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耗子————百年诺奖话禁书

一

前英国首相丘吉尔於二战之前在一次演说中，尖锐而深刻地抨击了极权主义“铁幕”背後的检查制度：

“你们看看那些被当作偶像的专制者，被他们士兵的刺刀和警察的棍棒簇拥着。可是，在他们内心却有一种不可言说的东西——说不出来的东西！——那就是恐惧。他们害怕话语和思想！门外讲述的话语，屋里搅起的思想，因为它们是被禁止的而显得更为有力。这就是使他们恐惧的东西。一只小耗子——一个小丁点儿——一只思想的耗子钻进屋里，甚至最强有力的权势者也会被抛进一片恐慌之中。”

丘吉尔这位杰出的反法西斯战争的统帅，後来以他的文学成就而获得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思想的耗子”这一奇特的比喻，使人想起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阿波罗是最复杂的神祗之一:他是日神、青春之神、男性的美神、音乐之神、预言之神、医疗之神、智慧之神，同时也是鼠神。在阿波罗神庙中，一尊鼠像供在青铜三角祭坛上，祭坛下还有几只活泼可爱的白鼠。丘吉尔博学多才，也许熟悉耗子在神话中的象征意义，信手拈来化腐朽为神奇，高度赞扬了反抗专制的自由思想者。

极权主义对自由思想的禁锢，在二十世纪遭遇了一次又一次强势的挑战，那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对“思想的耗子”的奖掖。极权主义的崩溃，是一切坚持正义的人们长期奋斗的结果。在这些人们中，我们不应当忘记诺奖家族中的一群曾经受到驱逐、监禁、甚至面临死亡威胁的“思想的耗子”，不应当忘记他们那些曾经被封杀、删节、甚至被销毁的禁书。

这些“思想的耗子”，在战争的烽烟中，他们在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与纳粹和法西斯进行勇敢的意识形态的较量；他们活跃在被德国纳粹占领的法国、波兰、捷克、南斯拉夫，出没在被被意大利法西斯占领的阿尔巴尼亚和希腊，他们甚至浴血疆场。在斯大林的极权本质暴露无遗之後，他们中间又有人成为共产主义的叛逆者。第三世界获奖的诺奖作家，更是在独裁者的检查制度的夹缝中喷发出思想的火星。

二

1933年掌权的纳粹，给现代主义文艺的发展带来空前的厄运。为了贯彻“领袖原则”，在所谓“纯洁德意志文化”的旗帜下，一切“非德意志”文化艺术受到剿灭，两万多册图书被付之一炬，1929年获奖的托马斯·曼的小说《布登勃洛格一家》、《魂断威尼斯》、《魔山》等文学名著，也一夜之间化为灰烬。纳粹东进波兰之後，遍布残酷的集中营，一大批德国知识分子被驱逐出境，欧洲不少作家踏上流亡之路：托马斯·曼流亡美国，不得以其真名出版著作的犹太女诗人萨克斯(1966年诺奖得主)流亡瑞典……托马斯·曼早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就预见到了并且警告过法西斯主义的兴起。1933年，曼在慕尼黑大学发表演讲，谴责法西斯主义，因此遭到亲纳粹文人的围攻。纳粹暴行，激起了曼强烈的道德义愤，他勇敢地直接抨击希特勒的各种政策。结果，曼的文章被没收查禁。1937年，在思考德国历史悲剧的根源时，曼发现，“德国的许多灾祸都产自於这样一种想法，以为要做一个有修养的不问政治的人是可能的。”这位曾经嘲笑过魏玛时代的民主制度的作家，最後终於在希特勒的极权政治中大梦初醒，认识到只有民主政治才是人类理想的生活方式。因此，曼在流亡中成了一只政治上的“思想的耗子”。

另一位德语作家赫尔曼·黑塞(1946年得主)，在一战爆发後，不但谴责德意志民族沙文主义，而且反对反动的“民意”，结果漫骂信像潮水般向他涌来。在法西斯横行时，黑塞与罗曼·罗兰结成真诚的友谊，坚持反纳粹的和平主义思想，因此，他的作品或被纳粹查禁，或散失在战乱中。

意大利是法西斯主义的故乡，早在1906年获奖的意大利诗人卡尔杜齐，就在《撒旦颂》中质问专制统治者：“既然信仰自由，为什么到了信仰的至高境界，就不容许思想自由呢？”

