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洛：中国共产党和三峡大坝工程(上)

【明见网1月4日讯】〖图片：三峡二期工程时，农民正在搬家。（gettyImages）〗

前言

长江三峡工程，是中国共产党予以特别重视的工程，目的是为了展示其驾驭自然能力。１９８４年中共中央成立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李鹏出任组长；１９８９年江泽民在担任总书记后第一个出访地就是三峡大坝坝址；１９９２年全国人大审批三峡工程提案之前，召开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员大会，江泽民亲自作报告，用组织纪律要求为三峡工程投赞成票。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规定，对三峡工程不准作公开辩论，另一方面又开动全国的宣传机器片面鼓吹三峡工程的效益。

黄万里先生生前在给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信中，反映了三峡工程所存在的严重问题，要求能给他６０分钟的时间，讲述为什么三峡大坝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此没有任何回应，中国共产党错过了最后一次改正三峡工程错误决策的机会。黄万里先生将三峡工程称为祸国殃民的工程。

李锐先生因批评三峡大坝工程，二次受到党组织最高领导人的批评，一次是胡耀邦的批评（胡下台后为此表示歉意），一次是江泽民和朱容基的批评。李锐先生无奈向中央建议－－为重庆准备后事。

１﹒１、中国共产党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布置任务

１９８４年中共中央成立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由新上任不久的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出任领导小组组长。

１９８６年６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发了萒为“关于三峡工程论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的１５号文件，文件决定，由水利电力部广泛组织各方面的专家，进一步论证修改原来的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水利电力部提出的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提请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最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根据宪法第三章第一节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宪法第六十二条具体确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的职权，共二十一项。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了一个１５号文件，用命令的口吻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去审查和批准三峡大坝工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遵照这个１５号文件规定的程序去完成所布置的任务，这不是对三峡工程决策的重视，而是对中国宪法的蹂躏，是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蔑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根据宪法规定的职权之九，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包括审查三峡大坝工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可以根据宪法第七十一条，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但是其先决条件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这是必要的，而不是听从一个政党的某个文件的指挥。

为什么要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三峡大坝工程？是为了向世人证明三峡大坝工程的决策是一个民主的决策？是为了让对三峡大坝工程的赞同和反对的意见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框架内得到最充份的表达和辩论？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三峡大坝工程的真实目的在于，今后无人需要为出现的错误决策负责任，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峡工程错误决策承担责任。

１﹒２、戴晴入狱和三峡工程论证的结束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底，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工作即将结束，论证领导小组原则通过了十四个论证小组的报告，长江水利委员会将在此基础上撰写工程可行性报告，计划在１９８９年春季上报国务院审批。

以李锐、周培源、孙越崎为首的、以陆钦侃、侯学煜等科技人员为中坚的三峡大坝工程反对派，和以戴晴女士为首的一大批记者认为有必要在这之前让全国人民听到三峡大坝工程反对派的意见，在１９８９年２月２８日出版了由戴晴主编的“长江，长江－－三峡工程论争”一书（参见戴晴主编 - 长江之死）。《长江，长江》序言写道：中国知识界在三峡问题上的发言，可以说是重大的历史性行动，它好比是向传统政治体制及其权威扔下一只白手套，意味着：叫号岸岸也就是挑战。人们对三峡大坝工程的重视只持续了很短时间。不久中国和世界把目光集中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原计划的三峡大坝工程可行性报告也没有按计划在此时上报国务院。当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被军人的坦克赶回校园之后，“长江，长江”一书的主编戴晴女士被当作“天安门动乱”的幕后黑手于１９８９年７月１４日抓入秦城监狱。其实，戴晴女士与学运没有瓜葛，没有参与这个运动，她也不赞同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学生的举动， 更不用说指挥或幕后操纵这个运动（参见戴晴 - 我的入狱）。将戴晴投入中国级别最高的秦山监狱，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其目的不是对天安门运动的清算，而是为了打击三峡大坝工程的反对派。戴晴被抓之后，汇集了三峡工程反对派意见的“长江，长江”一书被列为禁书，从书店和图书馆中的书架被撤下，被焚烧；国务院“三峡经济办公室”向国家计委等单位写黑信，状告“长江，长江”一书中文章的作者和被采访者，说他们和天安门动乱幕后黑手戴晴有不可告人的联系，要求这些单位的党组织在政治上审查三峡大坝工程反对派的成员（参见卢跃刚 - 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

