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和生命中的悔(下)

五

我是不会寂寞了。

在那每天只能趴在小窗子上看云的日子里，父母给了我纸张笔墨，这是我童年的玩具。

那时候，纸张笔墨是危险的，那时候我太不懂事，我不懂为父母着想，也不懂保护自己。我每天呆在小屋里，我却给父母带来了最大的操心。我的游戏使父母恐惧。

一次意外的发现，母亲意识到我的那些太过实在的书写将会给家里带来巨大的威胁。母亲不能任凭这威胁继续发展下去。母亲只能一次又一次地翻看我的书箱，翻看我那些写满钢笔、铅笔、圆珠笔字的本子，母亲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教训、愤怒、发火，为了发火能够奏效，母亲甚至不得不动用讽刺、挖苦、乃至在精神上让人老实下来的语句，最严重的一次，连父亲都说，你这是要把我们送进监狱里去啊。 

在父母的训斥中，在兄弟们的注视下，我的头越垂越低。

我想，我是不该识字的啊。

六

太阳总是很好的。

在很好的太阳下面，卫生检查团又使这个多山小镇的街街巷巷干净了起来。卫生检查团走过的地方，每家大门的门楣上都贴了一张或红或绿或黄的四方的小纸片，表示这家大门里的卫生程度。

如果你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初走进这个小镇，在一个山坡上的大门边，会看见一个腿有了毛病的孩子经常坐在大门口晒太阳。

这天，这个孩子的手上不知怎么多了一个长长的木棍，他怎么也想不起来这木棍是从哪里来的了。他在那里坐着，坐得无聊，就用那根木棍捅门楣上那张彩色的小纸片，因为他看见，那张小纸片的一个角已经翘了起来。

纸片虽已翘起了一角，却粘得很牢固，他捅了半天也没捅下来，就这样捅着捅著，天色却已是薄暮了。

这时候，坡下走上来一个青年，他冷冷地看了一眼，对坐着的孩子捅那张纸表示不满，坐着的孩子不服，两人就发生了争执，你一句我一句越来越热闹，最后就骂起来，不外乎是一个不让捅，一个偏要捅。

这场吵骂在母亲下班归来的时候戛然而止。多年没跟人红过脸的母亲在众人围观之中终于有些沉不住了，她对那个青年说，这样一个孩子，坐在那里，捅那么一张纸，又怎么了呢？那个青年认真地看了看母亲，让寂静延长了一阵，然后慢慢地抬起手，向着门楣上那张纸一指，说，那上面有毛主席语录。

多少年之后我仿佛还能看见，母亲当时就说不出话来了。

我捅那张纸干什么，干什么啊。

七

小时候，我似乎很自然地进入了说话者的行列。也许是放下了走路的事不用去想，整个人的发展都放在了口齿上，很快的，我变得很能说，不用说在孩子里头，就是跟大人理论几句，往往也能赢得上风。但是，随着时间的慢慢过去，尤其是一次次的不慎用一场场错误打开了母亲的记忆，我才发现，我的一切嘴上说过的纸上写过的，都在母亲的心里装着呢。

于是，我学会了沉默。

我也曾有过不懂事的兴高采烈，有过孩子的忘乎所以和疯狂。但是我一次次地发现，每一次欢乐过后，总是会有一次沮丧、错失和惩罚紧跟而来。我渐渐地凭自己朴素的经验知道了，人是不能太高兴的，我知道了乐极生悲，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中国古老的哲学。

于是，我学会了喜怒不形于色。

不能说话，不能欢乐，那就吹笛子吧。携一根竹笛，在大门前，在窗口，吹给越来越浓的黄昏听。

但是，很快就有人说，毛主席逝世的那段日子里，我吹笛子了。

也许是我们前面的路还很长，也许是白灰粉刷的标语深深地蚀进了我们房屋的墙壁，也许我的行为总使父母感很恐怖，所以，我也就总是招来一些经常的打磨。在我的感觉中，在那些年里，我好像总是经常犯错误。一场高烧，坏了我的双腿，十年的时间，病了我的性格，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我已变得沉默寡言，我已变得内向，我已变得不愿到人群中去。

“文革”结束已有二十多年了，我用二十多年的时间挽救我的性格。

我在挽救我的性格。

八

也许是识了些字，也许是看了些书，我喜欢跟那些大哥哥在一起。我喜欢听他们谈国家大事，我喜欢听他们谈世界奇闻，我喜欢听他们谈是马拉车还是车拉马，我喜欢听他们谈勾股定理和X加Y。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们没有书读了，他们回到了家里来，他们愿意带我一起，在黄昏的笼罩下，把大门口坐成风景，把远山望得寂静。他们吹笛子，我跟着他们学吹笛子，他们吹口琴，我跟着他们学吹口琴。他们还唱歌，唱《红梅花儿开》，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用那种尽量压抑的声音。

后来，他们学上抽烟了。

母亲很及时地发现了这种现象，母亲对我们兄弟几个说，我的儿子，谁也不许抽烟，谁抽烟谁就不是我儿子。

但是，已经晚了。

　　
九

如果有人问，你这一辈子，最后悔的是什么？我就会回答，我后悔我生得早了，我后悔我没能在童年睡上一觉，一觉睡过童年去。

后悔，又有什么用呢？现在的我，已经是现在的我了。

发稿：2003年6月1日    更新：2003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