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文廣：許家屯憶六四

【明見網6月3日訊】在軟禁中，談到六四時，趙紫陽說：“《許家屯回憶錄》寫的‘六四’ 那一段是符合事實的，大體是那麼回事。”（見新華社前高級記者楊繼繩2004年 在香港出版的《中國改革 年代的政治鬥爭》）

趙紫陽在軟禁中，有人通過特殊方式，可以看到他，楊繼繩是其中之一；通過親友的傳遞，趙也能夠看到一些海外出版物，對其中某些不實之處，趙提出過批評，但對許家屯回憶錄寫 ‘六四’ 那一段，卻給予特別肯定，我想其原因之一是：許家屯在六四之前，身為中共中央委員，香港工委書記，香港新華分社社長，並且曾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因為他是中共高官，對中共上層內幕了解比較多。

原因之二：許家屯是1949年後，成功出走海外級別最高的官員。他的回憶錄寫於海外，他有條件秉筆直書。原因之三：許家屯對六四事件自始至終都是同情學生，與趙紫陽觀點一致，許與趙平日交往甚密，經常電話聯系，89年5月3日，趙將許從香港招回北京，一次交談兩個小時（見《回憶錄》p370）。

由於以上原因，許家屯能夠寫出 “六四”的一些真像，他的回憶能夠表達趙紫陽的心聲，所以趙對其給予肯定。

現將《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中有關“六四”部分的內容摘出，供大家閱讀、研究、參考。

2004年6月3日於山東大學

附許家屯簡歷：
1916年出生
1938年入黨
1945年前曾任縣委書記
1945年後曾任地委書記，師政委
1949 年起先後任南京市委書記，江蘇省委書記
1975 年後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
1977，1982年兩次被選為中央委員
1983年後任香港工委書記，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1985年被增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
1991年撤銷人大常委職務
1991年被開除出黨

許家屯回憶 “六四”風雲

（摘自《許家屯香港回憶錄》第十四章“六四”風雲）

八九年一月，方勵之致函鄧小平，要求大赦、釋放因西單民主墻被捕的魏京生。二三月中，國內一些著名的文化界人士，以及一批第一流的自然科學家，分別聯名寫公開信，給中共中央、國務院及中央的主要負責人，表示支持方勵之的建議，提出一系列民主要求：改革政治體制、釋放政治犯、取消以思想定罪等等。

這些人中有不少是共產黨員，還有一些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海外不少著名的知識界、科學界人士紛紛呼應，發起簽名支持運動，中國的政治氣候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我在香港也強烈地感覺到，一場政治風波即將來臨。

我要新華社的宣傳部門收集，並整理香港和國際社會的反應，開始采取每天通過新華社（小分社）的傳真，向中央提供外部的信息，供他們參考，以期在處理這一事件時，能註意外面的反應。

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北京大學生開始走上街頭，到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會那天，數萬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並派了三名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前跪下，要求中央負責人接見，可是中央沒有一個去見他們。我和新華分社幾個副社長在香港電視上看到這一情況，大家都認為這樣處理不當，趙紫陽和李鵬為什麼不可以出面見見學生？自己不見，可以派個秘書長去見；全然不顧影響，讓學生跪幾個鐘點，實在無法理解。學生是出自愛國，出自對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政策的支持，有什麼可怕，共產黨的領導人為什麼怕見群眾，怕見學生呢？對於中央負責人這種脫離群眾的做法，我們很不以為然。

北京學生從遊行請願，發展到天安門靜坐，從要求中央領導人接見，到要求和中央領導人談話，都沒有得到北京領導人及時適當的處理，形勢發展日趨嚴重，外界反應強烈不滿。我憂心如焚，專門將香港記者在北京錄攝，在香港播放的北京學運情況的錄像，以及香港傳媒界的反應，專人送給趙紫陽及中央辦公廳，希望引起他們的註意，早日妥善處理。趙紫陽看了之後，對去人表示，比他在北京當地了解的情況要多，要求陸續給他送去。

