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主化的基礎建設－－“用真實的方式說話”（上）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本文是作者於6月15日參加21世紀中國基金會在夏威夷舉辦的“中國教育發展和民主化”國際學術討論會時發表的論文，原題為《語言的二元化與人格的分裂－－論語文教育的政治和中國的民主化》)

引言：語言的政治學

教育從語文開始。在多種意義上，語文教育都是教育的基礎。首先，學習語文，特別是語言，是教育的起步。這從幼兒呀呀學語就開始了，起步遠遠早於其它方面的智力教育。其次，語文是進行其它教育（特別是智力方面的教育）的基本工具，一切教育都首先以語言為基本載體。再次，語言是人們社會化(socialization)過程中的最為重要的媒介；在這個過程中，語文教育本身就成為社會化的重要方面之一。最後，語文作為人類表達和交流的基本工具，還構成普遍意義上的長期（或繼續）教育的重要途徑。總之，可以說，沒有語文，就沒有教育；語文教育是最為基本的教育。

然而，與其它很多方面（如數學物理等）的教育不同，語文教育的基礎性和社會性，並不構成它對政治的免疫，反而為政治的介入敞開了大門。在一個具有所謂"極權主義"(totalitarian)遺產的高度政治化的社會中，尤其如此；而在一個像中國這樣的歷史上都高度重視語言文字的社會，也尤其如此。事實上，語言作為重要的社會現象，與政治制度往往有密切的關系。它一方面為政治生活所塑造，另一方面又反過來給予政治變遷以重要影響。所以，"語文的政治"或"語文教育的政治"，就成為一個值得重視的課題。本文就是從政治學的角度（而非語言學的角度），試圖提出這個問題，並做初步的探討。

我們探討的重點，不在於一般意義上的"語文政治"或"語文教育的政治"，而是聚焦於民主化的前景，觀察和分析目前中國的語文教育所可能在政治層面對民主化的影響。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所謂"托克維爾式"(Tocquevillian)的研究，因為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國思想家、民主制度的最為深刻的觀察家之一托克維爾。就已經特別註意到了在美國語言與民主制度之間的關系，開創了這一方面研究的先河。

不過，在當代民主化研究中，似乎還鮮有這一方面的文獻；而在中文語境中，這更似乎僅僅是一種嘗試與開端。本文因此很難對此作系統的論述，而寧願從一種具有語言社會學含義的普遍而突出的現象即中國語文的"二元化"現象出發，借助政治科學的一些概念，聯系政治制度轉型，初步地探討這一語文教育所生成的社會語言現象如何幫助維持政治專制，以及其對於中國民主化所可能具有的義涵。

公共語言與日常語言的分裂：中國語言的二元化現象

什麼是所謂"語言的二元化"？請允許我從生活中的語言現象說起。

在某種程度上，聽中國話對我來說已經越來越成為一種精神折磨。生活在一九九七之後的香港，這有兩層含義：第一，在日常生活中，聽到越來越多的人學習講普通話。本來，對我這樣一個大陸背景、完全不懂廣東話的人來說，是一件很大的好事。語言交流上的便利不用說，還因此少受當地人的歧視。但是，頗有一些人，是從電視或與官方人員的交流中學習普通話，特別是那些所謂"精英分子"們。這就產生了這樣的事情：一次，我所在的學校接待北京市行政學院來的一個訪問團，本校一位專責與大陸進行學術交流的中層官員，在飯桌上一口一個"共和國"如何如何。還有，回歸不到五年，香港政府那些多半輩子受英國教育的高級官員們，已經學會了拉著長腔講話，並隨時停頓以接受聽眾的鼓掌。這些作為，從詞匯到腔調，由於那種學習過程中所特有的誇張，恰恰凸現了中國語文所遭受的窘境。

精神折磨的第二種途徑是電視。最近幾年，香港的收費有線電視中外國頻道越來越少，中國頻道越來越多。比如說，我所在的學校教授宿舍區的有線電視，一共大約十個頻道，除了三、四個香港本地頻道之外，原來大約有一到兩個普通話頻道（一個是中央電視臺，一個是鳳凰衛視），另外的多是各國電視，包括美國、日本、新加坡和韓國等。今年以來，後者則減少到只剩一個（以新加坡為基地的美國商業電視頻道），新增加的都是中資電視頻道（僅中央電視臺現在就占三個頻道，包括普通話和英語廣播；事實上可以認為是中央電視臺海外分部的鳳凰衛視又占了三個）。打開電視，常常聽到的就是那種拿腔拿調的廣播。本文寫作時，正是"六一"前後，電視上多是有關兒童活動的報道。聽到那些孩子們也假模假式地說話，只能愈發感受到在中國語文教育被政治踐踏的病態。

我這裏還不去涉及那些真正意義上的說假話。我要強調的是：目前中國存在一種"假語言"。通過語文教育，中國語文已經形成了一個基本的語言特點，就是公眾場合使用的語言和實際生活中使用的語言在語言的兩個基本元素即詞匯和腔調上的二元化。換句話說，在中國的實際生活中，沒有人像電視播報或像官員講話那樣說話；而電視播報和官員講話，又一定不是像日常生活中哪怕這些播報者和官員本人的說話。如果以日常生活語言為"真"語言，則另一種語言即"假"。"假語言"與"真語言"形成兩個世界。前述本校官員尤其可笑，就在於他甚至不知道有這樣一種區別，把電視上的話搬到飯桌上來講。

如果我們把這種現象與其它社會，比如說，美國，做一個比較，中國語言的這種"二元化"就更是顯而易見了。美國總統在官式場合講話，當然嚴肅鄭重的多；但是，他的語言與日常生活語言有多大區別呢？那麼多的美國電視節目主持人，他們在電視上講話的語速、腔調等等，與日常生活中一般人說話有多大區別呢？ 如果區別不大，則我們即更加疑惑：為什麼中國語言就有這樣一個"二元化"的特點？這一特點，既然主要涉及公共場合與日常生活的區別，與公共生活(public life)的特質有什麼關聯嗎？它又會反過來如何影響公共生活呢？

發稿：2002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