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大軍：註意中國經濟的畸形發展對市場機制負面影響的分析（上）

一、“樣板戲”戰略與外向型經濟

今年3月20日，整個中國北方的天空黃塵滾滾，歷史上罕見的一場沙塵暴席卷中國。4月6日到4月8日，北方地區又是狂風大作，西風浩蕩，天空連續三四天黃塵彌漫，地面飛沙走石，人民飽受風沙蹂躪之苦。遭受風沙侵襲的已不僅是西北和華北地區，連東北的沈陽、長春、哈爾濱、山東的濟南也整個地被籠罩在沙塵襲擊之下。

這是一個不祥的征兆，生態災難已經在人們的不知不覺中降臨。這也是中國生態惡化的表現，不均衡發展的例證。今春連續發生的沙塵暴已經明確地告訴我們：中國的生態環境也象社會環境一樣，已經發生了嚴重的兩極分化，沿海一些富裕地區建設得花團錦簇，如花似錦，西部地區的生態環境正在日益惡化。

種種跡象表明，周期性的沙塵暴以及嚴重幹旱將成為中國北方的一個新現象。今年北方的旱情就相當嚴重。北京市一冬天僅下了一場雪。入春以來，不僅一場雨沒有，而且溫度奇高，3月初就出現了20多度的熱天氣，3月31日氣溫竟然達到28.8度，創下百年來最高記錄。這種怪氣候我來北京20年了也第一次見到。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除了人類活動，沒有別的原因。農村的農牧民們不斷破壞植被，城市裏大興土木，光蓋房子不植樹，到處是水泥和柏油的硬化路面。從飛機上俯瞰北京，只見一片水泥樓房的叢林。加上無數天然氣和電力的燃燒，整個城市就象一座大火爐。如此大規模地改變地表，豈能不引起氣候變化。

目前，一些中國城市經濟建設高歌猛進，最突出的要數北京、上海和深圳這三個城市。大量資金聚集這些大城市，其發展水平已經接近甚至在有的地方超過了發達國家的城市水平。但在中國城市高度發展之際，一些鄉村和邊緣地帶卻在衰落，全國沙化面積每年以3萬平方公裏的速度增長，生活在這些地區的人口的生活質量正在下降。

中國自50年代建國以來就奉行重工業優先的趕超戰略，當然，這種戰略是由當時的冷戰歷史背景形成的。改革開放之後，以犧牲農村向城市傾斜的發展模式基本未變，並且在市場經濟的體制下，變本加厲，城鄉差別繼續拉開。與改革開放前30年不同的是，以前是將人力物力資源投入到軍事工業，而這些工業大多在內陸地區。80年代後，資源的配置向沿海大城市集中，深圳、上海、北京、廣州、大連等城市都高度發展起來。一些先進的大城市成了中國發展的“樣板”和表征。

國家統計局最新統計資料顯示，2001年中國工業體系主要靠五大地區和六大行業來支撐。五大地區是廣東、江蘇、山東、上海和浙江，這五個地方的工業增加值總量合計13088億元，占全部工業增加值比重達到48.5％，接近全國一半。六大行業是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電力行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冶金業和紡織業，它們實現銷售額合計38761億元，占全部工業銷售額的比重為42％。而擁有70%總人口的農業產出僅占GDP的不到16%，以70%的人口經營16%的GDP，可見中國經濟的高度聚集性和巨大的落差。

與此相反的是，邊遠地區必然受冷落。90年代之後，中國農民收入進入長期的低增長。這就使中國的經濟出現了這樣一種情況：高歌猛進的城市經濟發展到一定時候，出現了生產過剩，大量的產品積壓賣不出去。而農村人口因貧困卻沒有消費能力。這種情況與馬克思的生產過剩理論沒什麼區別。目前的生產過剩就是窮人沒錢消費，富人有錢無處花，逼得國家旅遊部門又開辟了中東埃及等國新旅遊航線。消費外國的旅遊產品已成了中國富人的新時尚。

“樣板戲”發展戰略必然引來“外向型經濟”。外向型經濟的實質就是國內市場已經飽和了，在生產能力過剩的情況下只好向海外國際市場開拓。在這種政策導向引領下，國家集中資源向外向型企業配置。許多企業也苦於國內市場狹小，拼命向外發展。例如，中國的家電企業目前就處在這麼一副狀態。有些企業專做國外市場業務，不願做國內市場。因為國內市場一是秩序混亂，二是利潤微薄。越窮越落後的地方，越沒有企業去光顧。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才提出了“開發大西北”的發展目標。分析後可以看出，“開發大西北”戰略實在是政府一種不得已的調整資源配置手段。

