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与至善的玄想

【明心网】王蒙是我所一向尊敬和喜爱的作家，在《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里，他用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深沉的理性思考以及良好的悟性，表达了许多独特的、对后人毫无疑问具有深刻启迪意义的观点。

他在书中所表达的“四无”（即“大道无术、大智无谋、大德无名、大勇无功”）哲学，特别是其中“大德无名”的观点，我是深以为然的。所谓“大德无名”，“是指对于旁人的关切与帮助，不期待任何回报的助人为乐，是为大局而不惜蒙冤受屈，把荣誉让给旁人把困难留给自己，是救人于不知，助人于不觉，原谅一切可以原谅的人于不动声色之中，而对一切争名夺利的举动，对一切曝光上传媒的事情避之惟恐不及，是永远不使自己成为被称颂的中心，永远不使自己享受过分的声名，不使自己被歌功颂德更不使自己被顶礼膜拜。”

我不知道王蒙先生是否系统研究过康德哲学，但他在这里所表达的，显然是一种近乎康德所倡导的道德形而上学的观点。在康德看来，人们行为的善恶、道德与否，只能从动机来评价，他只承认动机，不注重效果。只有从“善良意志”本身出发而选择的行为才是善良的。“善良意志”之所以善良，原因就在于“善良”本身，而不在功用。这种“善良意志”纵然毫无成效，但就因其“善良”，依然具有全部价值。至于它的有用或是无用，对于这个价值既不增加分毫，也不减少分毫。

其实，王蒙的“大德无名”也好，康德的“善良意志”也罢，昭示的都是一种我之所谓“至善”的、近乎难以企及的崇高的道德境界。一个人“本能”地行善、自然而然地做好事，从不希求从物质到精神上的任何回报，哪怕是从行善中获得快乐，这不是“至善”，是什么呢？这样的道德境界固然让人高山仰止，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在佩服的同时，也难免生发可望而不可及的感叹。对于冉阿让式的至善楷模，当然要抬头仰望，真诚地行注目礼。虽然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可能永远达不到他那样的道德境界，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并不因为自己的力所不及和德所不济而怀疑甚至诋毁“至善”的境界。

“至善”作为道德境界的最高层次，当然不能成为约束每个公民的道德准则，只能作为取法乎上的一种号召。达不到“至善”的境界，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只能被动地无所作为。一个人出于某种良好的动机行善，或者是出于也许不那么崇高的动机做好事，在我看来，虽然不具有“至善”的性质，但同样是“善举”。哪怕在弱小面前只是动了恻隐之心，而并未付出实际行动，起码也是心存一份“善意”。“至善”与“善举”表现为行动，在其结果上看不出差异，但其道德境界的确是不同的。

如果把“至善”当成一种真正的“无私奉献”，那么上述的一般“善举”就是一种“有私奉献”。在现实的道德环境和公民普遍素质的基础上，我以为，道德号召只能从实际出发：倡导无私奉献，但不强求人家无私奉献；允许有私奉献，不能要求人家不存任何私念地做好事。无私奉献当然再好不过，但对一个普通百姓，能够做到有私奉献，起码比不奉献、比损人利己强多了。

一个吃五谷杂粮的普通百姓，只要有心向善，努力行善，多做好事，不做坏事，其实就不错了。做不到“至善”，起码可以有一些“善举”；没有“善举”，起码可以有一些“善意”，对人间不平事多一些愤怒，对老弱病残多一点恻隐之心。“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矣。”那种脱离客观现实和道德实践盲目提倡高标准、拼命唱高调的所谓道德教化，除了让人反感，变相培养“伪善”以外，究竟能起到多少实际作用呢？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那种大而无当、大而化之的道德教化，应该说还不少。一些高得吓人的道德境界，除了在书本上、传说中能够找到，在现实生活中实在难觅芳踪。什么“善之为善，斯不善矣”啊，什么“有心为善，虽善不赏”啊，什么“无心为恶，虽恶不罚”啊，实在都是一些只问动机、不问效果、似是而非的道德取向。你看看，为善而善不是善，有心为善又不赏，无心为恶也不罚，这是一种多么糊涂的道德观念，多么是非不分的道德环境！为了一种至高无上道德理想而极力贬损甚至否定世俗的道德选择，这本身究竟是道德，还是不道德呢？与之相应的，作为一级组织、一个领导，做了一点小事就整天挂在嘴上，一有机会就自我表白一番，变着法儿地向人家索取赞扬，甚至要求人家歌功颂德、马屁拍得山响，这又是那门子德性呢？

我总以为，对于居高位、担大任者，应当多一点“至善”的“绝对命令”；而对于普通百姓，最好多一点宽容和理解，少一点求全责备。德高望重者没有必要“己之所欲，必施于人”；凡夫俗子也应该多一点取法乎上、力争上游，争取早日超越“假言命令”。如此，我们的道德环境可能会更好些吧。

（《品茗》，转载时有删节）

发稿：2003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