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媒體遠離弱勢群體

中國的媒體正處在政治權力控制與資本拉攏的時代。一方面，國家政治權力控制著媒體的運作，界定了一條新聞報道原則：什麼不能報，什麼怎麼報，什麼只能報一點；另一方面，媒體要步入市場經濟，要在市場競爭中生存下來，於是把眼睛盯在社會資本的控制者——廣告商，盡量報道能引起頗具消費能力的群體註意的新聞，以吸引廣告商的資本投入。

　　政治權力與社會資本的結盟，決定了中國媒體信息傳播的方向、領域和性質，很大一部分消費不起，或者說消費能力嚴重不足的弱勢群體，因此而被遺忘了。

* 政治權力控制下的新聞報道

　　前幾年，新聞報道在政治權力的控制下，有選擇地對下崗工人的生活進行報道，而且所報道的新聞大部分都是好的一面，如哪些人下崗之後找到了好工作，現在生活可紅火了，有點鼓勵在崗的人下崗的味道，而至於下崗工人真正的生活狀況，卻鮮有媒體去挖掘，並以客觀、真實的眼光進行報道。

　　我接觸過一名下崗女工，她已離婚，身邊帶著一名女孩。下崗在家，她失去了工資收入，原來享受的企業和政府的大量隱形補貼，如住房、取暖、交通等均隨下崗而消失。他們與權力、金錢、熱門行業無緣，遭遇風險的機會遠遠高於其他人。

　　由於缺乏政治權力與社會資本，這名無法就生活的困境尋求媒介的幫助，並借此反映像她一類下崗離婚女工的悲慘遭遇。她對我說，她不敢多看電視，因為除了要繳納電費外，看春節晚會上那些人穿的漂亮衣服，會勾起一陣心酸。她說，一群活得比較滋潤的人，聚在一起唱唱跳跳，說說笑笑，同時表演給她看，她的內心反而升起一股透心的寒意，產生社會漠視弱勢群體的感覺。

* 反映民意反被斥為氓民

　　至於農民，由於城市化的加速和擴張，他們的土地正被房地產開發商一步步蠶食，而獲取的補償卻微乎其微。當他們為生活所慮，為後代子孫計，不滿意所獲得的補償向政府反映意見時，卻因為當地政府與房地產開發商早已達成某種默契，而被當地政府官員斥為氓民。

　　這些人在無奈之下向媒體求助，卻因為媒介的管理部門看到當前存在太多農民與政府、房地產開發商的土地糾紛，恐怕報道這一類的新聞會引起農民連鎖反應而影響社會穩定，於是下達了不許媒體報道土地糾紛的新聞。此時農民真的求助無門，他們不斷向上訪問，卻毫無結果。

　　與此同時，社會資本擁有者——廣告商的存在，也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媒體運作的指揮棒。報道什麼新聞，才能引起哪一類的人的註意，並成為吸引廣告商刊登廣告的契機，編輯圍繞著廣告轉，這已經不是秘密了。

　　換句話說，賦閑在家的下崗工人、消費能力低下的農民，也就成了媒體的棄民。新聞不會報道他們當中身邊的新聞，不會報道有助於改善他們生計的新聞，不會報道如何幫助他們走出生活困境的新聞，他們報道的只會是廣告商喜歡的新聞，因為這部分新聞能吸引具有很強消費能力的受眾群的註意。

　　廣告商關心的是廣告是否得到了視聽和閱讀效果，他們並不關心社會弱勢群體的生活。關心弱勢群體的生活狀況，不是廣告商的義務。

　　由此可見，媒體的新聞報道間接地被廣告商所控制，遠離了弱勢群體。

　　媒體受到廣告商的左右，這是世界公認的事實，不僅中國存在，美國也存在，但中國遠離弱勢群體的情況更加嚴重，是因為除了廣告商的影響之力，還有政治權力的支配在起決定性的作用。

　　美國媒體不會報道有損國家利益的新聞，但起碼它可以有點編輯自主權。如果編輯堅持采用某一篇稿子，該稿子就有可能公之於眾；而在中國，編輯根本不可能有選擇稿子的權利，頂多也就是在政治權力所允許的範圍當中，選擇一些不違反宣傳政策的新聞。於是絕大多數的編輯不可能堅持其應有的社會責任原則，即使心中有為社會弱勢群體尋求社會公道的想法。

* “社會公器”遭受眾指責

　　廣告商與政治權力的結盟，使中國的媒體經受了雙重壓力，這也是中國媒體在發展過程中顧慮重重，受到諸多阻礙，缺乏真實、客觀、公正的根本原因。

　　“社會公器”應有的社會義務無從體現，受到了眾多受眾的指責。如果媒體漠視弱勢群體的情況繼續發展下去，並變本加厲地朝政治權力和廣告商靠攏，社會各個階層的群體的利益如何得到平衡？如何不保證他們之間的利益分配爆發矛盾，甚至引起社會的動蕩？媒介如何起到一種平衡劑的作用，去緩解社會各階層的矛盾？

　　現在中國的收入差距非常明顯，各階層差距很大的收入，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形成了社會矛盾，當社會的弱勢群體的利益始終得不到保護，他們的呼聲始終得不到反映，他們怎麼去尋求自己利益的訴求？從媒體遠離弱勢群體的情況來看，中國社會正面臨一種階層矛盾激化的隱憂。

·作者是中國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師

－－原載《聯合早報》

發稿：2002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