四月廿三日，趙紫陽離開北京去北朝鮮平壤訪問。第二天李鵬就召集和主持政治局會議，會上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市長陳希同向中央政治局匯報北京學運的情況，他們擴大情況，甚至歪曲謊報事實，使會議得出結論：學生運動是“有組織、有計劃，以反黨反社會主義為綱的嚴重政治鬥爭”。會後，李鵬向楊尚昆表示要向鄧小平匯報。四月廿五日，鄧小平會見了楊尚昆、李鵬等人，鄧聽取匯報後，同意了他們的意見和政治局會議對學生運動的定性。

李鵬在鄧小平表態後,連夜就通知北京市黨政機關傳達鄧小平的講話,政治局的決定,並發電報給各省市黨委。他並要求胡啟立組織《人民日報》撰寫社論第二天，即四月廿六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公開聲稱學生運動“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同一天，北京和上海分別召開黨員幹部萬人大會，號召全體黨員投入這場嚴重的政治鬥爭。

我得到消息後，感到很不對頭。當時分析，確實有少數外國勢力、反共勢力介入學運，甚至有的在後面對學運起了一定的操縱作用，但是學生運動是愛國的。把整個運動定性為“動亂”，是把問題看嚴重了，對廣大學生和市民來講，是打擊了一大片，這不符合實際情況，也是極不策略的。

社論發表後，激起廣大幹部、群眾強烈反彈。四月廿七日，北京市高校學生近十萬人上街遊行，雖然北京市委已通過各組織，嚴令凡在行動上支持動亂者，輕則開除、調離工作，重則逮捕法辦，但學生遊行時，仍然受到北京市廣大市民、幹部群眾的熱烈響應和支持。四.二六以前，學生運動主要對著李鵬的，社論發表後，情況就變了，開始把矛頭直接對著鄧小平。一些接近鄧家的高幹子弟中傳出，“鄧小平被李鵬出賣了”。學生運動的“升級”，迫使袁木、陳希同等不得不出面與學生代表“對話”，他們堅持學生運動是“動亂”的僵硬態度，不僅未能使學運絲毫去向緩和，反似火上加油。五月十三日，數百名學生開始絕食請願，第二天，絕食學生就數以千計，天安門、北京市、全國都沸騰了，嘩然了，不時傳出有學生不支暈倒送醫院的消息，絕食的學生還在增加，甚至有的開始絕水，這種嚴峻的形勢，才逼使李鵬出面，與學生代表對話。在電視實況轉播中，李鵬擺出大首長的架勢，居上淩下，看不到一點共產黨做群眾工作的影子。尤其是李鵬一方面對學生代表講：“無論是政府，還是黨中央，從來沒有說過同學是在搞動亂。”一方面又拒不接受絕食學生的請願要求，不願意與學生代表進行實質性對話，不肯承認學生是愛國行動。李鵬還表示，他會在適當時候說自己看法，實際是宣布不會改變《人民日報》社論對運動的“定性”。對絕食學生代表繼續進行威脅，態度惡劣。令人實難忍受。我與新華分社內一些同仁看後，反感異常，認為共產黨相信依靠群眾的傳統，給李鵬全部丟光了。

他不出來對還罷，出來對話後形勢肯定將進一步惡化。

僅隔一天，五月十九日夜晚，李鵬聲嘶力竭地在北京黨政軍幹部會議上宣布：學運是“動亂”，要反擊動亂，楊尚昆宣稱已調動軍隊進京。趙紫陽沒有出席這次會議。我感到趙紫陽可能給攆下臺了，局勢將會急轉直下了。

第二天宣布了李鵬簽發的戒嚴令，激發了北京、香港聲勢更大的反抗活動，形勢更加嚴重。北京百萬人上街遊行示威，要求撤銷戒嚴令，“李鵬下臺”的口號響徹北京，連中央、國務院許多部門都有人打著橫幅參加了遊行，聲勢空前。

