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的原精神

民族主義的原精神是什麼？可以肯定的是，今天我們所能看到的民族主義思潮與運動，與兩百年前的已大為不同。這種不同在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裏阿諾斯的筆下敘述如下：“隨著19世紀的過去，民族主義的性質起了變化。它起初是一種人道的、寬容的信條，這種信條不是建立在各種民族主義運動互相競爭的基礎上，而且建立在手足之情這一概念的基礎上。但是，在19世紀後半世紀，它變得愈來愈沙文主義和軍國主義，其原因在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在於俾斯麥用馬基雅維裏式的外交手腕和他所稱的‘鐵血’戰爭成功地統一了德國。”（《全球通史——1500年以後的世界》，P356）

斯塔夫裏阿諾斯沒有對此作長篇論述，不過，它的歸納很能啟人思考。是執據於“兄弟之情”還是取向於民族國家間的“相互競爭”，這一點對於現在的我們似乎已不言自明，民族主義的訴求是對外的，反抗外來壓迫、保證國家的統一、獨立與安全，是民族主義的最高使命。然而這確實又與發生期民族主義的旨趣有所背離，據英國歷史學家埃裏克.霍布斯鮑姆考證，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民族一詞是和“人民”、“公共福祉”、“共同體”、“聯盟”等詞相關聯，而在法國革命年代，“民族”即是國民的總稱。但是值得註意，這裏所講的“國民”、“人民”等，都是現代詞匯，在法國革命之前是不存在的，而創造出這些新詞匯，也是為了與以前的歷史作出區別，這種區別在於兩個方面：一是民眾的身份發生了變化，以前是臣民，現在則是公民；二是國家的構成發生了變化，以前國家是國王、國王的領土和國王的臣民的集稱，而現在則是公民的集合體。這兩個方面的變化決定了民族主義一開始並不具備明顯的排外內涵，而主要在於一個社會內部人際關系的重新調整，以形成新的集體認同，進而形成建立在新的內部關系上的共同體。沒有對集體內部人際關系和個體身份的重新定位，則也不會有對民族的認同感。先發期的法英等國的民族主義，代表著當時西歐社會對人類生存共同體的新想象，這種新想象是建立在尋找新的共同性的基礎上，而共同性又體現在對公民權的規定上。霍布斯鮑姆指出：“無論民族的組成是什麼，公民權、大眾的普遍參與或選擇，都是民族不可或缺的要素。”（《民族與民族主義》，P21）

我們也可以這樣說，原初民族主義意味了一種對集體的重塑，而重塑的關鍵，則在於對人的權利的大調整，即把原先僅屬於貴族階層和上流社會的權利，普及推廣到了一般大眾，大眾間的權利平等是構成集體的所有人之間的最重要的共同性，也正是因為建立起了這種共同性，集體內部的諸個體激發出了主體意識和對集體（即民族）的歸屬感與熱愛之情，一個民族才得以確立自己的主權身份。

其實以上所談，也並不難理解，法英等國當時的民族主義運動，其主要思想來源，是盧梭、洛克、孟德斯鳩等人的啟蒙主義思想，社會契約論、人民主權論、自然權利論等等新思維，指導了與以往的君主國相區別的民族國家新集體的建立。這一過程當時同時包含有兩方面：其一是集體內部關系以新的原則重新編織；另一就是我們久已習之的對外主權獨立，即確定集體與外部的關系。但後一方面在當時來說並不作為主要追求。所以我們也就很好理解，為什麼美國革命之後，一個獨立的美利堅民族剛剛形成，馬上就制定了10條憲法修正案即《權利法案》；而法國革命之後不久，脫胎換骨的法蘭西民族就通過了《人權宣言》。重新調整集體內部人際關系、改善人的權利，以自由、平等、博愛等口號建立起人人亨有主權的新集體，是原初民族主義的真精神。這曾使得民族主義思想一度極其富有包含性，如自由主義、人道主義、人本主義等等思潮，都成為了民族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

但非常不幸，自19世紀後半葉以後，對國家獨立的追求終於還是壓過了對民族內部人際關系重塑的追求，民族主義因此一步步滑向了暴虐。也正是因為對民族內部關系的調整被置於了次要地位，那些在19世紀未以來建立起來的民族國家，其內部民族認同始終都存在著不確定性，政治合法性也會因外部威脅的減弱而時常受到質疑。不能不說，這是民族主義原精神被遺棄的必然結果。

發稿：2002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