，“以粮为纲”的农业，即被摆在次要的位置上，每年必备的粮食收购专用款，管理也逐渐松懈，许多财政偏紧甚至拮据的地方，挖“肚皮”补“脊背”，试着将购粮款的一小部份，挪作他用。于是，传统的“信用契约”──即白条，就在新形势下兴起了。看看农民对白条虽不大接受，但也不敢不接受，各地政府，就放胆大干。

“计划经济”加党的绝对领导，人力、物力、财力，绝大多数取自农村，农民除交公粮、卖余粮外，还要负担名目繁杂的“派款”，如水利、修路、教育、卫生以至葬丧费等等，不下二百项。有人画了一幅漫画：一个被大索小绳牢牢捆绑着、瘦骨如柴的农民，在一架土造的榨油机里，奄奄一息。这幅漫画，解放初期用以揭露国民党政府压榨农民的苛捐杂税，而今，又成为现实生活的写照。

１９８５年以来，农业的所谓“改革”完全停顿，内地农民，纷纷到东南沿海地区打工挣钱，形成了中国现代史上蔚为奇观的“民工潮”，一波胜似一波，人数超出一亿。这支庞大的“盲流”大军，形同难民，只要有饭吃，有钱拿，甚么脏、苦、累、贱的活都干。其中有一位从河南农村来的老太太，五十出头，身板还算硬朗，原是当地基层的党支部书记，党政人财一把抓的当权第一把手，如今在广州街头拾破烂，挣钱吃饭。当地基层领导要她回去，依然当党支部书记，她死也不肯。她对人说：终年催耕催种，粮食登场了，公粮照交，余粮照卖，不见钞票，只给白条。再给乡亲们唱黑脸，怎么唱得下去？

白条背后的阴影

公社化时期，没有所谓打白条，但阴影早已存在，只不过呈现隐性，不经深入观察和思考，不容易发现。因为那时的“派购任务”，都由“两级核算为基础”的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承担，加上公社一级的“统一调配”﹝实际上的吃大锅饭﹞，政府所有的农业征收和收购，都不与农民﹝当时叫公社社员﹞个人直接发生关系，损害农民利益的这一阴影，被掩盖起来。包产到户以后，“派购任务”直接与农民发生关系，每年收购粮食的支付款，多达数千亿元，成为农业上最大的一笔支付款，也是农民赖以为生的最基本收入。政府规定以“官价”收购粮、棉、油及其他农副产品，农民的产品不能“随行就市”，无法分享“市场经济”的好处，打白条更成为农民的一场做不完的噩梦。

东南沿海地区，由于“经济特区”政策辐射力的影响，乡镇企业﹝即原来的农村公社、生产大队轻工、手工厂﹞发展很快。笔者于１９８７年在珠江三角洲访问，就发现一家农村小厂，十多名青中年妇女，以一座破旧祠堂作场地，一架简陋人力印纸机，几十把剪刀，专门制作冥品，大至洋房汽车，小至鞋帽美钞，一箱一箱，经香港销往东南亚，每年赚外汇约达百万美元。女工仍然按工分计算报酬，所得无多，绝大部份利润归政府所有。

在这样有利可图的形势下，各地方政府无不争先恐后，制定名目繁多的优惠政策，向外招商。其中主要的一项，是提供廉价土地，由外商作商业用地。以广东为例，至１９９７年不完全统计，出卖出租农村土地总金额达万余亿元，其中糊涂账或不明去向的款项，达四千多亿元。打白条是近二十年来无法解决的腐败，而今，更出现了断绝农民生存后路的腐败。

因此，农民为最后生存条件被剥夺而奋起抗争。以广州市近郊、远郊为例，１９９４年上半年，相继发生多起政府无偿征地，村民抗议示威的严重事件。规模最大的一次，有三千多村民包围了县〈市〉政府，并与近千名镇暴警察发生冲突，警察施放多枚催泪弹，殴打民众，逮捕了为首的几名村民，暂时平息事态。

从表面看，是乡村中共党支部或基层政府把其管辖区内的农用耕地，转让给国有企业，或卖给香港商人作商业开发用地，交易额少则数十万，多则数百万、数千万元人民币。村民的传统耕地被征用、转卖而得不到公平合理的补偿，有些官员在交易中贪污舞弊，更是激起村民愤怒抗争的重要原因。但从本质上看，郤是农民为生存权而奋起的最后抗争。

抗争的首发地区，恰恰是对外开放、经济改革最早的广东珠江三角洲腹地，具有特别重要的民主特质。较之内地广大地区的农民，珠江三角洲农民具有特别浓厚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走出了人民公社的绝境，包产到户，争得种植自主权，扩大农贸市场，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得到初步恢复和增长，这段摆脱“计划经济”束缚的艰难路程，从１９７９年开始，至今足足走了二十年。终于，珠江三角洲农民觉醒了，要为自己最后的、也是最基本的权益──土地所有权而抗争。

