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骥云:中共把人性变成杀“人”成“性”(下)

——--我所见证的中共杀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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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骥云

【明见网1月11日讯】〔作者简介:骥云,一位在中国大陆中共基层工作了几十年,经历了中共建政以来每一次运动的原中共干部。现在,骥云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定居。〕

〔接上文〕

三、他在反右中死去

XXX和我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我们年岁不相上下,我比他稍大点儿。他很有才华,能说会写。我们二人都喜爱打蓝球,都是机关球队的主要成员,因志趣相投,我们自然成了好友,虽然他已离世几十年,但他的音容笑貌始终留在我的脑海中。

当年因他才华超群,而被省级编辑部看中,硬从我们县里要人,把他调到报社,当了一名记者。记者是要写文章的,那当然他也要写出很多东西来。年轻的他,有着一股正义感,在他写的东西中,难免会出现别人怕说的,而他敢于说出来的内容。后来,反右开始了,那些他敢说出来的话,就成了他反党的罪证,想赖也赖不掉,白纸黑字,有凭有据。因而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改造。纵观那些被中共划为右派的,无论大小,都似乎据有这样一个类似的特征,就是极有才华,又有傲劲,敢于直言,宁死不屈,我这位好友就是一个例子。越改造,他就越反抗。可是哪里能有他申辩之处,愤气难平,只有以死拒之,于是他郁郁的跳入了波涛滚滚的江水里,就这样走了。他是戴着一顶沉重得让他喘不过气来的大帽子走的。他的躯体是沉积在江底的泥沙里,还是流入了大海,抑或是葬身鱼腹,无人知道,也无人关心、过问。只有我,他的这位老朋友,每每来到江边,望着奔泻的江水,让它带出我对他的思念。

四、在大跃进的饥荒中死去的群众

在大跃进那个年代,钢铁产量放卫星,粮食亩产过万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干部为了升官,不顾群众死活,好大喜功,浮夸虚报使群众遭受灭顶之灾。三年人为造成的饥荒中死了几千万人。

在我当时所居住县,一个人口约六十万人的县,就饿死三千多人。为何会饿死人呢?其一是钢铁要放卫星,各地大办土炉产铁,大批的主要劳力,都调出来钢铁。58年本是个丰收年,但秋收时,田里谷子没有劳动力收割,秋雨一来,禾苗倒塌生芽,都在田里烂掉了。二是大浪费,那时人民公社成立,大办食堂,集中吃饭,而且还提出,任何人到任何食堂进餐,都不付钱付票,真是共产主义社会来了。因而用粮无计划,个把月就吃掉了全年口粮,致使59年发生了大饥荒。其三是政府购了过头粮,有些大队,不仅卖掉了口粮,甚至把种子也当余粮卖了。因为各地干部,浮夸虚报产量,造成分配购粮任务时,都根据浮夸粮食来定。任务定了之后,干部明知无法完成,还要表态,超前超额完成任务。这就出现了生产队的粮食都是空空如也,食堂里也无米可炊。结果就是用瓜菜代,箩卜白菜都成了主菜,在那个时候,社员自留地也交了公,只能靠集体的菜来供给,那是根本无法自给的,蔬菜不够,用野菜补充,野菜挖尽了,就打湖草、吃菜饼,豆饼之类,个别地方还吃树皮、观音土(一种泥土),这些办法都无法填饱每个人的肚子。而且严重的营养不良,人人面黄肌瘦,个个腿粗脸肿,大面积的得浮肿病,吃的没有,又何能谈医,体弱的年老的无法抗拒,难逃活命。

“朱门酒肉臭,路有饿死骨”。红墙内有没有酒肉臭,我不敢枉言,但哪个政府机关里饿死人了,我没有听说过,因为那些人是吃统销的,可凭粮票买粮,后来虽每人每月也减了几斤指标,但还是可以吃饱的,吃得上饭的。其实各级干部对饥荒不是不知道,明知已经出现了饿死人,也不敢反映,还要装得无事之样,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赫赫有名的彭大将军(彭德怀),只因在庐山会议上,上书反映下面实况,而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分子,试想一个地方小小干部,谁敢把真实情况告诉上面,为了保自己,哪能顾得了他人。这样,就使得发生了饥荒越来越大,死人越来越多的惨局。

