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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输出革命与柬埔寨的森森白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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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见网12月29日讯】决不忘记你——书记大叔

如果你在城市的街道上、城郊的旷野上、乡村的地头田埂上见到他,你会觉得他是那样的平淡无奇,和善慈祥。也许你会亲热的喊他大叔、老伯或爷爷。

然而他不是这样子。他是一只冷酷的野兽、一种冰冷的理念与信念的化身,也可以说他是一个符号与象征。

这个——好吧,我们暂时还是称他为“人”吧--前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这个出生在1925年3月的柬埔寨人,一个富裕家庭的子弟,人们都说他待人接物儒雅温和,彬彬有礼。据他的哥哥沙洛苏昂说:他小时候“胆小温顺,看到家里杀鸡也会躲的远远的”。作为佛教国度的柬埔寨,他像其他柬埔寨男孩一样,六岁时就走进寺院做起了小沙弥。12岁时他还俗了,再就是读书读书,结业的学校在国外——法国巴黎的一所无线电学院。这是一个少年时代浸淫在佛教氛围中的人,青年时代又生活在开明、贵族气息、艺术氛围极浓的巴黎。然而,这一切似乎并没有对他产生影响,他却在巴黎选择了一条另外的信仰之路:“柬埔寨马克思主义小组”。这个小组的人后来有一些成为柬埔寨共产党的骨干。

波尔布特是一个斗士。1952年7月回国后就参加了森林里的抗法武装斗争,为柬埔寨的独立奋斗。到了1960年3月时,他已经是柬埔寨“高棉劳动者党”的三常委之一了,进入柬共的颠峰圈子。按中国一些人的观点和看法,他也可以被称之为是一个“卖国贼”。1966年“高棉劳动者党”更名为柬埔寨共产党后,因为遭到西哈努克王国政府的通缉,他以访问的名义逃到越南,在那里接受了三个月的革命理论培训,胡志明、黎笋经常宴请接见他,然而,双方各怀“鬼胎”,关系并不亲密。1965年11月,他来到中国,一直逗留到次年2月才返回柬埔寨。他终于发现了,他的理想宗旨的本义在中国 ——“毛泽东思想”。(编者:对于这段历史的细节,吴嘉在《红色高棉──柬埔寨的人间炼狱》中是这样记述的:……1965年波在北京与康生首次见面,两人惺惺相惜,相见恨晚。康生传授的铲除内奸的理论,更激发了波尔布特的阶级斗争观念,他恨不得立马回国付诸行动。与毛泽东的见面则在文革初期,毛对于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坚信不疑,正是豪情万丈的时候。毛的一番“谆谆教诲”,使波尔布特热血沸腾,像是被注了一针强心剂,巴望着早日在柬埔寨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他把毛的极左思想发扬光大到了极致。毛只是让城市知青上山下乡,波则强行把所有城里人赶到农村搞合作化、接受再教育,极力镇压不愿服从的老百姓;毛利用群众斗群众,波索性把军队开来杀人。“大跃进”、“千里马”、“青年突击队”等名词也被波尔布特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了柬埔寨。)

1970年后,为了抵抗美国支持的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政变上台,他和流落中国的西哈努克亲王前嫌冰释,联手抵抗,并在中国政府的强有力支持下,于1975年取代西哈努克亲王,夺取了全国的政权。

柬埔寨人的大灾难开始了,这源于他那超前的“社会主义实践”。

红色高棉占据金边的第二天,两百万居民就被以“反对吃闲饭运动”的名义赶到了乡下,连老弱病残也不能幸免。柬埔寨全国的城市在数日间就变成了沉寂的死城。城市消失了,号称“东方巴黎”的金边,也变成了无居民的鬼城。知识是祸害,知道的越多人的头脑就会越复杂,坏主意也越多,就需要改造;改造不好的,就要消灭,简单到消灭肉体。举凡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僧侣、少数民族,统统在他的杀戮之列,柬埔寨遂成为血腥之国。

这个人此时已经远远背离人的概念了,变成了魔鬼,尽管他面容上还是那样温和、仁慈。

在他那短命的统治柬埔寨的3年又8个月时间内,仅有500万人口的柬埔寨,就被处死200万人。处死的方式和手段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有的革命者为了节省子弹,干脆就采用原始的方式,用锄头铲断囚徒的脖子!此外,据宣布破获了所谓四大特务系统,即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越南和台湾的情报部门的特务组织。如果一人被打成“特务”,部下、亲属都遭牵连。在严刑拷打下又攀咬他人,“逼供信”而来的口供越追越广。结果是参加红色高棉的中国华侨差不多都被打成台湾特务。1954年日内瓦协定后撤到越南北方的千余名原印支共柬籍人员在70年代初回国参战,也被统统被定为越特。越南培养的共产党员被清除了,和自己意见相佐的法国留学生出身的干部被清除了,直到临死前,这个嗜血成性的诡异动物还杀害了和他患难与共的得力干将宋成。

