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語言有了毒癮

前些時我看了電視上的一個科普節目，一位院士只用幾句話，就讓我明白了我一直搞不清的毒品的機理——毒品的成分是嗎啡，嗎啡本身並不是壞東西，它是藥，能止痛，也能給人快感。人體自身會生產內源性嗎啡，一是使人飲食男女後產生快樂，二是在人病痛時止痛。但有人為尋求額外的快樂，去吸食額外的嗎啡，而人體為了平衡嗎啡量，不但不再生產嗎啡，反而生產“抗嗎啡”。因此即使那人後來想不吸了，但時刻一到，抗嗎啡達到一定量，就疼得他不想活，於是他只能再補充嗎啡，並且還得遞增，直到中毒死亡。

原本是為了增加一些快樂，失去了控制，就掉進了魔窟。

語言好象也有類似的情況。

1958年鋼鐵放衛星，畝產放衛星，你放一顆，我就放兩顆，他再放三顆。語言也跟著加碼，有了豪言和壯語。

1958年9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的詩，謳歌安徽繁昌縣畝產衛星:“不見早稻三萬六/又傳中稻四萬三/繁昌不愧是繁昌/緊緊追趕麻城縣。”9月9日《人民日報》又發表這位科學院院長兼詩人的《筆和現實》一文，文章要求將詩更改為:麻城中稻五萬二/超過繁昌四萬三/長江後浪推前浪/驚人產量次第傳。郭院長驚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這確實證明，我們的筆趕不上生產的速度。果然，幾天之後，四川郫縣畝產達到82525斤。同日，廣西環江畝產達到130434斤。郭詩人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詩人”，把語言的革命浪漫主義劑量弄得過大了一點，搞得後來鄉下就死了一些人，不是嗎啡過量，是卡路裏不夠量——餓死。

語言的癮到了林彪，就到了頂峰。他先用了一個“最”字，一步到位，到了最高級。後來不過癮，加劑量：“最最”，把語言學家的眼鏡嚇得跌了下來。林彪他一個人講得舒服了，別的人就倒了黴。因為語言的劑量也是不能隨便減的，只能加。比如有人用了兩個“最”，別人就不敢再用一個“最”，以免被人家說成不忠。果然，後來沒多久，我就看見“最最最最”的巨幅標語。這時候語言學家已經沒有眼鏡可跌了——他因為不忠而進了牛棚，眼鏡早已在“坐飛機”的時候掉到地下，被人“踏上一只腳”，踩爛了。好在文革很快就結束了，不然真不知道要加到幾個“最”。不過加不加，反正都已經是世界之最了。

我們的語言戒掉了林彪的癮以後，開始好好說話。但可能有一些人腦子裏根本的東西沒有變，心癮難戒。沒過多久，在經濟領域、思想文化領域和其他一些領域，有人又犯起癮來——我買了一瓶汽水，上面寫著：“不含防腐劑”。過了不久，我又買了一瓶，上面寫著：“絕不含防腐劑”。於是我猜想先前那種不帶“絕”字的可能有防腐劑。

前幾天看見一幢大樓，身披巨幅標語:“真正寬頻，超值享受”。我立刻懷疑別的大樓號稱寬頻，可能到頭來還是用電話線上網。走了沒多遠，又見一幢大廈，赫然大字是“鐵定8月入夥”，讓人想到別的樓盤沒鐵定的入夥時間，可能有詐。

我家樓下有個面包屋，面包紙上總是印著：“絕對當天生產”。說明很多寫了當天生產的面包，不絕對。當然，也可能恰恰是這個店的面包不絕對。那麼，我信誰的呢？瓶裝飲用水更好玩，先是“礦泉水”，然後是“天然礦泉水”，後來是“優質天然礦泉水”，最近我看到“珍貴優質天然礦泉水”，相信不久就會有“極品優質天然礦泉水”。這樣的劑量已經不太合理了吧？搞到最後，所有的水我都不敢喝。

至於在思想文化領域以及某些日常活動中的比學趕幫超，我在這裏沒篇幅說了，反正一些文藝評論一篇比一篇劑量大，讓一些人看了產生欣快感，而讓另一些人渾身起雞皮疙瘩。一些思想理論文章，一些大會小會的發言和表態，調子一篇比一篇高，你革命我比你還革命，你積極我比你還積極，劑量輪番加，讓人鬧不清誰最革命、最積極，就像鬧不清誰的面包是當天生產的一樣。

一種語言要是離開吹噓、標榜、上綱、詛咒發誓、捶胸跺足，就無法正常表達意思，那正常的人也就不知道該怎麼說話，以及該怎麼做人了。我上學時有一門課叫《語言學概論》，一上來就學革命導師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革命導師的話我至今也沒忘掉：“語言是思維的外殼”。所以，我願意按導師的理論作一個推導:上述語言問題不僅僅是外殼的問題。或者，沒辦法，也加一個“絕”字，當然只加一個——絕不僅僅是外殼的問題。

發稿：2002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