五、四清运动中被逼而吊死的老农

继大跃进之后,又开展了一场四清运动,也是由点到面全面铺开,人人开展自查、自报,开列清单,如数退赔。在自查和互相揭发中,那真是鸡蛋里面挑骨头,鸡毛小事,也不能漏掉。如下乡时在某某家吃了一餐饭没给钱票,收某某朋友送了多少次布票、自留棉,在养鱼场购鱼时,未按市场价付足,用了公家信纸写私信,用公家照明下棋、玩扑克牌……等等。不论当时是什么情由,都要一律退赔,有实物退实物,没实物按价折钱。问题小的,很快就能起水,剩下的人,泡在水里起不来(就一直被审查),最后打成四不清干部,政治上受到严厉处份,经济上把你彻底搞光。因而在无可奈何之下,也有把人逼死的。在我们公社,就有一位老农,被逼吊死在公社院内,事情是这样的:

老农王某某,五十多岁,家境贫寒,从小务农,纯朴忠厚,一身清白,是响当当的贫苦人,当然就是土改中的根子。他有一个儿子,因为老子是土改根子,当然儿子就根正苗红。土改后被吸收成脱产干部,开始当通讯员,入团入党,后转正为国家干部,在县委会当了事务长,负责机关的后勤工作,办好食堂,搞好干部及家属们的生活安排,如分发各种票证、分配实物等等。县委机关在一个县来说,那就是最高首府,自然在首府中任事务长,也就不同一般。事务长既管钱又管物,手中还有特权(可以不用票证采购各种实物,而且优先满足),自然成了运动中的重点对象。

运动一开始,就停止了他的工作,责令检查,交待问题,并立案审查,组成专案工作组专门调查审问。记得是那是暑天,工作组(三人)来到了王老汉的家,把他家的口粮、各种票证都搜出来,进行清点盘底,造册登记。实际上就是抄家。工作组在抄家的过程中,似乎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未能达到想要捞出点名堂的目的,于是就把王老汉带到公社里来进行隔离审查逼问,要他老实交待儿子都给了家里一些什么,并威胁说:如果不说,不但儿子罪上加罪,同时也要治你的罪。试想: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哪经受过这种场面,哪经得起这样的恐吓,于是在一个夜晚,趁人熟睡之后,从房间溜了出来,解下了一根晾衣服的绳子,就在院子里一根大树上,上吊自杀了。到了天明,炊事员起来烧早饭,发觉树上吊着一个人,一声惊呼,惊醒了大伙儿,于是抱人的抱人,解绳的解绳,找医生的找医生……可是这一切都迟了,人早已断了气,身子已僵硬冰凉,心脏脉搏都停止了跳动,只是两眼瞪得圆圆,舌头伸出很长,其状甚惨。人死后,工作组因害怕亲属及群众找他们算账就立即撤回县里去了,把善后一摊子事,都留给了区、公社、支部。因为是热天,尸体不能久放,由当地政府买了一口棺木,由大队支部说服家属,将尸体抬回,开了一个追悼会,将人埋了。与此同时,县委主要领导人,亲自去做事务长、老农的儿子的工作,一方面是以共产党的那套歪理:“共产党员必须服从党的需要”,“党员要以党的利益为重”等等,要他不仅自己要“正确对待”他父亲吊死一事,还要带头说服家人及亲朋,不能让事态扩大,造成不好影响。更没有人性的是还控制着他不让他回家。老农可怜的儿子就因为有了“党员”这个紧箍咒,都没能回去见老父亲一面,送老人一程。最后又经过了几个月的审查,确实查不出什么问题。事务长后来不当事务长了,下调到一个公社,当上了副主任,也许这就是组织上对他的一点优抚吧。可那是老父亲的一条人命换来的啊!

六、文革中被以莫须有罪名处决的年青人

一九六六年,中共的“五.一六”通知,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一场巨大的灾难,在全国整整持续了十年。火是从北京点起,迅速蔓延了全国,这把火烧红了中华大地,烧焦了每个炎黄子孙的心,烧掉了千古文明,断送了无数个生命,泯灭了人性,助长了仇恨。造反的红卫兵,经过上下串联,天安门城楼的八次接见,造反组织风起云涌,造反声势,锐不可挡。破四旧、扫牛鬼蛇神,揪走资派,搞国家主席,被踏上了一只脚,永世不能翻身,各级党政领导人,都打成了走资派,闹革命,到处都在打砸抢,社会混乱不堪,人人都在恐怖中度日。