我相信波尔布特是为了自己的信仰而这样做的,我也相信他坚信自己伟业的正确性,为了实现他的“理想”,柬埔寨人再杀掉二百万他也会觉得理所当然与应该,只要是他认为需要的话,只要是他觉得有必要的话。

波尔布特不是个人,可以说他是一种理念与邪魔铸就成的怪物。

他自称自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徒和执行者。

柬共党内从不喊他名字和书记的职务,喊他为“1号兄弟”、“书记大叔”、“党心”……或者说直接喊他“组织”。他自认为自己的理想是崇高的,他宣称要在柬埔寨建设一个“没有富人和穷人,没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理想社会。农村合作社成立了,一切财物都充公;公共食堂建起来了,每十人一桌吃大锅饭;合作社社员对粮食之外的生活必需品如盐、油和衣服之类因无法自给自足,只有由国家统一配给;服装由民柬政府统一发放,老百姓和军人统统一身的黑色“革命服”;每年一人两套内外衣裤和围脖的水布一条,禁绝其他服装;姑娘穿花衣服是“资产阶级思想”……当时国外报道中,称整个民柬社会称为“乌鸦队”……为了刺激人心,民柬在1977年提出了实行“超大跃进”的口号,在毫无矿石资源的条件下竟提出要钢铁自给,并准备建厂大炼;生活上提出奋斗的目标是:“今年每人每星期要吃两个水果!明年达到每两天吃一个水果!后年达到每天一个水果!”……为了“防止反动势力串联”,邮电和公共交通被取消,老百姓之间不允许通信;非担任公差外不得离开自己的工厂和合作社外出。国内的汽车、火车只供政府机关和军队使用,乘坐者必须有单位的公出证明(因废除货币已无法买票)。在此空前的封闭隔绝状况下,除了秘密外逃者,普通民众全被禁锢在土地上,被拆散了家庭的成百万人不仅三年多时间里无法相聚,而且大都不知亲人的下落,只有拜托偶尔因公外出者代为打听或捎带口信。为了保证人民对自己的“忠诚”,红色高棉在民间建立了严密的监视网,宣称“革命组织有千百双眼睛,如同菠萝一样”,谁发泄不满言论马上会大祸临头。更可怕的是,红色高棉不制定法律,只有内部的秘密保卫组织而没有司法机构,对惩处者无判徒刑一说,认定有罪的所谓特务、破坏者以及异国战俘只有一种对待——处决。在民间则采取警告,三次警告以上也是处决。

好一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波尔布特,为了“彻底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民柬当局规定知识分子不许相互通婚,如男学生必须找农家女,且由领导指定。已婚的青年男女又大都被分开编组,一两星期才许团聚一次。孩子七岁以上也必须离开父母,集中参加放鸭、编织一类劳动。波尔布特自豪地将这一切夸耀为自己的“创举”,称其能彻底消灭家庭私有观念……然而,当后来民柬被打败、逃到梅莱山区后,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波尔布特于1981年正式宣布解散柬共,自己退到幕后。此时他说了一句心里话:“我们生存的基础是农村,而不是共产主义”。此时的波尔布特集团,连他的政治信仰都取消了,回归自己只讲狭隘民族口号的农村武装集团的本质。

此时他们已经变成隐身山林的丧家犬了,波尔布特也成了孤家寡人。
1991年7月25日,红色高棉举行公判大会,以谋杀、虐待和腐败罪宣布对波尔布特实行终生监禁。翌年4月15日,在外界盛传要把波尔布特交付国际审判的时候,这个69岁的妖魔突然死亡,究竟是因病还是被谋害至今仍有不同说法。

一个邪恶的妖魔离开了世界,一个血腥残忍的组织在历史上打上了句号,烟消云散。

中国人喜欢说忘掉过去,面对未来。其实准确的说是:是让你忘掉过去的错误,好处是绝对不可以忘记的,而且还要发扬光大。柬埔寨人不是:现在的柬政府决定在前红色高棉政权残杀近200万人的森林兴建波尔布特主题公园,并与著名文化遗产景点吴哥窟串连发展成旅游景点。遭到死难者家属反对后,遂计划在距首都金边西北320公里的安隆汶,即红色高棉游击队到1998年一直活跃的区域,重建办公室和兵营等大约26个历史景点,当中包括复制前红色高棉领袖波尔布特于73 岁逝世时的房子。旅游部长则坚称,安隆汶开发计划有其意义,除了发展旅游外,也可提醒后代毋忘历史,毋忘1975年红色高棉上台后的3年恐怖杀戮惨剧。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不忘记历史的目的是为了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应该肯定,什么应该抛弃,一个连是非善恶、连崇高与卑鄙都分不清楚搞不明白的民族,谁敢说将来不重复历史呢?