今年三月下旬在北京召開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專題研討會”上，許多外國專家對中國提出了寶貴意見，世界銀行的副行長南卡尼提醒中國：“要把國內發展放在第一位”。經合組織經濟部副部長安德魯•迪安建議中國要優先考慮三項改革，第一項就是進一步改善資源的利用效率，從而使中國能夠更好地發揮其生產潛力。經合組織的一份中國問題研究報告提出：中國需要解決的四大主要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解決大量失業以及重新配置資源的問題。

這些建議和研究應該被看做是對中國經濟偏斜發展的糾正。非人本和漠視民生的非均衡“樣板戲”發展戰略不僅某些中國人就是許多外國人也已經看得很清楚。但要想放棄這種發展戰略並不容易，一是城市人不願降低已經擡高了的生活水平，二是市場經濟的牟利機制更是將資源配置集中到有利可圖的發達地區。今天要想放棄這種發展戰略，就象讓水倒流的一樣不可思議。下面讓我們更深入地看一下市場機制給中國社會帶來的一些負面影響。

二、市場機制加劇人際差別

趕超戰略擴大了中國的城鄉差別，改革開放後引進的市場競爭機制，又擴大了中國社會人際間的差別。所以，今天的中國不僅存在著巨大的城鄉差別，更出現了巨大的貧富差別。市場機制之所以在中國這麼快就產生了貧富效應，關鍵是市場機制結合了中國社會特有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即特權壟斷的政治文化和傳統的計劃經濟管制制度。市場機制+特權壟斷+不平等競爭＝貧富差別。

我們應當承認，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的競爭機制和進取精神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巨大的活力，使中國經濟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這是市場機制的正面作用。但任何事物發展到極端都有它的負面效應。20年來，中國經濟正在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即從計劃經濟時期的不講效率和效益走向極度的惟利是圖。不僅企業這樣做，連政府制定的產業政策也表現得不遺余力。這種傾向的結果使大批人在競爭中被淘汰，淪落為社會的邊緣。清華大學的社會學家孫立平教授在法國訪問時，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圖海納這樣描述過法國：“過去的法國社會，是一種金字塔式的等級結構。在這樣的一種結構之中，人們的地位是高低不同的，但同時又都是在同一個結構之中。今天，這樣的一種結構正在消失，變成了一場馬拉松，每跑一段，都會有人掉隊，那些被甩在靠後一點的人，已經不再是社會結構中的底層，而是處在了社會結構之外。”

中國的社會目前也正在展開一場馬拉松，徹底無望的落後者越來越多。市場經濟的牟利機制和效率機制將一些弱者毫不留情地甩在了後面。留給他們的不僅是生活的苦難，更多的還是心理的失衡。一些不甘落後的人只好鋌而走險，這就是為什麼這些年裏中國社會的犯罪案件逐年增多的原因。在一個“笑貧不笑娼”的經濟制度和人文環境裏，人們只能更看重金錢和財富。最近，社會對誠信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並提出了“以德治國”的口號。但人們很少看到社會喪失誠信的深層原因是什麼？是優勢企業“贏家全得”的遊戲規則，是殘酷的市場競爭和金錢追求，是缺少人文關懷的市場經濟體制。在這樣一種制度下，將有打不完的假，無窮無盡的非誠信。否則，相當一大批中國人將無事可做，難以生存。

不僅許多中國小企業和個人的行為如此，連國家的大企業也在這種優勢企業“贏家全得”規則下被逼得不得不大肆仿制和仿造。前幾天“經濟半小時”節目就報道過玻璃行業仿制外國名牌產品的現象。連福耀玻璃這樣的大上市公司老總都在電視鏡頭前承認前幾年的確有打外國品牌的做法。至於說制藥行業，《中國經濟時報》3月28日的一篇文章報道說，包括中藥在內，目前我國生產的全部藥品中，自主開發的新藥僅占3%的比例，余下的97%均是仿制藥品。我國有自主開發能力的制藥企業沒幾家。

這種大肆仿制和假冒現象，從根本說是一種競爭機制導致的結果。不這樣做，中國相當一大批企業和員工將陷入破產失業境地，發展中國家也難以享受發達的工業文明和獲得發展。所以，我們看待社會中的表象要從本質上看問題。仿制和假冒行為就是向優勢企業爭飯碗，就是為了打破“贏家全得”的遊戲規則，從而使社會能均衡一些發展，人際間差距不至於拉開太大。