株连九族，这是中国政治斗争中惯用的手段，把反对三峡大坝工程和所谓的“六四反革命动乱”联系在一起，借刀杀人。在强大的政治打压下，三峡工程反对派不能在公开场合发表反对三峡工程的意见，不能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反对三峡工程的文章。

１９８９年７月２２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把长江三峡坝址作为他上任后的第一个出访视察目的地。２５日回京后，立即前往医院看望李鹏，谈了去长江视察的印象，认为上三峡工程是必要的（参见李鹏 － 三峡工程日记）。三峡工程成为共产党内斗争、站队划线的重要标志。

就在戴晴女士入狱后不久，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将工程可行性报告上报国务院审批。其中生态环境组报告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但是一些弊病是可以人为的措施加以限制。这个结论到了可行性总报告中却变成了：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１９９１年８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批准了工程可行性报告，但是以程序错误否定了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从９月起着手重新撰写第二个生态环境影响报告。这个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于１９９２年２月１７日得到批准，结论为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撰写该份报告的知识分子出卖了灵魂，而换取了李鹏从总理基金中拿出来的高额奖金。（参见王维洛 － 从三峡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变化看科学如何沦为政治的婢女）

１﹒３、三峡工程决策前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员会议

对三峡工程问题，中央领导层曾做出过决定，不准公开争辩。但是１９９１年３月，江泽民却发出批示：“看来对三峡可以下毛毛雨，进行点正面宣传了﹒也应该开始做点准备。”１９９１年底和１９９２年初起，中国媒体大量正面报导三峡工程，反对的声音则被完全压制下去。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最佳表现。

１９９２年１月国务院在无有效的生态环境影响报告的前提下批准了三峡工程。１９９２年２月２０日和２１日，中央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务会，专门讨论三峡工程，由江泽民主持。会上由共产党的水利专家钱正英对三峡工程的作用做了主题报告。钱正英说洞庭湖逐年淤积，已不能起蓄水作用，只能用三峡水库来代替。用三峡水库替代由于泥沙淤积和人为垦殖而日益缩小的洞庭湖，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违反自然规律、肆意改造自然、坚持建设三峡工程的哲学和理论基础。李鹏在会上作主题发言说，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是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表现，所有重大问题在可行性论证中都有了结论。三峡工程，防洪效益是第一位的。政治局常务会正式决定，中央同意建设三峡工程方案，由国务院将议案提交人大会议审议。

此时中共中央决策层对三峡工程提案是否能在全国人大通过并没有把握。卢跃刚在“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的报告文学中是这么记录的：“三峡工程，长期在党内、在国务院内、在全国人大、在全国政协悬而未决，争论不休。赞成派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年年初，中央各大媒体在统一指导下，对三峡工程作了大规模的正面宣传……仍然不敢保证人大代表百分之百过半数。”为了防止这一情况的出现，江泽民在会上建议，他将亲自到“两会”党员会议上就三峡工程去作动员报告（参见李鹏￣三峡工程日记）。为了三峡工程总书记要亲自上阵了。

１９９２年３月７日，江泽民、李鹏、田纪云，陈俊生、萧秧、李伯宁共同商讨修改了江泽民在“两会”党员会上关于三峡工程的讲话稿。

１９９２年３月１８日今天上午，中国共产党在“两会”期间召开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党员大会，由李鹏主持会议，先讲１５分钟。江泽民主讲，专讲三峡工程，讲了两个小时。江泽民说党中央和他都投了赞成票（参见李鹏：三峡工程日记）。共产党的第一把手到全国人民人大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中去召集代表党员大会，去为一个工程拉选票，这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全国人民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实施代表政治权力的粗暴干涉。应该说，“两会”期间的这次代表党员大会，对半个月后的三峡工程的投票决策结果起了决定性作用。“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这是中国共产党党章中规定的组织纪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党员代表，最终代表的不是选民和人民的利益，而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

