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精神與去留之擇

還是在中學時，就對俄羅斯文學感興趣。在三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蘇聯作家中，一個是帕斯捷爾納克，另一個則是索爾仁尼琴。前者寫的是著名的《日瓦戈醫生》，對十月革命做深刻的反思；而後者所創作的則更是轟動一時的《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第一圈》、《癌病房》(《古拉格群島》是獲諾貝爾獎以後的作品)，大膽暴露蘇聯共產制度下的集中營生活。這些當時轟動西方的主要原因是其“政治題材”。第三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蘇聯作家是《靜靜的頓河》的作者蕭洛霍夫(得一九六五年文學獎)。對他的頒獎，可能體現了西方文學界對藝術性的評價；但即便如此，政治性還是不可抹殺的：小說極成功地描寫的是白軍，而不是紅軍。

帕斯捷爾納克寫完《日瓦戈醫生》(一九五五年)後，在蘇聯國內無處發表，手稿便傳到西方，繼而是出書(一九五七年)，造成轟動。當時東西方對抗強烈，“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故此，西方世界交口稱贊《日瓦戈醫生》之時也就成了小說作者在蘇聯國內倒黴之日：帕斯捷爾納克被立即開除出蘇聯作家協會，其他作品也再找不到地方發表。而當西方又進一步刺激蘇共的神經，於一九五八年向帕斯捷爾納克頒發世界最高文學獎時，作家竟接到本國政府的“最後通牒”：“若出國領獎，則永世不得回歸。”屈於政治高壓，且又不願意拋棄故土的作家，不得不在官方報紙上發表“鄭重聲明”，拒絕接受頒給他的諾貝爾文學獎。兩年後，七十歲的作家兼詩人在悲觀孤獨中、在生於斯長於斯的祖國去世；家園保住了，但卻給人們留下不盡的猜測與遺憾。

相比之下，索爾仁尼琴則有些桀傲不馴：從集中營出來後，借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開始的“非斯大林化”的“解凍”之機，開“集中營文學”之先河，大寫特寫政治犯，又參加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直鬧到蘇聯作家協會於一九六九年將其開除出去。但一九七零年作家即獲諾貝爾文學獎。雖未收到本國政府的“最後通牒”，但前車之鑒記憶猶新，故索爾仁尼琴也未曾出國領獎，然而他終究仍未逃脫被放逐的命運：一九七四年二月，索爾仁尼琴被逐，舉家西遷，先去西德，後到瑞士，同年十月，美國參議院授其“美國榮譽公民”稱號，索氏一家終定居美國。

也許是年輕氣盛，記得從西方有關材料中得知這一切時，筆者心中頗不以為然：不得歸有何不好，與其國內受壓，作品發表不了，真不如一走了之，到國外尋找知音。筆者心中甚至還將中共與蘇共相比：什麼時候中共能夠或敢於往外國放逐(而不是關起來或殺掉)持不同政見的人了，什麼時候中共就開明、進步了。“六四”後，確有一批精英(真假且不論)來到海外，但他們都不是被中共放逐的，卻是遭後者通緝而自己逃出來的。這當然不能算中共的進步開明，相反，這恰恰證明了中共專制的一貫性：可殺不可放(所謂斷草除根也)。此外，由於筆者本人亦旅居海外，又與其他海外學人多有接觸，才發現一個人的“家鄉情意結”竟是那樣“剪不斷，理還亂”，也才明白，放逐實在也是一種莫大的懲罰。

我們現在設想一下：倘若帕斯捷爾納克當初執意出國，到瑞典領獎，並在獎臺上發表一通措辭激烈的反共演講(既然後路已斷，只得孤意向前)，那麼他在人們心目中的印象當然會是另一種樣子，在當時亦可能造成某種巨大的“效應”，他也會因此而成為西方反共的一面大旗，或成為什麼“領袖”而風雲一時。但這一切都沒有、都不可能發生，因為帕斯捷爾納克並非政客，而僅僅是個詩人和小說家，他只想用他個人的視角來“不受蒙蔽地”觀察生活，而“獨領風騷”於他毫無意義。

