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文革的一个角度（三）

3、大跨度的虚伪，造成普遍的人格分裂。这种分裂消弭了心灵的紧张，但做戏式的行为也使生活失去了实实在在的力量。

读过《儒林外史》的人，必定会记得小说揭露的一批形象生动的关于虚伪的故事。虚伪也许是文明社会难以避免的东西。因为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行为准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控制人类一些原始的、本能的欲望，所以它们之间总是相冲突。由于这种约束，一个人的行为，往往并不符合他心里的欲望。病的发生。但《儒林外史》表现了另一种虚伪，不是心灵和行为的冲突，而是行为和行为的矛盾。读书人可以满嘴“仁义道德”，可以背得出“圣贤”种种教导，但他们做起事来，却并不遵守这些，而且，并不为此感到内心不安。小说当然是虚构的，但历史事实也告诉了我们这种虚伪的严重程度。孔孟之道、仁义道德，讲了几千年，和把女人的脚人工制成残废、把男人阉割了做太监这些举世无双的文化现象并存，彼此相安无事，各时各，无所谓。这也给后来的批判者带来了麻烦。如果只批评那些“圣贤”书上的话，可能曲解了整个生活事实，因为有些话本是只说不做的，另有一种特别的功能。

这里使用“大跨度的虚伪”，指的是矛盾着的两端，中间相隔太远，差得太大。比如，一个人说的是他想改善孤儿院的伙食，实际上，他只肯捐给孤儿院无济于事的两块钱。这是一种虚伪，但是一种跨度不算大的虚伪。说的和做的一旦拉开了距离，好象橡皮筋拉长后产生一种紧张，毕竟还对人的行为有所约束，使他不致走得太远。但是如果说的和作的差得太大之后，比如他说他要把自己的整个心都献给孤儿院，同时却贪污公款大吃大喝，这时，紧张已不复返存在，好象橡皮筋拉得过长，断了，人格的两端分裂开了，彼此不同，却并不紧张。比如《儒林外史》里两个讲“纲常”的秀才舅爷，妹子一死，妹夫把姨太太扶了正，这两位收了妹夫的银子，就再不管什么“纲常”不“纲常”了。小说没有描写他们的内心活动，但想来也没有什么内心冲突，所以小说也就不写了。再往后，这两位可能也依然又讲纲常又捞钱地活下去。

“文革”中，林彪，“四人帮”的虚伪也可以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他们的口号是反对“封、资、修”，是和传统的私有制及私有观念“彻底决裂”，甚至还提出“狠斗私字一闪念”的说法，树立这方面的样板人物。做人要做到私念“闪”一下都没有过，实在是太“完全彻底”了。另一方面，他们争夺权力，玩弄权术，大搞阴谋，生活上也腐化堕落。---当然，由于他们是上层人物，当时一般人不可能了解他们的那一面。但是，却使在公开的政治生活中，这种分裂也是严重的。

比如，“劳动光荣”这个口号，很多年里一直叫得很响。“文革”主要在文化教育单位的党的机关进行，被冲击的人基本上都是非体力劳动者，运动一开始，各单位“有问题”的人便被命令去劳动。到1966年8月，各单位有了人数众多的“专政队”，又名“劳改队”，而“牛棚”则是晚些时候才出现的说法。“劳改队”的“牛鬼蛇神”们要唱“牛鬼蛇神歌”，以及扫马路、扫厕所等等。机关单位没有我少正经活路可做，就让“牛鬼蛇神”们在大太阳底下拔庭院里的草。把劳动视作一种侮辱，一种惩罚。所以，事实上，“文革”弄得劳动越来越不光荣了。更不要说极左路线破坏了国民经济，人数最多的体力劳动者农民生活困难，很难让人羡慕。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轻视劳动的思想是很重的，这和体力劳动者劳而不获的传统经济结构相适应。长衫、长指甲这些上层阶级的服饰标志都是和不进行体力劳动直接相关的。“文革”中，说“上山下乡光荣”，“走‘五七’道路光荣”，实际上，家庭出身有问题的青年首先被派往边远艰苦的农村，而且几乎没有回城的希望；受到批判的干部才长期留在“五七”干校劳动。所以，为了证明自己政治身份的优越，人们也不会热心参加劳动。

粉碎“四人帮”后，从1978年下半年到1981年底，纠正了三十万零一千余件冤、假、错案。当时，这些案子的罪名都是“三反”、“反对文化大革命”等等。事实上，并不存在那么多的反对者。这种平反于是便含有了双重的含义：一是纠正当时的审判原则，二是纠正当时的假造的事实。后一问题则跟道德水准明显有关。如果一个人真的相信，“狠斗私字一闪念”这样的口号，他怎么可能捏造事实、制造假案呢？“文革”有一个重要的口号叫做“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大量的假案，说明了“文革”对人们灵魂和道德的腐蚀与破坏有多么严重。