香港市民這一時期一改過去對政治漠不關心的積習，發起愛國運動，絕大多數從愛國、愛港、支持改革、要求國家進步出發，參加面之廣，左、中、右各方都卷入，從大資本家以至普通市民如“的士”司機、小販，都有。有幾位中年大資本家親口告訴我，他們參加了百萬人大遊行，走了一段路程。李嘉誠在記者訪問時，公開表態支持學生愛國運動。有些大商場舉行了“義賣”，將收入或利潤捐出，支持天安門學生愛國活動。滿街的小商小販，也紛紛自動舉行同樣的“義賣”活動。那一段時候，香港的愛國洪流，席卷絕大多數香港人及香港每一個角落，史所空前。

新華分社和中資機構絕大多數工作員工，也無例外地，自動卷進這一洪流，成為運動中異常突出的一部分，在新華分社和中資機構歷史上，也是空前的。

早在天安門學運開始不久，香港新華分社內、中資機構內，即開始有人參加了社會上支持北京愛國學運的活動；在新華分社內，還出現簽名支持愛國學運的活動。

鄭華是負責常務和組織工作的，他提議應予制止。工委討論時，我講：“不叫制止叫勸阻，假如勸阻不成，那就隨他去，不要強迫！”“部長、副部長以上的領導幹部，無論如何要說服他們不要參加社會活動，不要去簽名。”

實際上，當時幾乎所有部長、副部長都已簽了名，聽到工委的決定後，大部分退出了簽名，還有少數幾個人堅持不退，鄭華問我怎麼辦？我表示，不退就算了，不要強迫。

這時新華分社一些幹部，不僅去參加遊行，而且把香港新華分社的旗幟打出去了，徐海寧還在跑馬場群眾大會上發表演講。對這些，我也囑咐，不要責備他們。我們還決定，左派群眾團體、左派工會可以去參加遊行，可以打出旗號，領導人也可以公開出面參加遊行或其他活動，我認為，在香港當前這樣規模的群眾愛國熱潮中，如果群眾團體領導人不參加反會嚴重脫離群眾，群眾團體就可能瓦解，不瓦解也會大大削弱力量。主動參與，方能保持和群眾的聯系。後來，發展到遊行中有人喊出打倒鄧、李、楊的口號，我們決定左派群眾團體不要喊這種口號，我們指出，這是過激行動。

對香港左派報紙《文匯報》、《大公報》等，我們也采取同樣的方針，對他們的報道，沒有加以限制，讓他們客觀地報道北京學運的情況，以及香港支持學運的消息。對報紙本身的言論，也沒有進行限制，只要求他們少發一些。

李鵬下令北京市戒嚴後，五月二十日，副社長張竣生告訴我，《文匯報》社同仁正準備以社論開天窗的方式來反應，在兩個詞內擇一使用，一個是“痛心疾首”另一個是“夫復何言”。報社同仁討論後，多數人主張用“夫復何言”，張竣生考慮用“痛心疾首”，征求我的意見。我知道不可能阻擋，雖然這種處理方式，可能後果很嚴重，我還是點點頭，表示同意，說：“你去處理吧。”明確地示意其贊成他的意見。第二天，“痛心疾首”四個大字在《文匯報》頭版社論欄出現，引起很大震動，北京很惱火，李鵬要港澳辦追查這件事，我要他們答復北京：香港不同於內地，我們會妥善處理的。頂了回去。後來這件事發展成一次不小的風波，我將在後文再敘述。

從我個人情緒講，看到香港市民群眾這樣地支持學生愛國運動，看到香港空前規模的遊行、集會、募捐義賣活動，心情十分復雜。五月二十日以後，香港受臺風侵襲，刮八號鳳球，狂風暴雨中，香港各界人士仍在新華分社門口，通宵達旦地靜坐，請願唱歌。我在十二層樓上的臥室，看著下面風雨交加，歌聲、口號不斷，心中百感交集。共產黨是靠群眾運動起家的，以前，為了人民群眾利益，領導他們反對國民黨統治；現在，反過來了，群眾向共產黨示威，提要求，共產黨不僅不能滿足他們，還要鎮壓他們。面對這個我無能為力的場景，我無法入眠，看著樓下群眾在風雨交加下，不顧一切席地而坐，聽著他們悲憤的歌聲和呼號，我眼淚止不住地直流。