１９９２年４月２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三峡工程举行投票。投票前，黄顺兴代表要求对三峡工程作一大会发言，但未得到同意。黄顺兴等２５名代表以退场、不按表决器表示抗议。当天举行的三峡工程投票结果如下：赞成票１７６７票；反对１７７票；弃权６６４票；未按表决器的２５票。

这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通过了兴建三峡工程的提案，赞成票占出席人数（２６３３人）的６７％，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的共产党员的比例基本吻合。

中国著名的散文家余秋雨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说他夫人（一位著名的戏剧表演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分后悔当年听信了海外媒体的误导，在三峡工程决策时投了弃权票。其实余秋雨先生应该后悔的是，他夫人没有参加人大和政协“两会”党员大会，聆听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信息传递，否则也不会在这样重大问题上和党中央发生偏离了。

１﹒４、党组织的纪律对三峡大坝工程反对者的限制

１９８４年年底，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李锐先生的《论三峡工程》一书，系统地阐述了三峡工程存在的各种问题以及他和林一山在五十年代时期的争论。文化大革命后，李锐先生出任胡耀邦的副手，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为全国平反冤假错案做出了重大贡献，后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就以李锐的官位，出版一本著作只是区区小事而已。但是要出版这本反对三峡工程的书，却不是这么容易，北京、上海出版社却没有人敢挺胸而出。李锐先生只好回老家湖南，利用老关系才出版了这本书。

《论三峡工程》出版不久，李锐先生就受到共产党的纪律处份，因为作为一个党员，他出版此书没有得到党组织的批准。而给予李锐先生处份的正是他的老乡、好朋友、当时的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胡耀邦下台之后，曾写诗给李锐先生，就这件事表示歉意。李锐先生也和诗回赠，表示理解，并阐述他对三峡工程不变的态度（参见：王维洛：胡耀邦和三峡工程）。

细心分析共产党和三峡工程的关系，特别是共产党员作为个体对三峡工程的态度，可以发现，共产党员在位时多表示支持三峡工程，特别是那些处在上升期的政治新星；而在退休下台之后（包括到政协去任闲职后），对三峡工程多持怀疑、批评和反对的意见。胡耀邦是这样，赵紫阳可能也是这样，林华、乔培新、彭德、王兴个等都是这样。可见，当一个人在不怎么受党的决议、纪律约束时，在他的大脑可以有自由思维余地时，他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就难以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也证实了国际上对三峡工程的评价 － 一个斯大林主义的产物。

透露李锐先生因三峡工程受江泽民和朱容基批评一事的是李鹏撰写的三峡工程日记一书,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４日, 朱容基对我说，李锐给他打电话，要求中央停建三峡工程。他已报告江泽民同志，并对李锐做了工作，劝他不要搞串联。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５日，昨天，江泽民同志在电话里向我谈了几点，李锐上书要求停建三峡工程已被制止，要他从大局出发（参见李鹏 － 三峡工程日记）

李锐先生建议中共中央停建三峡工程，结果是受到批评。最后，李锐先生不得不向党中央建议：“为重庆准备后事”。

２、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和三峡水库的淹没

２﹒１、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

建设三峡工程的目标有防洪、发电、航运、南水北调、区域发展等等。而防洪是建设三峡工程的最主要目标，据说在防洪效益方面，三峡工程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峡大坝坝顶高程海拔１８５米，正常蓄水位海拔１７５米。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为２２１亿立方米（为坝址处海拔１４５米至１７５米时的库容量）。这是三峡工程防洪目标实现的技术基础。

１９９８年长江流域发生大洪水，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三峡开发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专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的采访，采访记录以“陆佑楣￣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发表在１９９８年８月３１日人民日报上。

陆佑楣说：“如果三峡大坝已经建成，１９９８年沙市的水位将被控制在４３﹒５米，长江中下游将不会出现如今紧张的局面。”可见三峡工程防洪作用在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中的重要地位。

陆佑楣还透露，为了保护长江中下游的防洪安全，防洪期间三峡水库不但要蓄水到海拔１７５米时，而且还可以蓄水至１８０﹒４米，可以形成２７９亿立方米的库容，这相当于５个半荆江分洪区的蓄洪量。

黄万里先生等对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利用大坝水库防洪，无非是把大坝下游的洪水，移到大坝上游去了。