即使這樣，中國企業間的殘酷淘汰已經使地區間、城市間、人際間拉開差距。今年3月底我在河北石家莊市開“藥都”論證會，市長臧勝業痛切地說，我們之所以集中力量發展藥業，是因為石家莊市的其他產業都垮掉了。石市以前搞過洗衣機、電冰箱、摩托車，但到今天一個都沒保住。石家莊以前還是一個紡織業大市，有10多萬紡織工人，但現在已經一蹶不振。這是中國省級大城市的情況，產業分化已經非常明顯。至於一些地區的縣級產業，被淘汰得更厲害。80年代還興起一波鄉鎮企業，現在不僅連這些鄉鎮企業，連原有的縣級企業也都跨掉了。象河北省的張家口市，甚至找不出一個景氣的企業，城市財政已經十分困難。

三、牟利機制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在今年3月份的全國人大政協會議上，有代表對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發出了尖銳地批評，原因是這些專家只註意GDP的增長速度和企業贏利水平，對中國人民對生活的滿意程度全然不顧，心中沒有民生觀念。但這種聲音是微弱的，因為占據中國經濟學統治地位的還是西方經濟學。正是這種市場傾向，使中國經濟出現畸形發展，譬如，中國是個連民間銀行都沒有的國家，在商業銀行機制根本未走上市場化之際，股市便奇異地發展起來。不想辦法如何改革現有的銀行，而偏好發展證券交易所。看看這些年裏全國各地冒出多少證券交易所！南方證券公司在北京所開設的一個證券交易所就設置在北京最豪華的寫字樓東方廣場裏面。可見資本市場湧進了多少資金，冒出了多少富人！多少市民每天擁擠在股票交易廳裏，炒來炒去，整個社會投機風氣盛行。中國的實物經濟才發展到一個初級工業化階段，金融證券業的資本市場就攆上了西方先進的發達國家。

跟著虛假繁榮的還有一些增加值極高但安排就業能力極低的第三產業。凡是能投機的領域都飛速發展了起來。大量資金從實業經濟遊離出來，進入能通過投機獲取暴利的領域。在這樣一種牟利機制下，中國的資金被從那些微利部門的第一和第二產業中最大限度地抽了出來。從80年代起，農村流出的資金就大於流入的資金。最近幾年，在銀行系統加大金融風險管理的情勢下，資金更加向上集中。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松奇先生在文章中寫道：“在銀行不良資產比重畸高且中央銀行又將不良資產比重下降作為各商業銀行業績考察指標的情況下，四大銀行都產生了兩種現象：一是存款資金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產生‘虹吸效應’，即自動向上級行大比例集中，二是在貸款資金支出上產生‘擠牙膏效應’，即基層行貸款權被大幅上收，層層授權後，基層放款權越來越小。這兩種效應交互發揮作用後，就產生了一種現象：四大銀行在資產運用上傾向將資金較多地投向安全的債券市場或同業拆借市場。”實際上這裏還要加上一個資本證券市場---股票市場。2000年的中國股市暴漲就與大量的銀行資金湧入有關。

表面上看，虛假繁榮的金融證券等第三產業給政府帶來了可觀的稅收和利潤，但長期以往，服務性的投機領域和第三產業過度繁榮必然過多地占用生產部門的發展資金，嚴重損害實物經濟進一步擴大再生產的能力。其結果將扭曲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妨害經濟資源的充分利用，造成社會就業的減少和有效需求不足。

即使是在實物的物質生產領域，牟利機制也使市場的競爭和重復建設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狀態。以玻璃行業為例，1999年下半年以來，在已批準的13條生產線之外，又冒出了26條生產線，全是地方越權審批和企業自行建設的。其結果，2001年的前11個月，全國玻璃庫存增加67%，每箱價格65元，同比下降了10元，全行業凈盈利下降了52%，近1/3的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虧損。競爭機制的浪費也是驚人的。

在這裏，我們要清醒地了解市場經濟實質，它是一種最大限度獲利的牟利機制，它能將資金和財富從社會各個角落調動出來，湧到獲利最多的經濟部門。說到底，市場機制是一種抽血機制，它將一個肌體的血液從毛細血管抽出來，最大限度地湧到心臟和大腦，最後使這個人患腦溢血和冠心病。目前，從上到下，整個中國社會裏充斥著這麼一種牟利機制，最後只能出現巨大的貧富分化和城鄉分化。不從社會觀念上引起重視，不在制度上加以調整，僅靠財政轉移支付手段，是解決不了差距問題的。