八九年四月三十日，趙紫陽從平壤訪問回國，第二天打電話給我，要我去北京。我立即動身，並把香港傳媒界放映這次學運的許多材料、錄像帶，帶去北京給 趙紫陽。

五月三日，趙紫陽在中南海住宅內，與我談了近兩個小時。他一開始就問我對這次學生運動的看法。

我講：“這是愛國的運動，是支持共產黨改革的運動；有些人是期望改革能更進一步發展，有些人是擔心改革會停止，甚至倒退。”

我告訴趙紫陽，我五月二日到北京後，接觸了一些人，了解北京的情況，支持學生運動的人很廣泛，包括廣大的黨政機關幹部。社會上最積極支持學生的人有兩種，一是個體戶，一是企業經過改革後的主管人員，這些人在改革中獲得利益，擔心政策改變，走回頭路。

我講：“這次學生運動，可以看出有水平，口號相當策略，提擁護共產黨，擁護鄧小平，一方面表達出多數人確是如此之想，另一方面也反應出有人在幫他們出主意，我估計可能是大學和研究機構的一些年輕教師、研究人員，排除某些外國勢力，以及香港某些反共勢力的介入、參與，但運動的主導是好的。”

我表示，《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稱學生運動為“動亂”，激化了矛盾，我認為是極為不智的。我聽說北京市的廣大幹部和市民都很震驚，多數人表示不同意社論的看法，罵鄧小平；也有人講，鄧小平上了李鵬、陳希同、李錫銘的當。據說李錫銘、陳希同在中央政治局討論時說，學生要暴動。陳希同甚至講，給他五萬軍隊，可以馬上鎮壓下去。看來鄧小平聽信了他們。

我提出：“還是應該疏導、分化，不能鎮壓，應該爭取學生的大多數，把極少數反共、搞破壞的人孤立起來。”

我還提出：“我們（中國共產黨）不能再犯錯誤了。文化大革命，把毛澤東搞垮了，出現了‘三信’危機。這幾年靠了小平同志。現在不能把小平同志又搞垮了。”

趙紫陽聽後，表示：“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他特別強調：“我們一定要維護小平同志的威信。我願意出面承擔責任。我們要向小平同志說明真像，改變對運動的定性。”

趙紫陽說：“事實上《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我也有責任，我在平壤，中央將社論草稿發給了我，征求我意見，我表示同意了的。我不要常委負責，我願意公開由個人承擔。”

他又說：“學生們要求廉政，反對貪汙，懲治“官倒”，反對特權，這些都是我們黨提出的，現在學生和群眾支持是好事嘛。我們要通過對話，對於群眾提的要求，接受合理的部分。我準備向常委建議，采取一些具體措施，來制止、杜絕這些弊端。”

趙紫陽講了一些他的具體考慮，如反特權，首先要從中央做起，從中央常委做起，先取消給中央常委的“特供”（指給予中央副總理以上幹部廉價食品和生活用品的制度），歲數大的老人，可以考慮緩一步。改革常委外出的專機、專列（專用火車）、警衛制度，幾位老人可以保留，新的常委要考慮輕車減從。

對高幹子弟搞特權的做法，趙講：“我準備寫一封信，向中央表示，先調查我的子女，如有問題，就接受國法處理；如有涉及我本人，一樣。”他還表示，要建議召開人大常委會來討論、制定反貪汙、反官倒、反特權的措施。

我們還討論了其他一些問題，如：關於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問題，我建議，長遠來說，要考慮金融改革，目前是否可以先提高銀行利息，提倡儲蓄，多吸收社會遊資。

