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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安在“地主階級”頭上的罪名純屬有意編造的謊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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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宇新

【明見網10月14日訊】中共建制之初,即以所謂“革命”的名義,在“土改”中屠殺了200萬地主。

按照中共的政治宣傳,在“萬惡的舊社會”,地主階級對廣大農民進行著殘酷剝削和壓迫,他們品德敗壞,橫行鄉裏,欺男霸女,無惡不作,一向騎在農民頭上作威作福,雙手沾滿了農民的血汗,是所謂“舊中國”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之一。因此,“中國革命”的首要問題是農民問題,也就是反抗地主階級剝削和壓迫的問題。

從小到大,像絕大多數同齡人一樣,筆者從未懷疑過這種宣傳的真實性,直到撰寫本文前不久方才如夢初醒:原來這個我們信以為真幾十年的“真理”,卻是一個騙了幾代中國人的地地道道的大謊言!

《紅色娘子軍》裏的南霸天,是另一個“怙惡不悛”的大地主。他利用萬貫家財,組織和支持反動武裝,與海南島中共領導的遊擊隊為敵,後被“紅色娘子軍連”連長吳瓊花(曾在南霸天的家中當過丫鬟)擊斃,落得了個可恥的下場。

據海南視窗報導,南霸天的原型是海南陵水縣當地一個叫張鴻猷的地主。張鴻猷的親孫子張國梅說,《紅色娘子軍》很多內容是虛構的。在他爺爺死後4年,紅色娘子軍才組建。當時,拍電影的人說他家房子氣派,又是大地主,選在這裏拍電影真實。於是,就在他們家拍了幾個鏡頭,又讓老百姓到幾裏外的南門嶺當演員,說是從南霸天家裏的地道走到南門嶺的。張鴻猷堂兄張鴻德的孫子張國強曾告訴記者,他是目前唯一健在見過張鴻猷的人,不僅熟悉張鴻猷,還見過張鴻猷的母親。張鴻猷是個善人,他沒有欺壓百姓,家裏也沒家丁、槍支、碉堡,只有幾個請來幫他四姨太帶小孩的小姑娘。這些說法也與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的《尋找英雄》一書相通。紅色娘子軍的第一任指導員王時香老人在此書中這麼述說:“我們連長龐瓊花,就是電影裏的吳瓊花。她是我們鄰村的人,參軍前我倆就是好姐妹,平時我們到鎮上趕集就能碰到。她是貧農出身,並不是南霸天家的丫環,也沒有南霸天這個人。這是和電影裏不一樣的。”陵水縣史志辦的一位工作人員說,張鴻猷沒有血債,他家只是教師世家。

再說周扒皮,凡是在國內度過童年的人,大都記得《半夜雞叫》中的這個惡霸地主。他為了催促長工們早起去幹活,半夜三更偷偷摸摸趴到雞籠子裏學雄雞打鳴,引起雄雞紛紛啼叫。雞一叫,長工們便不得不提早起床。周扒皮兇狠貪婪地殘酷剝削雇工的故事讓年少的讀者們無不義憤填膺,在新中國誕生後的幾代人的腦海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不過,周扒皮的原型系今大連瓦房店市閻店鄉一個姓鄒的地主。據當地的老人說,他雖然有小地主刻薄、吝嗇的通病,但沒有聽說過半夜雞叫的事情。

文學創作當然是允許虛構的,但作為反映現實的作品,無論怎樣虛構都不能違背生活的真實,否則就成了胡編亂造,《半夜雞叫》便是這樣一部作品。哄哄小孩子和沒有農村生活經驗的人可以,卻騙不了親身經歷者和歷史的知情人。《佛懷煽仇錄》的作者陳沅森先生從小生活在農村,熟悉地主的生活,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破綻。他說,“就拿姓周的小地主來說,他真的會半夜三更趴到雞籠子裏學雞叫嗎?不會的。要叫,躺在床上叫就是,聲音可以傳過去嘛。筆者小時候居住在農村,偶爾醒得特早的日子,聽到遠處的雄雞打鳴,叫聲由遠及近,最後,鄰居家的雄雞、自家的雄雞都跟著叫起來……遠遠地學雞叫,即使學得不十分準確,由於距離遠,雄雞聽不分明,可能跟著叫;趴在雞籠子旁邊學雞叫,它聽得分明,是人在叫,反而不會跟著叫了。--這道理是十分明顯的。

“課文裏還描寫姓周的地主打開雞籠子,劃火柴去照……這些愚蠢行動驚動了雞,它也不會開口打鳴了。--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這些細節是虛假的、捏造的:學雞叫不必趴到雞籠子旁邊,也不用打開雞籠子去看,熟門熟路要劃什麼火柴?