說來話長，帕斯捷爾納克在蘇聯受壓，並非始於《日瓦戈醫生》封筆之時。早在三十年代，他就因發表作品“肯定具有崇高目的革命之必要性，但卻否定革命之暴力”而受到嚴厲的批判。作家只得轉而從事翻譯。(許多俄羅斯作家和詩人都諳熟幾種外語，所以，在“跟不上時代步伐”時，他們大都轉而從事世界文學經典著作的翻譯工作。政府在這方面一般是開綠燈的。帕斯爾捷納所翻譯的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在蘇聯已成為家喻戶曉的“名作”。)

肯定十月革命的“崇高目的”，但卻被其摧毀文化遺產的暴力所震驚，這是當時絕大多數“舊”俄國知識分子所共有的“時代病”。帕斯捷爾納克在《日瓦戈醫生》裏所做的，不外乎就是描寫這種歷史“情意結”——通過對“反面人物”(或中間人物)之人性加以同情渲染的手法。但這在當時是絕對被禁止的。於是乎便有了要境外自由之“天”，還是要家鄉傳統之“地”的選擇問題(這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懲罰)。對當時已六十八歲的老人來說，這種選擇是極端殘忍的。不得已，帕斯捷爾納克以東正教忍辱負重的精神，選擇了家鄉，又拒絕了諾貝爾獎。不論是他對蘇聯共產制度可能存有某種幻想也好，還是他實在不忍離開生他養他、給他文化遺產精髓、給他生活體驗、給他創作靈感的白樺林與黑土地也好，他的“留”保全了他視若生命的Russianness(俄羅斯屬性)，雖然在局外人眼中，這種委屈求全的做法，委實使得他的一切都大大地打了折扣。此外，在拒絕接受諾貝爾文學獎後，帕斯捷爾納克只活了兩年，這也使他得以避免了更多的歷史糾葛，同時又給歷史本身留下了足夠的深思、反思空間。作家兼詩人的墓前，敬獻的鮮花終年不斷。

如果說，留下的帕斯捷爾納克實際上只當了歷史與政治的消極的犧牲，那出走的索爾仁尼琴則更象是對生活的積極挑戰，盡管他是被放逐的，而不是自己主動拋棄祖國的。對於作家而言，脫離故土，失去滋養他的語言、他的情感的生活，喪失磨礪他的敏銳思想的特殊環境，這不啻於自殺。自一九一七年起，俄蘇作家中已有幾次流亡浪潮，但能忍受這比死亡還可怕的折磨而堅持創作、且創作水準日臻完善者，寥寥無幾。索爾仁尼琴便是這後者的最大最好的代表：在美二十年如一日，以堅韌不拔的精神增加修改《古拉格群島》不說，又創作了其篇幅數倍於號稱史詩的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的超長巨著《赤輪》(亦譯《紅色車輪》)，全面探討了共產主義在蘇聯的生成與發展。

也許有人說，正是西方的自由天地，才為索爾仁尼琴提供了新的視角以及研究禁區的種種可能性，使他有如此作為。故此他應感恩於西方。但引人註目的是，二十年前，索爾仁尼琴雖然接受了美國參議院授予他的“美國榮譽公民”的稱號，但那更多是為安家所迫：與絕大多數因各種各樣原由而加入別國國籍的同胞不同，索爾仁尼琴至今也沒有加入美國國籍。也就是說，在蘇聯政府剝奪他的公民身份又將他放逐西方以後，他一直甘當無國遊民(現代“蘇武牧羊”的故事？)。而且，來美不久，他就開始激烈抨擊美國，幾乎得罪光美國所有政界、法界、經濟界、知識界的頭面人物，深深表現出他那“持不同政見者”的稟性：持不同政見者走到哪裏都是個持不同政見者。