除了那些根本不进行自我反思的人，或根本缺乏这种能力的人，一般人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的这种矛盾时，会感到苦恼。如果这种苦恼能延续保持下去，可能产生试图认识及改变这种情况的冲动。但是，改变是困难的，尤其当看到周围的人们可能采取另一种态度时，又加上了一层因自己与众不同而产生的恐惧心理需要克服。但是，这种苦恼长期留存将引起精神的焦灼和紧张，于是，它就可能被导向另一方向，用一种圆通的办法来消弥这种紧张。可以说一套，做一套，可以在这里这样做，到那里那样做。把人格中在逻辑上非一致的、矛盾的东西索性分割开来，也就避免了可能发生的紧张。但这种“人格分裂”，也不是一种完全的“分裂”，只是容忍自己行为的不一致性，放弃保持自己道德原则中逻辑性一致的努力，把一种行为的分裂统一于更低一层的私利之上，以保持或获得一些安全或物质利益。一些最“聪明”的人通过这种分裂得到了好处。他们高喊“破私立公”，“斗私批修”，“扎根农村”，当然，还要辅以别的一些办法。于是，他们得到了职位提升或进大学之类机会，得到了较好的物质生活。他们得到了一些东西，虽然他们并未给人民带来过什么实际利益。次“聪明”的人则小心翼翼地找寻或守卫着自己的某个关系，某个“后门”，某个能钻过去的空子，一边仍然说着好听的假话，空话、大话。如通常所说，他可能是“看透”了的，但他的这种“看破红尘”并不意味着真是“四大皆空”、无我无欲、超越现世了。“看透”往往只是一种了解世故而又抛弃了是非心或道德感的状况罢了。

一旦虚伪变成了心安理得的事，情况就加倍严重了。坏事情的存在，毕竟还不意味着大家认为它是好事情，如果一旦坏事情被当作还可以的事，就更少纠正的希望了。一个作家，可以把一些自己也不相信的话写在纸上；一个干部，可以说上一通爱国爱民的道理，然后又用公款吃喝玩乐……。这类对自己行为中的矛盾无所谓的态度，使得生活好象成了做戏，真假难分。挥拳头，喊口号，跺脚，慷慨激昂，都不过成了可以担任的几个角色的一个。这种做戏感松弛了人们内心的紧张不安，消除了产生因文明压力而形成的精神病的危险，但是，这种分裂也使我们损失了那种认认真真正视人生的勇气和把握人生的力量。做戏做得多了，自己实实在在在的思想也的不到了，各种行动都变得软弱了。这是对一个民族生存活力的销蚀，虽然表面上并不使人感到痛苦。

也许，以上话语，全属多余。控诉历史，还不失为一种心理的宣泄；剖析事实，反省自身，不会令人愉快。最初看到一些反映“文革”的作品，主人公不是觉悟的英雄，就是陷于绝境的受难者，曾经感到毫异觉得和自己的经验不符，更不要说这些描写中往往存在不少人为编造也填补不好的漏洞。然而渐渐也悟出了编者用心良苦。这两种人都不存在的道德选择的问题。前一种是因为已经作出了选择；后一种人，身陷绝境，毫无办法，为了证明他的毫无办法，还得添加一些偶然因素，这样，他毫无选择的余地，也就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道德问题对他来说不复存在。这种“英雄+造反派+受难者=文革”的模式，虽然简约太甚，却也使人心安。对一段亲身经历的历史的认识，要从感性的真实走向理性的真实，首先就得克服一种内心的障碍－－心灵由于惧怕正视事实可能带来的痛苦而产生拒斥。我们面临的问题，可能并不是仅仅是缺乏认识能力，而且还可能是我们不愿意对自己作出理性的、批评的判断。然而，既然我们已经经历了“文革”的苦难，也就不该惧怕正视历史。难道我们只配在高压下顺从，却不能在太平的年代主动承担相形之下多么微小的反省的痛苦？

把“文革”和“文化”相联系，强调“文革”的文化原因，并不是要把“文革”的责任推向一种虚无飘渺的根源。首先，不能把“文化”当作一个空洞玄妙的概念使用；其次，“文化”的内涵并不止于一些形容词所描述的特征；再者，“文化”也并不只体现于古代的经典著作中。文化活生生地渗透于历史过程中。文化的研究不能离开历史生活的研究。对“文革”文化因素的分析和思考，是我认为那种认为“文革”是和“五四”相似的对传统文化的“断裂”的说法，是轻率的。但我也认为，对这一问题进行切实的讨论，将有助于把时下正热的文化讨论推向深入。

（全文完）

发稿：2002年5月2日    更新：2002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