当时即使那样,而自认一贯正确的毛泽东却居然在一次讲话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又说:“乱是好事,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这些所谓一句抵一万句的话,更是火上浇油,乱中添乱,使形势一发不可收拾。各级造反派均接管了各级机关,大权已掌握在造反派手中,造反有理,为所欲为。

然而,共产党还是意识到危机的到来,于是又拿起枪杆子出政权的这一“法宝”,在全国上下全面实行军管,组建了革委会,由军人执政。七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的司令员,都是同一级的革委会主任,县、区武装部长、大队民兵连长也是如此。军管后,立即把红卫兵手中掌握的枪枝,全部收缴了上来,紧接着,一场秋后算帐开始了。造反派的头头一下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变,都成了打砸抢的坏头头了,过去扫牛鬼蛇神的人,倒转来自己成了牛鬼蛇神,挨批挨斗、被拘捕、蹲监狱。大批红卫兵小将上山下乡、下放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的还流放到边疆。在秋后算帐中,造反派头头经受了比整走资派更为恶毒的迫害,有很多人被逼自杀了。在我们那个区里的几个造反派头头中,有三人被拘捕关押,有二个被逼得自杀(一人投河,一人上吊)其余的都交给本单位监管。

另外,在我们区里,还发生了一桩冤杀惨事:有一个回乡知识青年(由学校回乡参加劳动的),年刚二十岁,高中毕业后,未能继续升学(因未恢复高考),就回乡来参加农业生产。刚好是军管时期,大队的民兵连长掌管了大权。这位连长既没文化,又缺办事才干,自当上革委会主任后,自认为了不起,目空一切,不参加劳动,还经常吃吃喝喝,有时酒醉如泥,百姓背后里议论纷纷。这个回乡知识青年,在学校读书时就是个三好学生,共青团员,刚直不阿,年青气盛,敢于直言。在一次会上,他讲出了乡亲要讲的话,因而冒犯了连长,二人争吵了起来,几乎动武。就因为这样,连长对他恨之入骨,便到区里进行诬告,说这个回乡知青,反对军管,还说要图谋杀害他,编造了许多谎言,给青年捏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当时正处于所谓的“大抓警惕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时期,区里认为这是个新动向的好典型,立刻转呈到县里。县里接到报告之后,不作调查,就立刻把这个知青拘捕,关押在监狱里,并呈报省里,请求处决,以示军威。省里根据县材料,同意执行枪决。可怜这位回乡知青,回乡还不到一年,就糊里糊涂的倒在血泊中,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处决那天,区里还召开了全区的万人公审宣判大会,会上宣读了那些莫须有的罪状之后,就拉出去枪杀了。到会的人,不少人默默无声,心事沉重,有的人摇头,有的人叹息,也有人暗自里悲伤,在每个人的心中,都知道这是个冤案,但在那暗无天日的日子里,面对中共的滥杀无辜,谁又能站出来说一声"冤"。

年轻人死了,但一块写有“阶级斗争尖兵”的锦旗,却高高挂在区的会议室里,旗是红色的,当然那是那个知青的血染红的,字是黑色的,也是在说是那些黑心肝的人干的……。

七、写在后面的话

“六﹒四”已经过去十五年了,天安门前坦克的隆隆声,仍犹在耳,天安门母亲们,还在悲伤,还在哭泣,还在呐喊。但当权者对待她们仍是监控,不许自由。对待法轮功,共产党采取“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残酷迫害,历经五年,对他们的迫害还在继续。多少个法轮功修炼者的幸福家庭,被迫害得支离破碎,许多人被关押在监狱里、劳教所、精神病院遭受着酷刑煎熬,上千人遭酷刑折磨而失去生命。他们有什么罪?

“六﹒四”惨案和镇压法轮功,都是近十多年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着的事,也是中共在其杀人史上犯下的新罪证。我不想在这里多说什么了,这些我们很多人都清楚。每个人,尤其是我们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只要有愿望了解,不是什么难事。这里我写出我自己也不愿回顾的这些中共杀人的历史,是希望每个人冷静下来思考,当中共再举起屠刀时,我们是否能看清它的狰狞面目,起来制止一桩桩惨案,制止一幕幕悲剧的重演?而不是再遭其迷惑,不知不觉地推波助澜。

每一个有良知的人,每个关心中国人民命运的人,不应该深思,不应该正视,不应该清醒吗?难道我们还继续麻木、沉默、袖手旁观、明哲保身?不!只要是人性未灭,良知尚在的人,我们都应该站出来说一声:"不要共产党!"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