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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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青 潘鲁生

韩青： 既然是聊天，我问你，你能不能说出对我们这个城市的天空的印象？

潘鲁生：还真是好多年没有注意过天空了。你怎么想起这个问题？

韩青：我过去也没有意识到。但是有一年春节，在胶东一个小村子里，跟著家里的人，给族里的一个远亲拜年。那是个年纪很大的老人，送我们出门的时候，他突然口齿极清晰地嘱咐我们：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先抬起头来，看看天。而且他反反复复地强调这句话。

潘鲁生：以前人们出门之前抬头看看天，是一种日常生活状态。农民很大程度上是要靠天吃饭的。但是现代人，特别是现代都市人，人与自然的和谐转向了以我为中心，与他人之间关系的处理，以及对周围物质的关注。人们对空间的感觉，一点都不轻松，眼睛只是盯住那来来往往的行人、急驰的汽车、横穿的自行车……对老天爷的感觉淡化了，淡漠到了几乎忘了它的存在。

韩青：城市的天空已经被摩天楼侵害分割的破碎不堪了。有时晚上与朋友吃完饭，一出门抬头正碰上“一弯新月天如水”之类的，看著月芽儿在红红绿绿的霓虹灯之间，非常虚幻，觉得城市里的月亮都变得不真实了。

潘鲁生：所以现在城市人很尖锐的现实问题就是要重新学会关心社会，关心大自然。最近气象预报又增加了一项报道：“沙尘暴”。说沙尘暴是一种天灾，不如说是一种人灾，至少是人类加剧了这种灾害。

韩青：这一类灾害性的自然天气，搁到过去，就算是“天谴”了。是人做了坏事要遭到“老天爷”的谴责与惩罚。民间语言里有很多这类说法，或者说是一类咒语：如天打五雷轰的“雷殛”；窦娥被冤屈而死，临死前的三个誓言之一，就有一个是“六月飞雪”。而农民起义、改朝换代的时代，也多半要利用这类天灾人祸，广泛地散播舆论基础，地震了、洪水了、大旱了、蝗灾了，都是由于什么什么人做了什么倒行逆施伤天害理的事情。总之，是现世报应。水泊梁山好汉的招牌，就是“替天行道”。

潘鲁生：如果老天爷真的天打五雷轰，看来我们很应该去静静地看看天，狠狠地反思一下，我们为什么与天的感情愈来愈远。从历史上看，我们的祖先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非常到位，并使彼此和谐相处。

韩青：现在人们说到阳光，首先想到的是防晒，在阳光底下别忘了涂抹隔离霜，太阳落了之后，人们追求的是“夜生活”，是霓虹灯掩蔽了星星和月亮的生活方式，是埋头在各种商品消费里，根本无暇观赏昏晨的生活，是背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新新人类是追星族，但他们讲的那种星座、星相，并不是具体星球在天体的位置，而是像讲生日属相一样，附会著一些貌似神秘而另有暗示的流行说法。有点像过去的人们讲老皇历，但有时尚色彩，又能带动一些商业消费。不过由于少年人特有的强烈好奇心，他们对天体的认识，远远比他们的长辈们更科学更客观，深夜观看流星雨、彗星、日蚀、月蚀等等天体景观时，他们会是观众席上的主力阵容。他们对天的认识，可能比长辈们更科学。若以感情而论，那就跟过去老辈人是两码事儿了。

潘鲁生：对天的认同程度绝对是不一样的，过去老百姓在遇到大事的时候总会不由自主地说“我的天呀”，农民意识中的“天”不仅是自然的天，还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天对于农民来说就像子女与父母一样，儿女们依赖、仰仗、热爱著他们的父母，希望有他们的父母来保护，这之间存在著的是一种亲情的关系。

韩青：那个时候天气预报也不便利，人对自然是有著敬畏之情的。古人形容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水寒人如豆”，人在自然面前，是很渺小的，是自然里面的一部分。而不像现在，是挑战自然，努力去做自然的主宰者。在古时，人们是把神明当作一个现实的关系来安置和对待的。比如，明朝北京皇城的修建，紫禁城之外，还有天坛，地坛，日坛，月坛，气势和规模都不亚于紫禁城，天坛，要比紫禁城大四倍，共4100亩，那种设计心态非常郑重与虔诚，所有在里面举行的活动，都是出于对大自然的感恩戴德。

潘鲁生：所以，有情调的人，小资，多愁善感的人，多是以某种情调的心态来体验对天的感受，而缺乏的是对天更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对农民朴素心灵的理解。从现代的绘画作品或者文艺创作看来，他们所表达的仍不是农民那种对天的信赖、依存感。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农耕生活，年年不变的播种季节，同样不变的收成季节，农民们必须耐心等待著冬季的走过，年复一年相同的节令，相近的风俗，相同的节日活动，补充著他们精神上的渴求。大自然顺序有力地支配著农民的生活、劳作、收获。这样农民每一天都对天寄予神圣的意味和亲切的情感，就像植物对于土地那样依附。随著立春、雨水、惊蛰、春分等大自然有规律性的天时节气迁动，农民们也就依顺著天时，不失时机地进行著他们的劳作生产活动。