法西斯崛起之後的墨索里尼时代，克罗齐这位曾经被提名为诺奖候选人的著名美学家，表现了思想家本色，於1925年发起并草拟了反法西斯宣言，意大利诗人蒙塔莱(1975年得主)等不少知识分子都曾在宣言上签名。

青年蒙泰莱还因拒绝参加法西斯党而遭到一个狂热的法西斯分子的毒打，并且被开除公职。四十年代初，蒙塔莱流亡瑞士，参加了抵抗运动。作为抒情诗人，蒙泰莱坚持思想的自由，在他的诗作《希特勒的春天》中，将前往意大利会见墨索里尼的希特勒，被描绘成在刽子手的高呼万岁声中疾驶而过的“地狱的使者”。

1936年，在法西斯主义的鼓噪声中，西班牙内战爆发。在持续三年的内战中，来自欧美各地的民主志士和知识分子在西班牙共同组成了反法西斯阵线。进步作家云集西班牙，他们在反抗的炮火中举行了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在战後佛朗哥的极权统治和严格的检查制度下，甚至到了五十年代的西班牙，内战题材仍然是禁区，大批富於思想性的文学作品被查禁，不少作家、诗人被迫流亡甚至惨遭杀害或死於狱中。

在西班牙诺奖得主中，早在内战之前，戏剧家贝纳文特(1922年得主)揭露社会弊病的戏剧就遭到查禁，内战期间他还因此被捕羁狱。诗人希门内斯(1956年得主)在内战爆发後，坚决支持共和派，被迫流亡国外终身未归。诗人阿莱桑德雷(1977年得主)的作品也被查禁，战争接近尾声时，他的住宅被法西斯分子夷为平地。

西班牙作家塞拉(1989年得主)是佛朗哥政权的叛逆者，他的小说《蜂巢》揭发佛朗哥统治下的社会弊端，在阿根廷出版後被西班牙当局查禁十多年，直到1963年才解禁。

在抵抗纳粹的知识分子群体中，萨特是思想界极具影响力的领袖人物。萨特的第一部剧作《苍蝇》，由於借希腊神话影射纳粹占领法国，抨击法国傀儡政权，曾经在德国遭到查禁。

诗人圣琼·佩斯(1960年得主)同时也是法国政府的一名外交官。法国傀儡政府组成时，佩斯拍案而起，反对政府与德国妥协，结果官方不但撤销了他的外交职务，而且剥夺了他的法国国籍，没收他的全部财产，同时查禁他的文学作品，佩斯被迫流亡美国。

1939年德军大举东进波兰时，遭到了自由战士和诗人的顽强抵抗。波兰诗人米沃什(1980年得主)在沦陷的华沙参加了反法西斯地下抵抗运动。他的心灵，如诗人的一本诗集所题写的，是《被监禁的心灵》，同时也是力求冲破监禁的“铁幕”的思想的心灵。

三

“铁幕”一词，原本也是丘吉尔的发明。共产主义是一幅美丽的图画，也许远远地欣赏。一旦走近“铁幕”，情形就有所不同了。它美不美，取决於你在那里扮演的角色。在那里，作为独裁者的斯大林及其继任，同样需要克格勃的刺刀和棍棒的簇拥，需要《真理报》的谎言的粉饰。

处在前苏联阴影下波兰，从五十年代起，米沃什就因为官方强制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而流亡国外。在波兰，甚至辛波丝卡(1996年得主)这样的与政治比较疏离的诗人，其作品也因为“不健康的因素”而被禁止出版和遭到批判。

像辛波丝卡一样，捷克诗人塞菲特(1984年得主)早年也曾讴歌十月革命，後来大梦初醒，拒绝斯大林主义，签名发表宣言反对捷共的检查制度。1953年斯大林死後的“解冻”期，塞菲特大力为艺术自由呼吁，谴责政府对作家的迫害和标语口号式的文学。他说：“如果一个作家沉默，他就是撒谎。”

在前苏联，拒绝撒谎的两大禁书，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和索尔任尼琴的《古拉格群岛》。

《日瓦戈医生》首先是在意大利出版的，是作者本人从十月革命以来到斯大林的极权统治下的复杂经历和心路历程的写照，是对血腥暴力的哲学意义和道德意义上的否定。1958年，帕氏荣获诺奖的消息传来，官方立即发动了对“卖国贼”的“清算”活动。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了帕氏的会藉，大学生包围了帕氏的住宅，向他家的门窗扔石头，一只“思想的耗子”仿佛成了“过街老鼠”。出於官方的压力，帕氏不得不拒绝诺奖，开始漫长的在俄罗斯境内自我放逐的写作生涯，最後在凄凉的心境中谢世。