我們還議論到“學自聯”和“工自聯”的問題，即在傳統的工會、學生團體之外，若有了學生、工人的自發組織，應如何看待？趙紫陽表示，我們不要怕自發組織，可以讓他們活動，參加選舉。只要我們的群眾組織能代表群眾利益，不要擔心有人競爭。趙講，現在主要的問題，一是爭取小平同志能同意改變對學生運動的定性，二是要征求常委們的意見，改變決議。趙紫陽說：“請你幫助一下，你和尚昆比較談得來，請你把我們今天談的意見，特別是把外界的反應和你的看法告訴他，征求他的意見。如果他同意，再請他去小平同志那裏，爭取小平同志改變對運動的定性。”

趙紫陽表示，他準備自己找李鵬談。他估計在常委裏面，喬石、胡啟立會同意，主要問題在李鵬、姚依林。
我義不容辭，接受了趙紫陽的委托。

回到寓所，我即刻和楊尚昆約定。第二天，我們在楊尚昆家裏見了面，我把與趙紫陽談話的主要內容和想法，向楊尚昆講了，楊尚昆很爽快地表示完全同意。楊還告訴我，他剛從人民大會堂回來，聽到了趙紫陽對亞銀年會代表團長和亞銀高級官員的講話,認為講行很好。也碰到喬石,喬也很贊許。趙紫陽這個講話中，針對四二六社論中“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的說法，表示：“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認為學生遊行的基本要求，“正是我們黨和政府的主張”。他還表示，要通過與各階層的對話來解決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

後來，我知道，趙紫陽的講話在中央常委會上討論過，是中共中央常委政治秘書，也是趙的秘書鮑彤起草的。常委討論時，姚依林曾提出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加進去，趙解釋了一下，表示在這樣的氣候下，暫不強調。常委們也都同意了。

楊尚昆對我講：“我去向老爺子（指鄧小平）講，老爺子的脾氣，你是知道的，他可以聽進去，也可能聽不進。你告訴紫陽，讓他先這樣做，假如有責任，我是第一個。”我告訴楊尚昆：“外面傳說，這次不是趙倒就是李下臺。”楊尚昆斬釘截鐵地講：“一個也不下，趙、李都不下。”

與楊尚昆談話後，我打電話告訴趙紫陽，他又約我當面細談了我同楊尚昆談話的情況。趙紫陽告訴我，他也找李鵬談過了。但是他沒有講效果如何。

當時，趙紫陽在“五四”紀念會，以及對亞銀官員的講話，黨內反應很好，學生、社會的反應也很好，以致我和趙紫陽對當時的形勢都過於樂觀。趙當時對我講：“看來，這次學生運動還可能推動改革。”這樣我就放心地回香港了。回港後，在工委會內部傳達了關於處理學生運動的基本方針（沒有涉及中常委的有關情況），並討論了香港、澳門的有關方針政策，專門向中央做了正式的文字報告，以配合趙紫陽在北京的工作，報告內容有四點，基本上體現了在北京與趙紫陽的談話內容。

五月十三日，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學生們開始絕食了，連續幾天，加上國內外媒體連續報道、渲染，學生絕食的形勢越來越緊張，有的學生甚至宣布開始絕水。

頁我專門打電話給趙紫陽、楊尚昆，建議處理學生絕食活動，不能在拖延了，是否準備幾百輛大客車，騰出醫院，動員醫生、護士和一部分工作人員，都穿上白大褂，在拂曉時，幾個人扶一個或擡一個，把絕食學生強制送往醫院，再封鎖天安門廣場，進行對話活動。我擔心如果有學生因絕食而死亡，矛盾就會進一步激化。他們兩人在電話中都講這是好主意。但後來我等來等去，始終沒有看到行動。大概他們那時也都無能為力了。