韩青：二十四节气，每一个节气的名字都给人诗的感觉。有个朋友的生日，就是惊蛰，非常诗意的时节。但是，另一个朋友的孩子，对这个惊蛰完全没有概念。跟他讲动植物在冬天里睡眠，春天里醒来，然后从洞穴里、土壤里出来，重新开始在太阳光里的生活。但是，调动出来小孩子的反应，都是与动物园里对号入座的东西，跟大自然的规律都有不一样了。他们会说：大狗熊不是冬天来的时候，也出来陪游人过春节吗？现在大棚里出来的盆栽植物，不是一年四季想让它什么时候开花都可以吗？给他们解释起来非常麻烦，而且，有时候心里还有点自己落伍过气的感觉：这都是些什么年代的名词解释了？记得在小学课本里的那些二十四节气农谚，语言的节奏感与场景感都很强很有感染力。

潘鲁生：物候历法、二十四节气等经验主义的自然观，几千年来对农民的生活产生不小的作用。这类农业谚语，是农民与大自然相处生活生产过程中的一种经验，在生活中很灵，不仅对农事重要，也是对全世界的文化创举。

韩青：到了什么节气时，该做什么事，都是有许多仪式的，有些节气就直接是一些大大小小的节日。甚至穿的衣服上是什么花的图案，朝廷都有规定，要出诏书的。慈禧太后的女官德龄的《御香缥缈录》里，就有梅花、荷花、菊花、兰花和牡丹，在什么季节的什么场合穿用，都有一定制度讲究，甚至裘皮出锋还是不出锋的，穿错了就要吃官司。《红楼梦》大观园也有许多活动，也是根据节气习俗来展开的，许多人物关系的情节发展都是源自对季节的感受，是“谁道闲情抛弃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

潘鲁生：比如说立春吧，俗语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人们把这一天看作是一年的开始，立春俗称“打春”，是夏历的正月节，从阳历来看是在每年的二月四日这一天，按照传统的算法，大寒后的十五天，这时日行黄经是315度，气温开始上升。山东鲁西北这一带有个俗语说“春来鹅毛起”，要“试春”：把一节竹筒埋入地下，放一根鹅毛在露出地面的竹筒口上，立春时刻一到，鹅毛就会飘飘悠悠地飞起来，这样就可以表明地气的萌动，春天的到来。这一天是冬季过去和春季开始的标志，在古时是一个重要节日。《礼记》中记载：周天子以立春之日亲率诸侯王公们迎春于东郊，行布德施惠之礼。这种风俗演变到现在，在山东，这一天人们要到野外走一次，叫做“迎春”或者是“接春”。德州的一些农村，这天出了村子往东走，只要是碰到穿红衣、戴红帽或者是提红包的人就算迎到春了。

韩青：电脑的几个输入法的字库里，没有“节气”，而是蒸汽（机）。一个是农耕时代的概念，一个是工业文明的名词，完全不同。

潘鲁生：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传统的东西在一天一天地被抛弃，这是西方现代文明冲击的结果，也是现代社会发展变化的结局。

韩青：也未必仅仅局限在西方。1972年世界第一次环保大会，有100多个国家参加，会议宣言说，人类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发展应该是有限制的。当时中国代表团是惟一拒绝签署大会宣言的代表团，理由有两个，一是人类发展是无限的，人定胜天，愚公可以移山嘛。二是科学技术的力量是无限的，科学是万能的。结果我们现在也是自食其言。

潘鲁生：目前我们正处在现代工业文明和农耕农业文明交融的时代，这两种文明之间必然会有著对立和冲突的矛盾。

韩青：近段时间，媒体爆出的俄罗斯几个科学家“毁月计划”，好像还让中国人发现了一点传统的重要性，这个要用冷战剩下的6千万多级的核弹头，来摧毁月亮的建设计划，听上去像是一个愚人节消息：那几位科学家论证，月亮引力造成地球倾斜著绕太阳转，造成地球气候变化、灾害不断，如果没有了月亮，地球就不会再倾斜，气候、潮汐也不再变化，不再有春夏秋冬，不再有饥荒了。地球就会像天堂一样了。但也是嚷嚷了一阵子没下文了，世界上反对的人太多了，绝大多数国家的人，表示不可想象没有月亮作伴的地球，我在公共汽车上听人议论说：如果他们像中国一样有月亮的诗歌和传说的话，绝想不出这一损招儿来。但是，也有人真是好奇，也功利得很：我们安空调不就是想要恒温吗？如果真能一劳永逸，何乐而不为。

潘鲁生： 我想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天，有的人认为是神圣的，有人认为是报应的，有人是观望的，也有人是担心的。但是，天自身是博大的，会容纳百物百灵，它会满足人们不同要求的，因为它有宽广的胸怀。

摘自“扬子晚报”， 作者--潘鲁生：民艺学博士 韩青：作家


发稿：2002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