毛泽东借重农民的力量打天下。为了取得农民的支持和拥护，把历年的战乱、农村的破败衰微，农民的贫穷，统统归罪于地主。一场历时三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国传统的土地拥有者和经营者、即占农村总户数约达 11 % 的所谓“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小土地出租者”连同数百万人的生命，全被消灭了。维系中国三千年文明史的农业经济基础，被摧毁了；与农业经济不可分隔的城镇工商业，也遭受严重打击；甚至海外数千万华侨在国内的利益，也受到严重损害。而农民在这场“分田分地”运动中所分得的一份微薄土地﹝以广东为例，人多地少，一般只分到五分耕地﹞，并没有因“翻身得解放”而点土成金，许多农民因为生产上所需求的资金、农具、种子、畜力、劳力、运输等重要环节得不到及时解决，反而生产热情下降，收获也不如前。更令农民心寒的是，政府发给的一张标志所有权的“土地证”，于五年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变成一张废纸。本来薄有资产(地、耕牛、农具)的农民，从此一律变成“无产者”。美其名曰“公社社员”，实则失去土地的农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是一部社会主义意识形状宪法，实施公有制，废除私有制。私人财产不受法律保护，农民失去土地，和工商业者(资本家)在“公私合营”改造运动中失去财产一样，实际上是被政府“依法”剥夺了。

必须指出，与打白条弊端有直接关系的，应追溯到１９５３年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打白条的劣根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起，中央决定对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采取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实施“统购统销”政策。根据有关部门概算，因经济建设而新增加的城镇人口约达一千七百万人，政府每年必须掌握７００亿斤粮食，才能有把握控制粮食市场，满足城镇人口能吃饱饭。

据有关资料统计，１９５３年７月１日至 １９５４年６月３０日粮食计划年度，确定收购粮食７０９亿斤，实际收购７８４．５亿斤，超额７５．５亿斤，比上一年度多收了１１７．９亿斤，增长率达 ２９．３％，相当于五亿多农村人口一个多月的口粮，许多地方的农民因此饿肚皮。

问题的严重更在于粮食统购统销采取强制手段，造成极其恶劣的后果。笔者当年参加过广东某地的“统购”试点工作，现将个人这段经历，略述如下。

我们选定的试点工作村，叫新东锡，位于潮州城西十余里。工作组进村的时候，由该村党支部书记、村长、农会长等人接待，安排好住地、伙食(我们工作组各人自带行李，还带来一名吹事员，自办伙食)，就在住地听取介绍情况。

据介绍，新东锡村三百来户，一千二百多口人，多数姓卢。水田旱地约一千五百亩，实际水稻种植面积不到一千亩。由于地少人多，土地利用率极高。以水稻为主，还复种、间种小麦大麦、蕃薯杂粮、花生芝麻、各色各样的时鲜蔬菜。种植技术均做到深耕细作，绣花一般。产量很高，水稻年亩产近千斤。

接着，由我们工作组的组长说明来意，并决定三天后召开全村群众大会。村党支部卢书记一听说我们是来收购粮食的，就不大高兴。他说：今年的公粮，全村各户都已缴清，光荣完成任务，全区排第一名。其他各项征派任务，也都逐项缴清，没有欠党一斤粮。在场的村长、农会长，也随声附和，都说向来拥护党，拥护毛主席，入党、参军、交公粮，事事不落人后。我们一听，知道卢书记他们误会了。

这也难怪。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已经四年，全国各地县、区、乡、村政权都已先后建立起来，凡全国性的重大政策，必先形成条文，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通过党内严密管道，逐级送交省、地、县党委，并贯彻执行。像粮食“统购统销”这样重大政策，能看到“中共中央文件”的，只有党委会书记、常务委员、委员等少数领导人，其余干部、群众，只能听口头传达，有的“文件”只能听，不能记。我们试点工作组，组长是区党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有资格看“文件”，其他组员，有的不是党员，有的级别不够，就只能用耳朵听了。所以，村干部弄错我们的来意，一点也不能怪他们。

为了开展工作，除了召开群众大会，还分别召开党支部、团支部、农会、民兵、妇女等各种会议，反反覆覆说明来意。用开会开展工作，是最主要的工作方式，难怪群众一听说要开会就害怕，说“共产党的会，国民党的税”。“说明来意”一说就说了一个多月，全村一潭死水，纹丝不动。我们工作组除了炊事员，大家都急了，组长更急。

工作组几乎每晚都开会讨论，如何突破目前这种僵局。一致认为，关键在于村干部的态度不正确，才造成目前顶牛状态。组长更认为，关键的关键，在于突破卢支书的思想防线。据组长分析，卢支书是土改运动中入党的积极分子，年轻，又有初小文化，肯动脑，工作积极，办法也多，全村人都当他为带头人，是走是停，全凭他一句话。

