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橘北枳”－－關於人權的另一思考

或許是封建文化、專制思想的積澱過於“博大精深”了，，西方先進文化、思想、制度之橘一進入我五千年泱泱文明古國，立馬就成了枳、變了質。清朝末年，民主、科學進來，就變成了張之洞、李鴻章之流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只取科學技術，嚴拒民主政治；接著迎來的德先生、賽先生，到孫中山、蔣光頭手中，卻變成了“驅除韃虜”和軍政、訓政等怪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發展成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苦果；鄧小平引進市場經濟，原本是利國利民的大好事，卻因增加了社會主義的定語，變成了市長經濟、權力經濟，成了滋生腐敗、助長邪惡的沃土……

而我們的理論家、政治家也太富於“創新”精神了。還不會走就學飛，還不能說就要唱，剛學了點皮毛，還沒弄懂咋回事，就忙著去豐富、完善、發展、“理論創新”了，結果，在學習別人的好東西時，總是去其精華，取其糟粕，化優為劣。變正為歪。口頭上哭著喊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立足實踐，前瞻未來，尊重規律，開拓進取，事實上卻是一味地僵化保守、因循守舊、脫離實際、落後時代、違背規律、作繭自縛。人間好話佳話說盡，世上傻事醜事做絕。

對於民主制度、人權觀念，也是如此。

兩百多年前，西哲孟德斯鳩與盧梭為民主奠下了思想基礎，西方各國的政治體制至今未超出其劃定的範域。在我們這裏，民主轉變為“真正的”、“更高的”社會主義民主，與國家利益、人民革命、無產階級先鋒隊等等更為宏大而摸糊的實體或概念結合後，搗成一團漿糊，最初的民主學說就變了味，成了一種權力學說、鎮壓學說，成了專制政權的得力武器。

什麼是人權，《世界人權宣言》早已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方面寫得清清楚楚、詳詳細細，包括自由權、法治權、遷徙權、避難權、出國回國權、國籍權、婚姻自由權、財產權、思想、宗教、言論權、集會、結社權、社會保障權、工作權、擇業權、就業權、報酬權工會權、受教育權等等。人權的權力主體是每個人。

到了我們手中，又要創新了。“中國政府和人民從自己的歷史和國情出發，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長時期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經驗，在積極參與國際人權領域中的活動和對外人權鬥爭中，將人權的普遍性與中國歷史、文化和現實的特殊性結合起來，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人權觀”。

而且創新出了什麼“集體人權”。“中國認為，人權包含個人人權和集體人權兩種形式。個人人權的主體是個人，集體人權的主體是民族和國家等”，而且裝腔作勢地指責：“西方往往否定集體權利屬於人權，認為人權就是個人權利。西方近代資產階級在提出人權觀念時，把人權僅僅看成是個人權利。這種人權觀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對於把個人從宗教神學的桎梏和封建專制禁錮中解放出來，確實起到過進步作用。但是，隨著歷史的發展，特別是國際人權理論和實踐的發展，集體人權的新概念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在這種時代背景下，仍不承認集體人權，這無疑是同國際人權公約和人權發展的現實背道而弛的。實踐證明，西方人權觀把個人權利同集體權利絕對對立起來，既不符合現實狀況，也不利於發揮國家在維護人權方面的積極作用”。（以上文字據中國人權網站）。乍聽起來，似乎我們比西方享有更豐富、更高級、更全面的人權似的。

令人耽心的是，這樣一來，人權由個人的、實際的一變為“真正的”（據說資本主義人權觀是虛假的）社會主義人權，再高跳到集體人權，集體人權再與國家、主權、人民、民族、三個代表相結合，最後悄悄地成了某種反人權、反人性、反文明的專制工具。人權雲乎哉。

〔轉載自《民主論壇》；http://asiademo.org/gb〕

發稿：2002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