五月十五日，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戈巴契夫）訪華，十六日上午，鄧小平會見戈氏時講：“今晚你還要同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見面，這將標志著中蘇兩黨關系實現正常化。”但是到了晚上，趙紫陽卻對戈氏講：“你今天上午同鄧小平同志的高級會晤，是你中國之行的高潮，我想這樣說，你同他實行了高級會晤，就意味著我們兩黨關系的恢復，我們兩黨關系實現了正常化。所以，我們兩黨實現正常化不是現在，而是上午。”接著趙紫陽又講：“十三屆一中全會有一個正式決定，就是遇到最重要的問題，仍需要鄧小平掌舵。”我在電視上看到這條消息，就對幾位副社長講，這個話講糟了，他講這個話也許是好意，但這個時候講這個話，鄧小平要起誤解的。

果然，北京傳來消息，中央常委開會，鄧小平不同意改變對學生的定性，趙紫陽辭職了。但十九日淩晨，趙紫陽仍去看望絕食學生。後來知道，十八日晚上政治局開會，一直開到淩晨，否定了趙紫陽處理學運的意見，趙在會後即去廣場看望學生，含著淚講，希望學生停止絕食，愛惜身體，並講他去晚了，對不起同學們。我在香港知道趙紫陽去天安門看望學生的消息後，因為新華社大樓門前也有日夜靜坐、絕食的香港學生，我就決定也去看望他們。在現場，有記者問我對學生運動的看法，我講，我完全同意趙紫陽總書記的看法。當天晚上（五月十九日），李鵬板著面孔宣布北京市戒嚴。五月二十二日，中央來電報，要我立即去北京。我估計是關於中央改組的事，即於二十三日去北京。在機場接我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神色迥異於往常，很緊張。他告訴我，北京市公安警察已不能執行任務，市面上由工人、學生、居民沿途設卡，查詢行人車輛，遇到政府、軍隊車輛，隨時有扣留的可能。因此，現在黨、政、軍、機關用車，車牌都用一般市用車牌。我們從飛機場去住處，未免麻煩，須繞道而行。這位副主任還告訴我，中央已將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調來，來時未免麻煩，下飛機後偽裝稱是醫生。我問他，中央調江澤民來幹什麼？他回答說：“不清楚”，只聽說已接管胡啟立主管的宣傳工作。我因為趙紫陽沒參加十九日的黨政軍幹部會議，心裏已有準備，也就不再詢問了。但我沒有想到，江澤民會任總書記。

廿五日，楊尚昆在中南海毛澤東的遊泳池一間休息房裏見我。當時，他們把北京市的情況估計得很嚴重，許多負責人都搬了家。楊尚昆、李鵬搬進了中南海，他們比鄰而住，一個住毛澤東的遊泳池，一個住池旁毛澤東逝世時的住宅。在我等待他們召見時，我已經知道，此行是屬於中央“打招呼”性質，全國不少省、市負責人大多已經來過北京，我屬於最後幾個人，至於打的什麼“招呼”，不用講，也已猜出八、九分了。楊尚昆沒有和我講到五月四日兩人談過的話題。一見面，就解釋：“常委決定，因為我和你及幾個人熟悉（楊尚昆沒有講是那幾個），要我出面談話。”又說：“經常委決定，趙紫陽已停職。小平同志講，已經沒有路可退了，才采取戒嚴，動用解放軍平息動亂。希望你理解，支持中央的決定。”

我當時十分難受，一時講不出話來。半晌才講：“動用解放軍，千萬不要流血啊！”楊尚昆當即表示：“不會的，不會的。”並說：“幾位老帥，徐帥聶帥，也是這樣意見。他們也向中央提了這樣的意見。”又重復了一句：又“不會的。”我便問：“誰當總書記？”楊尚昆回答：“還沒有決定。”隨即又補充說：“中央還沒有來得及考慮。”我立即鄭重地向楊尚昆說：“不能讓李鵬當啊！”楊也肯定地回答：“不會的。”

在這樣的問答過程中，我激動地流淚了。

楊尚昆又問了一些香港支援北京學運，以及駐港中方機構的情況，會見約二十分鐘後，他說還有事要處理，要我去見李鵬：“你去和他談談香港經濟方面的情況。”我想，是不是我剛才提過對李鵬的意見，他讓我去見見李鵬，緩和我和李鵬的關系？