“就事論事,即使你把長工們早早驅趕到地裏,自己不跟著起早去監督,長工們躺在田頭怠工,你有什麼辦法?

“那時候的地主,需要雇傭幾個長工的,一般先雇傭一個比較能幹的‘長工頭’。總體任務交下去後,每天由長工頭分配其他長工幹活,根本不用東家操心。當然,長工頭的工價比一般長工高。筆者務過農,做過工,深深知道‘活在手裏’這句話的份量,如果‘對著幹’的話,工人和農民自有千百種方法可以消極怠工。因此,用欺騙、壓榨的方法,東家和長工是不能長期相處的,最終吃虧的必定是東家(田裏沒收成)。小氣、吝嗇的地主是有,但一定得適可而止,如果太厲害,吝嗇的臭名遠揚,就沒有人上你家來打工了。

“那時候的地主,一般采用‘籠絡’的方法穩定長工,例如,初一十五‘打牙祭’(吃肉),逢年過節送糧食、衣物,有急事允許請假,年終結算時另外暗中給紅包……用這些手段來挽留那些老實本分、肯幹活的長工。

“那時候,許多地方鬧土匪,地主們都嚇得‘雞崽子’一樣,小心謹慎,生怕惹禍。他們夾緊尾巴做人,‘樹葉子掉下來都怕砸破了腦袋’,哪裏還敢欺壓農民?他們大多以慈悲為懷,樂善好施。叫花子來討米,總是一碗碗米打發,絕對不讓他們空手而去。不要小覷了叫花子,其中就可能有某股土匪的眼線,如果輕慢了,說不定哪天晚上來一幫手執刀槍的蒙面大盜,把家裏搶得精光……地主們連叫花子都不敢輕慢,哪裏敢得罪長工?

“姓周的小地主,要是真的敢於半夜學雞叫,克扣和壓榨長工如此厲害,他早已一敗塗地,甚至家破人亡了。--高玉寶畢竟太嫩,編造謊言,漏洞百出,不堪一駁。”

盡管中共出於自己的政治需要,千方百計往“地主階級”頭上潑汙水,但歷史的真象有時仍會在不經意中泄露出來。陳沅森先生就曾講過文革中的一件趣事:

“極左年代,許多中、小學的工宣隊對學生進行‘階級教育’,請來當地‘土改根子’當過長工的老貧農來學校作‘憶苦思甜’報告。老貧農在講臺上講著講著,忘乎所以,話題突然走偏,手舞足蹈地說:有人說地主壞,但我看也有好地主,我那東家對我就特別好,每年都送我十多斤臘肉過年,吃得嘴巴流油。不像1960年過苦日子,飯都沒得吃,差點餓死了……

“工宣隊一聽,不對頭,老農民在‘憶苦思甜’,對他使眼色,制止不住,只好上臺‘救場’,搶過麥克風對同學們說:老貧農講累了,下去休息休息,我跟大家講一講地主是怎樣壓迫剝削農民的……說著,便把老貧農攆下了講臺。
“那個年代,如果是出身不好或有歷史問題的人,在大庭廣眾之中說地主的好話,作“反動宣傳”,會立即打成反革命,判刑坐牢,甚至還可能槍斃。但那老貧農是‘土改根子’,講的又是實話、真話,奈何他不得,只好不了了之。 ”

既然中共精心塑造的“地主階級”的形象完全是虛假的,那麼真實的地主又是怎樣的呢?

