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裁專制下人權與政治的實際

人權，是不是政治？作為反對黨運動人士，必須把兩者的區別與關系搞清楚，才能夠有效地在中國推動人權改善和政治體制變革的工作。

國際人權準則主張的是個人的自由權利獲得保障，並沒有具體要求任何國家實行哪一種政治制度。這也就是說，在談促進中共改善人權問 題時，並不需要涉及改變中國政治制度的政治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尤其是在中共已經簽署了兩個人權公約的現實基礎上，在中國大陸開展人權活動要比開展旨在改變政治體制的“民運”政治活動有更多的空間。不過，這只是理論上的推測。

實際上，就由中共一黨獨裁統治的中國來說，中國大陸普遍存在的違背國際人權準則的行為，是由這個獨裁政府造成的。不但人權活動人士在要求中共改善人權狀況的時候，會發現只有將中共的獨裁制度改變為民主制度，才能夠真正讓人權狀況在中國得到改善，因此人權活動自然而然地參與到了民主運動之中，而且中共政府也把要求改善人權的活動，當作是挑戰中共政府的權利，動搖中共一黨專制政權的活動而加以制止和鎮壓。因此，將人權活動與民運的政治活動完全分開，並沒有現實的可行性。

以我的個人經歷為例，我在中國從來沒有想過卷入到政治活動中去。我所想到的僅僅是為非婚生的兒童爭取與其他所有兒童相同的權利。《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五條第二款指出：“母親和兒童有權享受特別照顧和協助。一切兒童，無論婚生或非婚生，都應享受同樣的社會保護。”無論兒童的父母如何違反了中國的計劃生育的有關規定，把非婚生兒童、超生兒童作為懲罰的對象，中共政府剝奪和限制非婚生兒童、超生兒童獲得相同的醫療保健、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就是違反了基本人權的行為。我希望政府改變這種違反兒童的基本人權的的政策，我並沒有要求中共改變政治體制，我的要求也沒有任何要求中共改變體制的含義。

從我的認識角度來說，我涉及的問題，是純粹的人權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但是，從中共政府的角度來說，這就是政治問題。因為在我將這一人權問題提出來之後，得到涉及切身利益的家庭的強烈呼應，成為人民集體要求政府改變政策的聲音。而獨裁專制的中共，不僅把改變中國政治體制的要求當作是政治反抗，把任何要求政府改變政策的行為也當作是政治反抗。中共當局對我所提出的非婚生、超生兒童的人權問題，當作是“引起社會動蕩不安”的政治問題對待，將一個局部的人權問題，當作是整個社會的政治問題來對待，這不由不得我來決定。於是，人權問題就成了政治問題了。

因此，在中共政府獨裁專制的統治之下，想將人權問題與政治問題分開，理論上說得通，實際上走不通。人權活動人士就是願意與政治劃清界限，中共政府卻不會這樣對待。於是，在中國大陸，人權活動只能與民主運動結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力量，在敦促中共在現行體制內本身改善人權的同時，應該把力量集中到結束中共一黨獨裁，實行民主的政治體制上。只有這樣，才能夠讓人的基本權利在中國真正得到改善和得到保護。

轉自“中國事務”

發稿：2002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