组长在向区党委王书记请示以后，再一次找卢支书单独谈话。组长启发卢支书做新旧社会对比，诉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全靠毛主席。这般人人都会说的大道理，报纸天天见，广播站天天说，大家耳熟能详。卢支书竟然听得掉下泪来，组长当然心花怒放，说教的子弹，击中思想之的，心防瓦解，豁然开朗。

第二天再找卢支书谈收购粮食的任务，卢支书只说了一句：我和干部群众再商量。掉头就走，不再照面。其他村干部和群众，见到工作组如同遇上痲疯病人，远远就躲开了，别说宣传党的“购粮”政策，连打声招呼都不可得。工作组束手无策，把个组长，堂堂农村工作部部长，气得说不出话来。

这时，恰好省委一位大官前来试点检查工作，他就是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安平生。安部长带着秘书、警卫员五人，在区党委王书记陪同下，听取了我们工作组一天半的汇报，作了半天的指示，最后是王书记指示：按照安部长指示的精神办。

安部长的指示精神，照我们的理解，可以归纳为四个字：阶级斗争。安部长没有直接批评我们，绕了个弯，说土改结束才一年，地主富农和其他反动分子，美帝走狗，蒋匪帮特务分子，人还在，心不死，时刻都在反攻倒算；而我们的许多同志，脑子里面阶级斗争那根弦，早已松掉了，这是多么危险的和平麻痹思想！用这种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农村工作，必然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把党的极其重要的农村工作，统统当作一种纯技术性的具体业务，那是十分有害的。凡是不从“阶级斗争”入手的地方，工作必定死气沈沈。我相信同志们必能鼓起勇气，发挥斗志，坚决落实“阶级路线”，打开新局面。

工作组很快就统一思想。组长立即召开党支部会议，把卢支书撂在一边，大讲阶级斗争，大批和平麻痹思想，甚至指着卢支书的鼻子骂了起来，说有的共产党员，忘恩负义，党解放了他，分土地给他，培养他入党，给他荣誉和地位，现在党要他卖几粒谷子，就像割他的肉，喝他的血，这样的党员如果不回到党的立场上来，迟早要滚到地主的地狱里去，永世不得超生！

卢支书低着头，脸孔一下青一下白，最后流着泪说：我三代贫农，现在有了土地，家里有了几担谷子，高兴得睡不着，半夜起来，摸一摸几箩谷，就像大热天吃了一碗草粿，实在舍不得卖。不是忘记党的恩情，实是一时想不通。组长趁热打铁：现在想通了没有？想通了也不是要你马上卖粮，而是要你听党的话，站起来，领导全村贫雇农，团结中农，对不法地主富农进行坚决斗争！

斗争地富，三年前的老把戏，对于农村党支部书记来说，简直是“三个手指捡田螺”，十拿九稳。更何况，经过土改斗争，地主、富农的当家人大都已经死于非命，幸存下来的大都是一些妇女小孩。他们处于被专政的地位，日常生活受当地农会管制，不准“乱说乱动”，不要说反抗，连喘气的份儿都没有。

卢支书按照组长的指示，把全村的地、富及其家属都集合起来训话，然后逐户当众自报“不法”，连心里想过的甚么“不满”、“不服”，都得坦白交代。再由农会会员逐户予以批判，认为是严重罪行，即时斗争，有时免不了拳打脚踢。最后一项是自报“卖余粮”，也是最艰难、最费时、最费口舌的新任务。

地富虽然按人口也分得一份土地，但贫雇农享有优先权，肥田好地早被分掉，剩下最瘦最坏的“水尾田”，加上劳力不足，又缺乏耕作经验和资金，收成自然不如农民，许多地富家庭连当地平均口粮都达不到，哪有甚么“余粮”？

党的政策自然是正确的，卖不卖余粮，自然就成为拥不拥护党的标志，立场问题，态度问题，甚至敌我问题，谁惹得起？至于有甚么“实际困难”，自己想法子解决吧。粮食，到底是个关系肚皮的大事。虽说党不是白要你的，拿钱跟你买，别说纸币，黄金也不能顶饭吃。因此，即使文斗武斗，浑身解数使尽，也难免“拉橡皮”，“挤牙膏”，一点一点将粮食挖出来。限时限刻，自己到粮站，送上门去“卖余粮”。

在逼斗地富卖余粮过程中，全村农民都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尤其是作为依靠对象的党、团员、民兵、贫雇农，都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得按额按时，完成卖粮任务。剩下少数中农最难搞，劝说不听，打骂不得，老鼠咬乌龟，不知从何处下嘴。因为中农是团结对象，不是敌人，也不算自己人，斗争不要你上火线，分田分地当然也没你份，只要你站在一旁助长声势。不过，到了最后，大势所趋，不得不随大流。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施的同时，全国的粮、棉、油市场，随即关闭，由政府通过专卖机构，实行“计划供应”。到了公社化时期，衣食住行全由政府一手包办，此是后话，有机会再慢慢聊。

2000年7月11日
(刊登于争鸣2002年1月号)

（大纪元“九评共产党”全球有奖征文参赛作品）

发稿：2005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