其實,只要翻開歷史的卷帙查一查,只要找到上了年紀的老人問一問,你就會明白, 1949年之前,大多數農村尊稱土地和財富較多的人為“財主”、“老爺”。佃戶(租種土地的農民)和長工,則尊稱土地的主人為“東家”。那時候,雖然也有“地主”這個詞匯,但除了酒宴上“略盡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誼”的客套話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與羨慕,絕對不含貶義。

總的來說,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壞人,但絕大多數都是心地善良、樂善好施的好人。當然,像任何一個社會階層一樣,許多地主也都是集優缺點於一身,比較復雜的人物。他們的個性、作風、處事方法,無一不與當時的時代背景、人文環境、風俗習慣息息相關。每一位地主身上,既有著許多儒家道德的傳統優點,同時也沾染了不少社會流行的惡習。拿劉文彩來說,他既有著慷慨興學的美名,不少濟困扶危的義舉,但也有吸鴉片煙、玩女人、討幾房小老婆等當時有錢人的通病。

從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來看,大體有以下三種: 一是祖上傳下來的家業。二是在外地做官、經商發了財,回鄉興家置業,購買大量土地,成為地主。 三是勤勞儉樸,聰明好學,善於經營,在本地被稱為“田秀才”的能幹人,一輩子省吃儉用,有點積蓄便買田,土地漸漸增多,慢慢上升為中農、富農……積攢土地最多的,達到中、小“地主”水平。當然,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盤剝而上升為地主的,但這種人只是極少數。另外地主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動產,在交易、過戶的過程中,都是簽署了契約,按章繳納了稅負,並由當時的政府主管部門頒發了權證,既是公認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再來看地主階級當年在農村中的作用 。

地主們青少年時期大都受過嚴格的教育,是農村中文化素質較高的群體。他們讀的是《四書》《五經》、“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思想,深入骨髓。95%以上的地主憐貧恤老、救濟鰥寡孤獨、助教興學、救災賑災、修橋補路、興修水利、調解糾紛、倡導文化活動(舞龍燈、賽龍舟、唱大戲等)……舉凡農村中一切需要錢、物的公益事業、慈善事業,都是由他們帶頭發起,熱情贊助並充當捐資、獻物、出力的主角。

經過十年寒窗進入(官場)上層社會的,大多數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當年的地主階層,集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於一體,理所當然地成為社會的主流。

許多科場失利、無意於仕途的讀書人,回到鄉梓後,因其品德高尚、學問豐富、主持正義、辦事公平,往往被推舉為地方領袖,掌握著村、鄉、區的地方事務的管理權。而當年的政府(縣級以上)是那樣軟弱,既沒有“社會救濟”概念,又沒有過問地方事務的經濟實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務便責無旁貸地落在本鄉本土有聲望的富紳(地主)的肩頭上。

興辦公益事業和慈善事業需要大量資金,光憑空口叫叫喊喊,是沒人信服你的,關鍵時刻要帶頭拿出白花花的銀子來。有聲望的富紳帶頭捐了巨資,人人跟進,形成“眾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才能募集到大量資金,才能辦好地方事業。那時候,差不多所有的鄉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業心強的地主,帶頭捐資。

當年地主將土地出租,解決了貧苦農民的就業問題,與資本家辦工廠給城市貧民提供就業機會,與當今外資進入中國解決城鄉富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是一碼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資的回報,工商企業利潤提成是資本的回報,同樣是一碼事。

“地主”這一階層當年在農村占有的土地和財富較多,是多種社會力量長期碰撞取得的均勢與平衡,是兩千多年來皇權專制社會優勝劣汰、自然選擇的結果,是一種符合當時社會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經濟結構要素。

兩千多年前,孟子說:有恒產者,始有恒心。這話的意思是:只有財產較多的人,做事才有責任心。因為他要對自己的財產負責,對自己的家庭負責,對自己的聲譽負責……絕對不會亂來。當年,地主階層以其財富、道德、學識和聲望,責無旁貸地擔負了政府職能缺失部份的職責,在農村中起著穩定社會的中流砥柱作用。

縱觀中共從起家到今天的八十多年歷史,可謂撒謊成性,類似“罪惡的地主階級”這樣的謊言還有許許多多。今天該是戳穿這些謊言,還歷史於清白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