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賓雁：尋找共產黨

八十年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曾以各種方式尋找過中國共產黨。下場各有不同。張志新是一個特例：已經有十幾年黨齡了，還要“找黨”。那是我1980年在她的擋案裏看到的。不管審訊者問她什麼問題，她老是說：“我要找黨”，“我要找黨”……精神已經不正常了，但這四個字內心獨白卻並不錯亂。她對於那個黨的懷疑，從1957年反右派運動就開始了。現在她成了反革命，就因為文革使她認清了毛澤東，知道這個黨走到邪路上去了。“她找黨”的結果是找到了死亡。

問題是當張志新被割斷喉管的時候，還有那麼多中國人敲擊黨的大門，要求加入。那是一個中國特有的、很值得研究的現象：五十年代以來，為什麼有那麼多中國人非要加入共產黨不可？年年寫申請，月月寫（思想）匯報，到了如醉如癡的程度。1986年，成都和重慶各有一位中學女教師被批準入黨。那是多年夙願，應該是大喜事了吧？可是兩位老人回到家中，卻不謀而合地都對兒女保起密來。因為她們心中有數，兒女的反應必是“這都什麼時候啦，你還入那個黨！”那確是當時青年中間相當流行的輿論。
但是又過去了十幾年，那個黨已經腐爛得面目全非，還在首都創造了殺人的歷史紀錄，現在大學生中入黨居然又成了熱門！黨永遠在“成長，壯大”！可怪就怪在黨在“不斷壯大”的過程中，又同時在不斷萎縮，退化。六千多萬黨員，十幾年不交黨費、不開會的占多數。又有多少不認為自己是黨員，不記得自己入了黨，寧願自己當年沒入黨，或者已經事實上退了黨的呢？

1989年以來，世界上有十來個共產黨已經喪失了政權，中共獨安然無恙。誰都知道，它那政權是靠政權本身維持著的。這個黨實際上也就是一部國家機器了。沒有軍隊和警察，各級政府還能存在幾天？而沒有黨政官職帶來的各種好處，又有幾個人還願意做黨員？沒有國庫的銀子，各級黨委恐怕連一個月的水電費都交不起。

我說“尋找共產黨”，一個意思是：共產黨的主體已經只有幹部，不當官、不吃俸祿的黨員已經不多了。第二，真正執著於其黨籍的黨員，有兩種。大量的，不是進了牢房、尚未殺頭的貪官，就是已經被“雙規”或者可能被“雙規”的官員。但在另一個極端上，也能找到珍惜其政治身份的共產黨員，他們想盡其所能地減輕些百姓的痛苦。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人類”。這後一種人今天是太難了。一個幹部若要保住清廉，不但要頂得住各種誘惑（臺灣商人最近為“包二奶”事辯解時說，“在大陸，女人就往你懷裏掉！”），還要頂住各方面的壓力，上級、下級和老婆孩子都把你朝相反的方向推。難免要得罪人，遭人猜疑、嫉恨，那就說不定有職業殺手等著你呢。

中國共產黨從來是由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組成的。光說知識分子和農民兩大來源，還不夠確切。知識分子中也有康生、陳伯達這類惡人；農村出來的，也有胡耀邦、黃克誠這樣的好人。界限也許在：是從愛還是恨出發；是為他人謀解放，還是只圖個人翻身、發家和掌大權。王震和李先念是後一種人的代表。對中共不幸的是，後一種人總是得勢，總是吃掉前一種人。但是沒有前一種人，中共能維持其統治到半個世紀又是不可想象的。
到了八十年代，這種人就成了改革派。幾年前國內一家報紙就提出個問題：改革派怎麼不見了呢？在倒還在。如今，趙紫陽在軟禁中安度晚年。鮑彤在事實上的軟禁中飽讀群書。田紀雲孤掌難鳴。朱厚澤，胡耀邦真正看對了的一個人，中宣部最好的一個部長，知識界目為中國未來的戈爾巴切夫的，在兩次被罷官（胡下臺，他也下了。不久被趙啟用為全國總工會實際上的一把手，半年後又罷官）後，作了一陣國土工作，許是已退休了。鄧小平遲遲不走，完成了最後一大貢獻：把很多尚能有所作為的人不是拖老就是拖死了。但是共產黨人多也有多的好處，畢竟還是有抱定革命理想入黨、幸免於歷次清洗而又出淤泥而不染的人在。他們勉力而為，尚能維持管下的一小塊凈土。

黨內的好人，忠於理想的人，從來都被視為異類，一一予以清除，卻又老是除不幹凈。八十年代以來的一個新趨向是凡因政治原因被打倒者，反得到民眾更大的支持。這本來是一個很好的勢頭，可以鼓舞人去同黑暗勢力作鬥爭；黨的領導人有遠見的話，本可借此潮流扭轉中共歷來的痼疾，使正氣得以擡頭。湖南嶽陽市副市長殷正高，八十年代末期搞了一點政治改革---讓市政府各局領導定期在電視上接受民間代表的質詢，使那些官員很難堪。殷又因揭露市長貪汙惹了麻煩，結果是被借故撤除了副市長的職務。想不到被激怒的市民湧上街頭，兩三千人連續示威，要求殷正高復職。此事發生在1988年年底，為建國以來所未有，成了幾個月後天安門運動的先聲。若不是“六四”的話，殷正高多半也就勝利了。但是重要的恰是：殷正高雖未復職，仍然是一個勝利者，因為自那以後，擁殷運動匯成強大潮流。一方面，殷正高從商，人們紛紛給以協助，同時不停地要求他官復原職，力量強大到一個新市委書記上任前竟把殷的復職作為一個前提條件。但在舊勢力抵制下終未成功。這已是九十年代中期的事了。

這個故事證明，江澤民無意改變毛、鄧時代的與人民意志背道而馳的一貫路線。而正是這條路，把中共引向今天的頹勢和已經在望的敗局。

無論從組織上或思想上說，當年的中國共產黨已不復存在了。真正的共產黨員，不是已經出局（很多人在八十年間已被殘害），就是心存異見，已經或正在另覓他途。中共對中高層離退休幹部的收買政策和整個社會的腐爛、衰頹氣氛，使一些本可有所作為的人也退縮不前了。九十年代是繼文化大革命後中共的第二個解體過程。俄國變天之後，還有幾個共產黨，在議會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共繼續衰敗下去，一旦政權易手，人民要作的第一件事，就會是“尋找共產黨”，不過這一回將不是投靠，而是算賬了。單是“六四”和鎮壓法輪功這兩筆帳，它就難以招架。每一個共產黨員，特別是吃俸祿者，恐怕至少在道義上不能不分擔一份責任。至於滿朝文武，更難辭其咎。到那時，中共在中國政治舞臺上還能有多大影響力呢？有理想、有抱負的共產黨員，恐怕現在就該考慮如何同江澤民集團劃清界限，另立門戶了。不會對所有共產黨人復仇，那是絕對不可取的。但罪犯例外。羅幹之流要犯，逃到天涯海角也未必安全。海外遍地皆是的中外法輪功學員，頭一個要“尋找”的難道不就是閣下嗎？不過也不是毫無出路。改邪歸正，今日亦未為晚也。

發稿：2002年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