那么三峡工程发挥防洪效益时，大坝坝址处蓄水至海拔１７５米，甚至海拔１８０﹒４米时，三峡大坝上游各地的水位如何？重庆的水位如何呢？

２﹒２、李鹏的理论

三峡大坝建成后，上游各地的水位如何？是否会淹重庆？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８日至１２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留学成材的水电专家、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专门就这个问题考察了三峡地区和重庆市。１１月２０日李鹏将考察结果写成报告，上报中共中央。通过考察，李鹏对这个问题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可以蓄水至海拔１８０米，重庆并不担心三峡水位定在１８０米。

请看李鹏日记中的有关记录摘要: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８日下午３时，去参观朝天门码头，这是嘉陵江和长江的汇合处。今天水位１６３米，相应的流量为６３００立方米／秒，航道保持３米水深。据朝天门码头办公楼前庭院中石碑上的水文记载，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６日，最高水位达到１９３﹒７米，其他年份夏季洪峰水位都在１８０－１８５米之间﹒重庆在１８０米水位以下基本没有永久性建筑，几乎每年被淹，因此重庆并不担心三峡水位定在１８０米﹒

晚上，听市委汇报……萧秧在汇报中讲的中心问题要求三峡工程搞中坝方案，即大坝高程１８０米。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１０日今天我们乘船在通往三峡的航道上，顺流而下。晨５时，到达涪陵，７时半上岸。涪陵古称涪水，巴王陵墓在此。涪陵１９８１年７月的最高洪水位为１６９﹒８米，沿江路为１５２米，市中心广场路为２１０米，河滩房子为１６６米﹒因此，水位在１５０米时基本不淹，在１８０米时淹６０％﹒

……

下午３时，到达万县地区忠县境内。地区行署常务副专员张光政、县长郭金龙来接。我们在忠县对岸的石柱县换船，然后，到江北上岸。参观了名胜石宝寨。………

石宝寨位于长江北岸忠县，有孤峰突起，形如玉印，故名玉印山，当地人传说是女娲补天的遗石。石宝寨建于康熙年间，寨楼依山势呈阶梯状布局，整个建筑由寨门、层楼和寨顶庙宇组成，共１２层，通高５６米，犹如一柱奇峰矗立江边。游人盘旋登楼至绀宇宫，犹如登云梯直上霄汉。鸟瞰四周，大江滚滚向东流去，北面一片梯田。如三峡大坝建成，石宝寨也不会被淹没。（笔者注 － 石宝寨入门处的高程正好是海拔１７５米）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１１日晨７时半，我们下船到万县市，这是一座热闹的山城。……当日长江水位在１１３米。１９８１年７月最高水位为１４２米。如果长江水位达到１５０米，半个城市将被淹掉。全市街长４公里，纵深1公里，市区工业都布置在１４２米标高以上。电池、皮革和食品工业为大宗产品。

长办调查，大坝在１５０米高程时万县淹没区人口为２１万人，而地区上报移民３９万，其中二次移民１１万。长办调查淹没固定资产２﹒１亿，而地区估算９亿元，两者相差甚为悬殊。

（摘录完）

从李鹏日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李鹏认为三峡水库是个没有水力坡度的平面，三峡水库在坝址处的水位为海拔１８０米，距离三峡坝址６００多公里处重庆的水位也在海拔１８０米。三峡水库蓄水对重庆没有影响，因为重庆在海拔１８０米水位以下基本没有永久性建筑。

三峡水库在坝址处的水位为海拔１８０米，重庆的水位也在海拔１８０米。这个理论通过李鹏给党中央的报告，成为了中央决策层的共识（图１：长江上游开发规划），并贯穿在１９８６年开始三峡工程论证中，也贯穿在之后的三峡工程移民淹没红线的确定中。在三峡库区到处可见海拔１７５米或１７７米（考虑了２米的风浪加高）的标志线，在这根线底下的土地将被淹没，居民必须搬迁，而在这标志线以上的土地不会被淹没，居民也无须搬迁。

三峡水库在坝址处的水位为海拔１８０米，重庆的水位也在海拔１８０米，资料来源：长江上游开发规划

（大纪元“九评共产党”全球有奖征文参赛作品）

发稿：2005年1月4日    更新：2005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