在《古拉格群岛》中，我们可以看到集中营里，像索氏一样被关押的政治犯，有不少俄罗斯的思想者。这部著作完成於1968年，索氏把手稿委托给列宁格勒一名妇女，同时把微型胶卷秘密传递到西方，但索氏有意延缓了该书的出版。1973年，保存该书手稿的妇女被捕，在克格勃的连续五天五夜的审讯下，不得不交代了隐藏的地方，而她本人获释之後就自杀了。

索氏在深感愧疚，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决定在国外出版。同时以地下文学的形式在苏联流传。

索氏在被驱逐出境之前，还曾受到萧洛霍夫的抨击。萧洛霍夫在1967年给苏联作协的一封信中，谴责索氏的剧本《胜利者的盛筵》和小说《第一圈》，将索氏指为“公开的凶狠的反苏分子”。结果，最初以手抄本流传的《第一圈》的手稿被克格勃抄走。

俄罗斯的另一只“思想的耗子”布罗茨基，早在1963年就被克格勃秘密警察逮捕，被指控为“社会寄生虫”。这位追求自由的流亡诗人，他关於自由的涵义的诗句的确是耐人寻绎的：“自由/是你忘记如何拼写暴君的姓名的时候……”。正如诺奖新闻公报所指出的：对於布罗茨基来说，“诗歌在这个世界上的功用是另一个主题。这也适用於极权社会，在极权社会中，诗人可以为那些沉默的人们充当喉舌”。

苏联克格勃封杀喉舌的检查的黑手，几乎遍布世界各地，甚至伸到了联合国眼皮底下的日内瓦，曾经迫使两家瑞士书店从书架上撤销了《古拉格群岛》。日内瓦市长就此表态说，避免出版“抨击一个[联合国]成员国的出版物”是他们的“责任”，结果舆论一片哗然。《联合国人权宣言》所捍卫的思想自由的宗旨，引发联合国两百多名雇员发起抗议活动。联合国不得不於1974年7月召开一次出版座谈会，否定了对出版自由的外来干涉。

苏联官方在国际上制造的另一著名检查案例，是1948年12月，公然将共产主义同路人萨特的剧作《肮脏的手》指为具有“对苏联的敌意宣传”的作品，把检查的黑手伸到芬兰，试图阻止该剧在赫尔辛基上演。因此，1951年，该剧被改编为电影在某些影院反映时，有关方面对影院提出特殊要求是：必须有警察的保护以防止共产主义者的抗议活动。

在共产主义“铁幕”背後，我们所看到的这一群“思想的耗子”，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他们的反叛就是“讲真话”，就是告诉人们：那个皇帝什么也没有穿！可是，要“讲真话”，在极权国家，往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四

中国历来是盛产耗子的国度，曾经被列为“四害”之一的耗子没有被灭尽，可是，中国的“思想的耗子”却往往还未出洞就惨遭不幸，以至於几乎被剿灭殆尽或赶出国门。但中国并没有像前苏联一样产生出自己的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任尼琴这样影响深远的作家。

2000年实际上并非千禧年，而是二十世纪的最後一年，流亡作家高行健的获奖，是二十世纪最後一顶诺奖桂冠。高行健的作品在中国大陆的命运，反映了中国的检查制度的极端残酷性。早在文革期间，出於对检查制度的恐惧，高行健就烧毁了自己的十多公斤手稿。八十年代，高行健的理论著作《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戏剧《车站》和《彼岸》均遭批判或查禁。《灵山》是作者开始逃亡并且在严格自律的情况下开始写作的。“六四事件”之後，高行健写作《逃亡》时，他已经在海外获得真正的表述自由，这部剧作对民主运动作了不公正的评价，但同时也激怒了专制者——如丘吉尔所描绘的那些被士兵的刺刀和警察的棍棒簇拥着的专制者，因此，官方查封了高行健在北京的寓所，禁止出版他的一切作品。尽管高行健获得诺奖，但他的作品在中国大陆仍然无法公开出版，更令人遗憾的，对高行健的学术研究也遭到封杀。