我辭別楊尚昆即去見李鵬。李的秘書說李去國務院開會，要我坐一會，他通知李鵬馬上回來。我在會客室方坐下，李鵬的老婆朱琳出現，和我打招呼，說：“你們在香港辛苦了。”擺出一副大首長架式，我反感地苦笑以答。坐下後，朱琳立即誇耀起她的丈夫：“我家老李，堅持正氣，不怕人家反對，這陣子很不容易啊！”又說“學生鬧得那麼兇，趙紫陽還去打他的高爾夫……。”嘮撈叨叨，不可一世的氣概。我百感交集，和她一句話也沒有說沈默以對，她只好沒趣而退。

李鵬一出現，還未坐下，便責問：“《文匯》、《大公》，是怎麼回事？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我直接回答：“這是受天安門影響。”沒有再作解答。他大概也有所感覺，當時也不好對我怎麼樣，轉而用緩和語氣詢問香港情況，我便敘述了香港市民激烈支援天安門學生運動的情況。李鵬聽後，要我與港英政府交涉，讓港英政府出面，對運動進行限制。他又提出，要查明《文匯報》、《大公報》事件，嚴肅處理。我當即向李鵬表示，“香港情況同內地不一樣處理方法也要有所不同。”又頂回去了。李鵬聽後，怏怏不快，再也沒有表示意見。我沒有再按照楊尚昆的要求，向他談香港的經濟情況，……這是我和李鵬最後一次單獨談話，話不投機，不足半小時，我就告辭了。

在北京宣布學生運動為動亂以後，姬鵬飛兩次讓秘書打電話給我，向我“建議”（他大概知道我對運動的傾向），處理香港有關學運的事務，按李鵬決定的三條指示：一，北京的學生運動是一次動亂；二、對機關幹部和工人要進行正面教育，不參加支持學生的牽頭活動，一發現情況就要嚴格說服和制止；三、要堅持工作，堅持生產。

我們港澳工委討論後決定：李鵬三條照傳達，但是，如有不同意見，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但還要按照三條執行。事實上，這是對這三條有保留的做法。與楊尚昆談話後，我回到香港，在工委會上傳達了楊尚昆的講話，並在機關重申了李鵬的三條意見。但大家並未因此對北京學生運動和香港群眾運動，改變看法。

六月三日晚上十一點多鐘，《文匯報》副社長陳伯堅打電話告訴我：“北京開槍了！”因為他家就住在北京木犀地 ，那裏是北京首先開槍的的地方。

從六月三日晚上起，三、四、五，連續三天三夜，我沒有睡覺，就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困了就躺在沙發上。這些時日來，我面前放了兩臺電視機。電視每半小時播一次北京情況，電臺每十五分鐘播一次北京新聞，實際上是連續二十四小時在播送北京的情況以及香港和外界的反映。沒有言語能夠敘述我當時的矛盾和激憤。我想共產黨變了，北京那些所謂的共產黨人變了他們怎麼能夠站到人們群眾的對立面去呢？我下決心要退休，不幹了。我想我在香港還有一個善後的問題，有可能因為我走，使香港一些機關幹部受連累；另外，我想做些按排，以便退休前後，盡可能為香港的一國兩制做些實際的和研究的工作。我相信某些共產黨員不行了，並不等於共產黨就垮了，將來共產主義還是會實現的。

中共中央宣布撤消趙紫陽的職務，由江澤民繼任總書記之後，我立即請人帶給趙紫陽兩句話，一句是“公道自在人心”，第二句是“保持身體健康”。帶信的人回復我，趙聽後講了兩個字“謝謝！”我想歷史上堅持真理的人，往往要受些委曲；但是是非曲直，歷史終會還予他們公道，人們不會忘記他們，真理是不會被泯滅的。

發稿：2005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