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澤東的《商鞅徙木立信論》

商鞅“徙木立信”一事，出自《史記•商君列傳》。商鞅，原為衛國公子，後仕秦受到秦孝公的重視，兩次變法，使秦國很快國富民強，使當時先進的封建制度在秦國得到鞏固和發展，促進了秦國政治、經濟、軍事全面發展，使秦國成為戰國七雄中實力最強的國家，為統一六國創造了條件。

商鞅是先秦時期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然而，他的變法卻觸犯秦國舊貴族的利益，因而在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後，被車裂處死，但所推行的新法，卻一直沿用下來。

商鞅在開始變法之前，怕百姓不信新法，於是采用了“徙木立信”的小策略：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

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史記•商君傳》)

1912年6月，毛澤東在湖南省高等學校（後改為省立第一中學）讀書期間，曾寫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論》，贊揚商鞅及其變法，並發表自己的意見。

毛澤東這篇短文，受到了當時的國文教員柳潛(前清秀才)的極力贊譽：“才氣過人，前途不可限量”，並作了150字的評語：“實切社會立論，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報筆，而義法亦入古。逆折而入，筆力挺拔。歷觀生作，練成一色文字，自是偉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積理宏富。有法律知識，具哲理思想，借題發揮，純以唱嘆之筆出之，是為壓題法，至推論商君之法為從來未有之大政策，言之鑿鑿，絕無浮煙漲墨繞其筆端，是有功於社會文字。”這位前清秀才無疑也具有愛國愛民思想，對少年毛澤東肯定具有一定的影響。柳潛的預言,竟然非常靈驗，也可見老師自己也是“目光如炬”，具有遠見卓識。毛澤東文中的“三嘆”，有感而發。法令本來是為人民謀求幸福的，老百姓唯恐不頒布這樣的好法令或雖頒布而不實行、不生效，就自然會竭盡全力維護這樣的法令，豈有不信之理?如果法令本身不善，不但不能人民得到幸福，還會產生恐懼、危害，百姓們自然也會竭力阻止這樣的法令施行，你要他相信也是絕不可能的事。這本是國家、百姓、法令三者之間的正常關系。而商鞅卻不得不先演出“徙木立信”的一幕，這說明當時這三者關系是不正常的，怎不令人感嘆?

宋代改革家王安石《商鞅》詩云：

商鞅徙木立信論

毛澤東（一九一二年六月）

吾讀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漢吾國國民之愚也，而漢執政者之煞費苦心也，而漢數千年來民智之不開、國幾蹈於淪亡之慘也。謂予不信，請罄其說。法令者，代謀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維持之，務使達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國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則不惟無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懼，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雖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與秦民適成此例之反對，抑又可哉？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試一披吾國四千余年之記載，而求其利國福民偉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當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戰事正殷，舉國疲勞，不堪言狀，於是而欲戰勝諸國，統一中原，不綦難哉？於是而變法之令出，其依懲奸宄以保人民之權利，務耕織以增進國民之富力，尚軍功以樹國威，孥貧怠以絕消耗。此誠吾國從來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憚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於是知執政者之具備苦心也，吾於是知吾國國民之愚也。吾於是知數千年來民智黑暗國幾蹈於淪亡之慘境有來由也。雖然，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東西各文明國民聞之，當必捧腹而笑， 舌而譏矣。嗚呼，吾欲無言。

發稿：2002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