尽管高行健力求淡化政治，在《灵山》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八十年代中国检查制度的淫威所在，无远弗届，在那偏僻的山乡，连一个唱民歌的老头儿也担心“犯原则”。《一个人的圣经》在揭露文革暴政方面，为读者，尤其为西方人打开了一扇窗口，有其一定的认识意义。小说使读者看到：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以同样的逻辑运转的。纳粹统治和共产统治的共同之处在於，两者都建立在识别敌人和清除敌人的基础上。主人公告诉那个既背着“犹太人的苦难”又有“日尔曼人的耻辱”的马格丽特说：共产党“要寻找敌人，要没有敌人这政权还怎么专政？”。

尽管高行健算不上思想家，也不是勇敢的反叛者，但他的作品本身揭发了中国极权统治的罪恶。

五

不少第三世界国家仍然处在极权主义的思想控制之下。在八十年代以来，在第三世界逐渐增多的诺奖作家中，我们可以发现好几位被禁锢的“思想的耗子”。

南非女作家戈迪默(199年得主)的《伯格的女儿》一出版就立即遭到查禁，用当时的一位检查官的话来说，“女作者把罗莎的故事用作一个导弹发射台，对南非共和国发射粉碎性的重量级攻击”。官方罗织的另一“罪状”是，小说竟然把白人写成“坏人”，把黑人写成“好人”。根据1963年官方有关出版检查的法案，戈迪默的二十二本书有三本被南非当局查禁、销毁，即《陌生人的世界》、《晚期资产阶级世界》和《伯格的女儿》。南非政府一直希望戈迪默离开南非，但她拒绝离开，选择了写作这种精神流亡的形式。

尼日利亚作家索因卡於1967年至1969年羁狱时秘密写作的狱中笔记《此人已死》，当时靠地下渠道传阅，直到1972年才能在西方出版。1986年索因卡的荣获诺奖，是进步人类对思想的自由的一次社会性的确证。

但是，1997年，尼日利亚政府在缺席审判中判处流亡中的索因卡的死刑，是二十世纪对思想的自由进行的一次最严重的颠覆。究其原因，仅仅因为索因卡於当年撰写了《一个大陆的显露的伤口》一书，抨击1995年尼日利亚军政府处死尼日利亚作家肯·萨罗－维瓦(KenSaro-Wiwa)等八名异议人士的暴行。在这本禁书中，索因卡的政治眼光不囿於尼日利亚，而是关注整个非洲的历史和现状，乃至现代世界非民主国家面临的一个共同的民族主义问题，他直接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什么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代价？”尤其是统治者以“保卫国家、捍卫主权和促进发展”的名义来亵渎人的尊严、打压异议人士、施行暴政践踏人权时，该民族的人民将付出多大的代价？

埃及作家马尔福兹(1988年得主)本人为思想自由付出的代价，是1994年他被恐怖主义分子夺去了执笔的右手，此後只能靠口授传播他的思想。由於他的和平解决争端的思想曾经激怒了阿拉伯世界的原教旨主义者，他的全部小说在许多阿拉伯国家被查禁多年。他的最杰出的小说《胡同里的孩子们》写於1959年，最初在开罗报纸连载。这部小说反对政治压迫，提倡宗教宽容，否定“以眼还眼”的“正义”原则。小说连载不久就被埃及的权威宗教学者指为“亵渎”穆罕默德、诽谤伊斯兰先知的“异端邪说”，结果，埃及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成功地封杀了该书的出版长达三十多年之久，原作一直只能以报纸连载的形式在地下流传，後来在黎巴嫩出版回流到埃及，直到1996年才在埃及出版全书。该书的出版，正好表明马尔福兹在小说中表达的一种信念：“压迫必须终结，就像黑夜必须让位於白天。我们将在我们的胡同里看到暴政的死亡和奇迹的黎明”。

阿里图里亚斯(1967年得主)是比上述几位作家更早获得诺奖的危地马拉作家，他的小说《总统先生》写於暴政恐怖阴云笼罩的1930年，他流亡归来带回来这部杰作，塑造了一位拉丁美洲专制暴君的典型，当时只能靠秘密传抄来传播思想，直到1946年才能在墨西哥出版。该书出版後产生的轰动效应，不但推动了拉丁美洲作家以揭露寡头政治罪恶为题材的创作高潮，而且在艺术手法上为魔幻现实主义开了先声，是作者荣获诺奖的力作之一。这部禁书妙处横生，下面是作者对举国同庆的国庆节的一段描写：