是什麼東西使得帕斯捷爾納克委屈求全以圖留國不去，又使索爾仁尼琴僑居國外卻又不領地主之情？另外，同為共產黨，為什麼蘇共(甚至俄國沙皇)有“膽量”放逐持不同政見者，而中共卻沒有？這恐怕不光是專制黨的問題，而且可能還有專制黨統治下的人民本身的問題。在有關蘇俄文學的評論中，可以經常見到象“俄羅斯精神”、“俄羅斯良心”、“俄羅斯性格”、“俄羅斯靈魂”等字樣。盡管有些東西方人對此大不以為然，甚至惡言相加，然而這些抽象的東西，又的確是作為一種實實在在的力量而被感覺到、而被如此稱呼的。它們是“實詞”，因為它們的內容是整整兩個世紀的燦爛文學，而俄國文學又是舉世公認的集哲學和宗教為一身的完美體現。但有誰敢大談特談什麼“中國精神”、“中國良心”、“中國性格”？聽過的倒是“中國特色”，但那至多是個“形容詞”，僅起修飾作用。而被修飾的實詞在哪裏？國人的“散沙”特點在柏楊筆下早已畢露無遺。散也，無中心凝聚力也，無內在精神主其外在言其行也。

在俄國人對“精神”之追求裏，始終貫穿著東正教精神。東正教傳統在俄國由來已久，而且它又始終與“拯救世界”的斯拉夫族的使命感密不可分。早在十六世紀初，就有“莫斯科乃第三羅馬”的思想深深地植根於俄國人頭腦之中。從此以後，這種思想感情一直是俄國人的精神依托和後盾，始終或隱或現地左右著他們的意識形態，直至發展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俄羅斯先知”。所以可以理解，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俄國知識分子一開始都興奮異常地歡迎十月革命，而一旦革命現出它那“催枯拉朽”的真面目後，很大一部分俄國知識分子對其便采取了“敬而遠之”的態度。一大批反思十月革命的文學作品應運而生，《日瓦戈醫生》僅為其中一部。當十月革命開始、內戰爆發後，去留的問題就深深困擾著俄國知識分子。多少人流亡海外，又有多少人終忍受不住異鄉孤獨寂寞之苦，而又回到共產專制統治下的故國。沒想到四十年後，《日瓦戈醫生》的作者，因寫了這段歷史而又面臨去留的抉擇，而且為了心中的Russianness而不得不做寶貴的人格犧牲。更沒想到的是，被迫去國整整二十年的索爾仁尼琴，竟有機會作為“先知”和“良心”重返故裏，為自己的同胞探尋拯救祖國、重創俄羅斯精神的道路。

帕斯捷爾納克的“留”表現了他對俄羅斯(而非共產政府)的“忠”；索爾仁尼琴雖迫走他鄉，但他至今不入他國國籍的做法，仍可視為他忠於俄羅斯的表現。否則他就不會現在回國。另外，在西方這五光十色的社會裏生活了二十年的索爾仁尼琴，處處嚴於律己，恪守他的東正教信念，道德上真正達到了無懈可擊的境界。所以，他亦有足夠的道德資本面對同胞而不理屈詞窮。

整整兩個世紀以來，俄羅斯文學都在塑造自己那信奉東正教的、純樸善良的人民的形象(也難怪索爾仁尼琴要坐火車穿越西伯利亞會晤百姓)：十九世紀的“斯拉夫派”自然是主將；但即便是否定俄國落後政治、經濟模式“西歐派”，也在心裏承認，俄羅斯人民在道德情感上，遠比知識分子純潔完美得多，乃是“凈土居民”，是真正的希望。而本世紀五十至八十年代的聲勢浩大的“鄉村散文”則更是將恪守東正教傳統的人民的形象推向完美的高峰(索爾仁尼琴也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勿庸置疑，這是一筆極有價值的精神財富，亦是抵抗西方金錢主義的道德精神之再生因素。這是一個民族的“根”。

而中國呢？我們有沒有帕斯捷爾納克，有沒有索爾仁尼琴？我們有沒有那藝術為之贊美整整兩個世紀的真正的道德傳統及其完美的體現者？為什麼我們總愛消極等待某個當權者的死亡，只是觀望由於開放而產生的另一極端上的弊端，而不去積極地創造比“共產主義教育”更切合實際的、更有道德價值、因而更永恒的精神文化？社會的物質繁榮，個人的生活自由，並不意味著有吃有穿便可為富不仁、見利忘義、為所欲為。無內在之道德律者，留非留，去非去，歸非歸。

何留何不留，胡歸胡不歸？三思也。

（轉載時，有刪改）

發稿：2002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