不要让历史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而是要让历史回归它的本来面目。


张成:中共是红色高棉杀人魔王波尔布特的教唆犯

只要一提到波尔布特的名字,谁都会咬牙切齿,说他是杀人魔王。确实是这样,但他到底杀了多少柬埔寨人,谁也说不清楚。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你问他杀了多少人,可能他也难以给你一个比较确切的数字,因为杀得太多了难以统计。

在二十世纪,在一个国家被自己的统治者所杀掉的民众人数之多,比例之高,可能柬埔寨是独占鳌头。在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报导是杀了300万人,当时中共政府为其辩护说“他们造谣,才杀掉100万人,而且其中不少是应该杀的”。即使是杀了100万,对人口才900万人的柬埔寨这个不起眼的小国来讲,已杀了全体居民的1/9,与二战时死亡人数最高的苏联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是当时唯一坚决支持红色高棉的国家,所以竭力为其掩饰。如果按照西方国家的报导,则被杀人数达1/3,那么他们确是不折不扣的嗜血成性的杀人魔王。

我没去过柬埔寨,但我多少了解到一些情况。在八十年代,我在欧州遇到一位华裔柬埔寨人,他在柬开了一间小商店,有一天夜里,他的一位好朋友急匆匆地敲门告诉他快逃,游击队抓来了。他连衣服都未及穿好,就同全家越后窗而逃,刚跳出窗外,就听到前门急促的敲门声,幸好那是漆黑的夜晚,他们得以逃命,如抓到一定会给枪毙。他不是大资本家,只是一般的小业主,这样的人,在柬埔寨多如牛毛,但也在他们屠杀之列。

我在八十年代,也听到一则报导,一所八百多人的中学,杀到最后,只剩下三、五人,这几个人大概是校工,是工人阶级,可优待。在柬埔寨,只要是有些知识的,包括医生都在被杀之列,资本家就更不用说了。就连贫困农民也不放过,让他们男女分别集中,过“共产主义”生活。过一段时间才让他们团聚几天。如有怨言,格杀勿论。

奇怪的是波尔布特政权如此残害人民,中共还要支持他,而且那些杀害柬埔寨人的枪支弹药都是中共提供的,在国际上也为其声撕力竭的辩护。因为这个问题太明显了,你这个“主义”再好,杀那么多人也无法自圆其说。正如五、六时年代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讲的“人都死了,还要共产主义干什么?”可这问题一直遭中共批斥,认为共产党人应该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苏共是胆小鬼,怕死,活命哲学是叛徒哲学,跪在敌人面前乞命。

当我们分析波尔布特政权为什么这么做时,发现他是听命于中共。中共在50年代末就萌发了军事共产主义思想,他认为这是在世界范围内消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步骤之一。中共在58年“大跃进”中在中国大地上实验过,他曾说:“我就不相信砸了小锅大家都不吃饭“,意思是打破一家一户的家庭生活,大家过男女分居的集体生活,可以便于管理、便于军事训练,他们既是民又是兵,称之为军事共产主义,他们实行的是“各取所需”的配给制。毛说:“我不相信不给工资就不干活”。在这样的配给制下,工资也就没意义了。最后的结果是使中国饿俘遍野,民不聊生,全民处于饥饿状态,以饿死五千两百万人的失败而告终。但中共不死心,想到中国太大,而且49年以后已实行工资制,而比较贫穷单一的柬埔寨,从取得政权一开始就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并相信一定会成功的,因而中共指示他的波尔布特政权把柬埔寨作为军事共产主义的一块“实验田”。

中共也知道对这种制度和生活方式最反对的是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因而这些人是他们首先要杀害的对象。而柬埔寨是一个资本主义未发展的贫穷落后的国家,因而也没有多少资本家可杀,这样也就把开个小店勉强维持生计的小业主也当作资本家来杀了。

如果说波尔布特政权杀的人数达二、三百万,则必然中间有不少所谓是他们依靠的对象--工人、农民,他们的被杀害大概是因为不满意波尔布特政策,不愿拆散家庭而过集体生活。

当然,中共也发现这样杀下去,会不可收拾,因而也曾派周恩来等去帮助策划。但政令已下,全国性、全民性的屠杀已经控制不住了。
象这样的政权,即使有强大的中共在支撑,也难逃覆灭的命运。随着波尔布特去世消息的传出,大家都很惋惜。觉得他死得太早了,未等及在国际法庭上公开审判他。

我想,如果他到了阴间,他的数百万同胞的冤魂向他索命的话,他也许会大叫“冤枉”。他会说:“这一切都是中共叫我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