“国庆节到了……市民们从窗口往外泼水，泼水是为了避免尘土太多，因为一会儿经过这里到总统府去的将有：举着崭新旗帜的军队，承着华丽车马的达官贵人，穿着金光闪闪制服的将军，还有急匆匆地徒步行走的下级官员。总统先生，总统先生，你的荣誉充盈天地！总统在一群亲信的簇拥下，出现在离人群很远的地方，感谢老百姓这样报答他的德政。那个担任致词的女人一见总统出来，立即开始演说…‘人民的儿子！……让欢呼你万岁的声音传遍四面八方，永远响彻世界！祖国的功臣，伟大的自由党领袖，忠诚不渝的自由战士，青年学生的保护人，共和国宪法总统万岁！’”

这番描绘可以用来对上文引用的丘吉尔的那番话作一个重要的补充，那就是：独裁者不但需要士兵的刺刀和警察的棍棒的簇拥，以加强其安全感，而且需要亲信的旗帜和愚民的鲜花的簇拥，以证明其合法性。而作者的反讽(irony)笔法又告诉我们：在独裁统治下，官方的一切文字和语言都应当解读为它的对立面，例如，“人民的儿子”应当读作“人民的老子”，“祖国的功臣”应当读作“国家的罪人”……

六

思想，历来就是杰出的文学家和批评家所强调的文学的一大要素。诺贝尔所景仰的法国文豪雨果，在他的《<克伦威尔>序言》中赞美浪漫主义诗歌宛如一块青铜，把思想镶嵌在诗歌的格律中。“思想，在诗句中得到冶炼，立刻就具有了某种更深刻、更光辉的东西。”

思想，尤其是反叛权威的独立思想或精神上的自由，也是瑞典文学院一贯褒奖的一种文学特质。在历届颁奖评语中，我们时而可以发现“思想”或“观念”的字眼，例如，泰戈尔的“诗意的思想”，罗素的“人文主义观念和思想的自由”，萨特作品的“观念的丰富”，布罗茨基的“思想的鲜明”……。

更有意味的是，1999年获奖的君特·格拉斯在他的诺奖演说中，一方面清算自从苏格拉底被处死以来的言禁文祸，一方面为无权的弱者代言。

他说，他的寓言小说《雌鼠》中的实验室雌鼠，代表数百万实验室动物，赢得了诺贝尔奖。格拉斯笔下的那些雌鼠，可以说是在极权制度下被当作试验品的受害者的代表，在小说结尾，在地球经历过大爆炸的後人类时代，一种半人半鼠的特殊物种得以幸存，“他们把两种最好的种属特性结合起来。人类有许多鼠性，鼠类也有许多人性。这个世界似乎是运用综合来恢复它的健康。”因此，幽默地自称为一只雌鼠的格拉斯，当然是一只“思想的耗子”，这次诺奖就是直接颁发给一只“思想的耗子”。

在人类思想的传播媒介中，文学是最迅速最有效的形式之一。在“思想的耗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诸如人权、自由、民主、多元化等人类的基本价值的生动的形象体系。“思想的耗子”构筑的“鼠洞”是促使极权堤防溃於一旦的潜在的力量。

在中国，耗子自古就有“灵鼠”之誉。最近，科学家发现人类灭鼠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因为耗子的智商特别高，他们有极为特殊的神经系统。在一个城市投入一种新的鼠药，几个小时内，消息就可以口耳相传遍及整个鼠群，此後，它们就会敬而远之。可见，作为弱者的鼠类，反抗作为强者的人类的残暴，最有效的对策就是自由信息的传播。此外，耗子还擅长寻找维生素E含量较高的食物，因为这种物质有助於免疫解毒。耗子第一次吃一种新食品时，很难吃到致命的份量，一旦发现不对头，它们就告诫同类，保护鼠群，并且把信息遗传给下一代。在耗子的这种灵敏面前，愚昧的人应当感到惭愧。我们曾经任凭别人进行精神的“洗脑”，让别人的思想代替自己的独立思考，误以为可以“脱胎换骨”，实际上对精神的伤害早已达到致命的地步。只有智慧而勇敢的人，才能具有耗子的那些优点。

在通讯日益发达的信息社会、在愈来愈小的地球上，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不管残余的极权势力如何打压思想的自由，“思想的耗子”总是有办法迅速传播自由的信息。

(摘自北京之春)

发稿：2001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