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主化的基礎建設－－“用真實的方式說話”（下）

“假語言”、“真語言”與人格分裂：語文教育如何維持政治專制？

從政治的角度分析這些問題，本文的一個基本假設是：中國語言的這一"二元化"特質，是長期政治專制制度的產物。

在民主政治下，為了取得選民的信任，政治家必須用民眾的日常生活言說話；因此，語言自然趨向以真實的日常生活語言為基準，從而不斷打破在社會生活中本來也會隨時形成的"小圈子"語言規範，促成政治語言與日常語言一體化的現實。正像托克維爾在一百六十多年前所觀察到的一樣，在民主政治下，是多數人為語言確定規則，就像他們為任何其它事情確定規則一樣。

中國政治的吊詭，在於它既不是民主政治，卻又標榜‘人民民主"，也確實是二十世紀人民革命的產物，並從來都趨向於某種民眾主義(populism)。表現在語言中，就形成了一種頗為奇特的現象：既不像一般非民主社會，具有貴族語言與平民語言的‘二元化"，也當然不像民主社會，語言趨於一致；而是形成了我們這裏所觀察到的公共語言與生活語言的‘二元化"。前者並不完全屬於官員，後者也並不完全屬於民眾。無論官員或民眾，只要有機會在公開場合講話（當然官員更多地擁有這種機會），就會官腔官調；而即使是官員，日常說話也會回歸後者。

這樣一來，所謂‘公共語言’實際上就失去了任何生活基礎－－這是我們稱之為"假語言"的根本原因。傳統權威主義社會的貴族語言，仍然具有其貴族生活的基礎，因此是一種真實的語言；它可能主導公共生活，尤其是主導國家政治生活，但這種政治生活本身也是真實的，包括真實的不公平和真實的權威主義。中國今天的情況與此不同：所謂"公共語言"完全是一種虛假的語言，就像在這種政治制度下一切‘公共生活’都是虛假的一樣。其直接政治影響，就是人們習慣於用"官腔"來對待公共生活（也就是這樣對待‘政治’），導致人們在日常生活與公共生活中形成兩面人格。這就是說，在公共生活中，人們使用一套語言和相應的思維方式，也就當然地尊重那種語言所蘊含與表達的價值觀念，遵循那樣一種遊戲規則；而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則回歸自我，是用另外一套語言和相應的思維方式，尊重另外的價值觀念和遊戲規則。這樣，人們就普遍出現了人格分裂的現象。

尤其重要的是，這樣兩套東西，在目前中國的政治現實中，明顯地處於相互抵捂甚至沖突的狀態。身處其中的人們，是怎樣解決這種矛盾與沖突呢？看來，他們的基本戰略，就是把自己的真正生活與所謂公共生活完全區隔開來。這就像演員演戲，明明知道戲劇是一個虛構的世界，但是，上了戲臺，就要用那種語言那種腔調講那一套；回到臺下，一切如常。演戲與現實的最大甚至是唯一關聯，可能就是演員要藉此為生。同樣，在目前中國，幾乎沒有人相信那套所謂‘公共語言’有什麼真實意義，但是那是一種維持生存的方式和技巧。

諷刺在於：那個虛假的語言世界，就政治層面而言，卻同時也是一個真實世界，甚至是一個比日常生活的真實世界更為堅硬因而更為真實的世界。在這個世界生存的專制政治本身，並不僅僅是一個虛假的構造與存在。它有其虛假的一面，那就是幾乎沒有什麼人承認它的合法性；它更有其真實的一面，那就是它的權力使用。由於人們可以退回日常生活，於是大家就假裝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假裝"確實不過是"假裝"。於是，我們看到一個吊詭的社會現實：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可能已經獲得了很大的自由，他們為此願意在公共生活中做出那種"假裝"；但恰恰是這種"假裝"，一則麻痹了人們的良知，二則模糊了人們的認知，從而使得人們能夠無限制地容忍公共生活的專制狀態。對專制政權和一般民眾來說，這種"語言的二元化"都成為非常必要的和可以容忍的：專制政權容忍真實語言，因為一般民眾因此願意與"官方語言"妥協；一般民眾需要"官方語言"，因為這是他們在政治專制下生存的起碼技巧。通過包括學校、媒體和社會生活中的種種語文教育，這種語言二元話與人格分裂成為正常狀態，政治專制的生命力因此居然蓬勃不衰。

停止“假嗓子”，還原真身分：真實公共空間的建構與政治專制的民主化轉型

十幾年前，當蘇聯東歐發生歷史性的政治變化時，整個世界都感到驚訝。為什麼這樣一種看來已經成為普通民眾的生活方式的政治制度，會在一夜之間分崩離析？那些昨天還在那個制度下"假裝"的人們，為什麼在那個晚上突然決定不再繼續"假裝"下去，而要完全拋棄那個制度？在有關這場革命的大量研究中，一個重要的發現就是：那裏的人們曾經長期生活在私人願望(private preferences)與公共願望(public preferences)相分裂的狀態；他們雖然私下早就對這個制度極度不滿，但是不敢確定別人也是這樣不滿；他們甚至能夠蒙騙自己，認為自己真的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政府和這樣一種制度。而一旦當某個機遇使大家相互發現了自己的真正意願時，革命就在一夜之間完成了。

中國其實早就走出了這一階段；現在，恐怕很少有人不敢確定別人也和自己一樣對於這個制度非常不滿。一九八九年的五六月間，人們已經充分地看到了這種不滿的積聚程度。問題是，在專制當局采取血腥鎮壓的手段之後，出於恐懼，人們再次退回到私人生活之中，而當局則在中國社會徹底完成了‘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區隔，給你私人的自由，而在公共空間你則容忍政府為所欲為。但是，人們是不可能僅僅生活在私人空間的，他們必定同時生活在公共空間(public sphere)。於是，我們看到，六四之後的中國，就是一個人們小心謹慎地不去在公共空間冒犯當局的局面；人們在這裏繼續使用當局的語言說話，從而"假裝"出一副相信當局並願意與當局合作的姿態。對這些"實際上"不再接受現政權和現制度的人來說，他們聊以自慰的是，自己不過是在‘假裝"；可是，對於這個政權和這個制度，僅僅這種‘假裝"本身，已經就是一種富有而強大的資源，可以支撐自己了。

這也等於說：一旦人們不再‘假裝"，中國政治的巨大轉型就會發生。在公共空間以日常的真實語言說話，就是拋棄"假裝"的第一步。這也就是讓每一個人在面對國家權力的時候成為他（她）自己，而不僅僅是在面對自己和親朋的時候才成為自己。需要指出的是，我這裏所強調的，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說真話"，那主要涉及的是內容的判斷；我所強調的，僅僅是‘用真實的方式說話"，那更多的是一種風格的真實。打一個比方：不管你表達的是什麼意見，可能你真的是在說謊，但是，只要不再使用"假嗓子"，人們就可以知道自己和別人的真正身份(identity)，從而建構起具有起碼意義的真實"公共空間"。而從這樣的公共空間走向民主化，正是‘第三波"民主浪潮早就已經提供了許多案例的可能道路。

發稿：2002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