在環境問題上，市場經濟的商業文化與環境保護發生著巨大的沖突。市場經濟的商業原則是鼓勵消費，而中國當今環境的現狀是要求節約資源，防止生態環境繼續惡化，這兩種趨向完全背道而馳。西方經濟學的核心就是高效生產，刺激消費，最大限度地牟取利潤，而中國這種生態環境惡化的國家如果引入西方國家的刺激消費文化，只能加速中國的資源枯竭和環境惡化。

四、富人問題與負作用

中國經濟增長逐年下降，連續幾年出現通貨緊縮，主要原因是內需不足。內需不足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出現了收入差距和貧富差別。相當一部分的國民收入被少數富人所擁有，一批國民收入相對不足。由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以及共產黨執政，這種國家制度和意識形態往往會限制富人的消費，因此，當今很多流入富人腰包和貪官腰包的資本成為沈澱資本，一部分灰色收入更成為死資金。這是導致當前中國內需不足的的一個重要原因。並且，社會上的貨幣總是短缺，盡管貨幣發行量很大，M2的增長率連年超過GDP與通貨膨脹增長率之和，但社會消費依然乏力。說到底，這是市場經濟與傳統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深層矛盾在作怪，這一矛盾今天已經表現得越來越明顯。

舉例說，沈陽市長慕綏新的貪汙額為1300萬元，副市長馬向東的貪汙額高達2000萬元，廣西原自治區主席成克傑的貪汙額為4000萬元，原港澳國際公司的董事長李耀祺在職期間貪汙公款1244萬元，港幣137萬元，夥同他人貪汙公款4900萬元，到底他一個人貪汙了多少，搞不清楚。深圳市原副書記王炬個人貪汙2000萬元，利用職權讓其子女貪汙5000多萬元。如果將這5個人侵吞的社會公共財富加起來，那就是將近2億元。2億元是個什麼數目呢？按每個農民人均年收入2000元計算，2億元便是10萬個農民一年的收入。如果將這筆錢放到10萬個農民手中，將會對中國經濟產生什麼影響？那樣的話，中國會出現內需不足嗎？而放到貪官手中，資金必然被沈澱下來。當前中國社會有多少這種沈澱資金？估計至少在3萬億元左右。這就是中國當前銀行存款居高不下、存貸差高達3萬億元的原因。

還有個體私營企業主的問題，如果私人資本家不花錢，那麼他積聚的資本也無法在經濟中發揮效用。這幾年由於市場飽和，無好的投資項目，民間投資一直處在低增長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利潤越高，對社會消費越不利。高利潤導致消費者失去更多的消費能力。

現在，讓我們對富人問題進行一些分析。我們的社會目前正在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文革時對富人是徹底批判，仇恨有加，改革開放後對富人問題是緘口不言，好象生怕得罪了富人。但如果仔細分析社會的貧富變化，就可發現有些富人的致富往往是建立在對窮人擠壓的基礎上的。社會上的財富就這麼多，當增量不增加時，存量在分配上發生變化，就要導致富人對窮人的擠壓。一部分人富起來，另一部分人就要窮下去。如果說中國富人的財富都是經濟發展中的增量部分，那麼富裕的人們對另一些不富裕人並不產生影響。並且富人還可以帶動其他不富裕的人共同富裕。象浙江蕭山萬向集團的魯冠球、東陽橫店集團的徐文榮都是這種現象。但前面講過的馬向東、成克傑等人的致富就是擠壓別人型的富裕。這種富裕只能導致另外一些人的貧困。

富人對窮人的擠壓還表現在社會發展上。譬如當一個城市中有車的富人多起來後，交通管理部門便要增加道路護欄，修高架橋，但增加了這些設施後，便要影響那些無車人的行走方便，更因為道路的擁堵，影響公共汽車的運行速度。保護富人傾向還表現在城市對汽車和摩托車的規定上，現在全國有70多個城市限制摩托車在市內行駛，而對汽車沒有任何限制。

這裏我們可以反向思維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假如限制汽車可以使多少摩托車上路？為什麼不限制汽車反而限制最大眾化的摩托車？這種政策到底是為誰服務？說到底是為少數人服務。這種限制是典型地保護有車的富人和官員，歧視只能騎摩托車的平民和窮人，是典型的窮富人權利不平等。表面上看來是保護城市的交通和空氣環境，其骨子眼裏是一種身份歧視，是缺少平等權利意識的表現。所以，一個社會要重視富人對窮人的擠壓影響。特別是政府制定的一些政策要考慮到這種影響。

當前中國社會最大的問題是一些富人對窮人熟視無睹，毫無責任感。伴隨著市場經濟機制的是自私自利思想和極端的個人主義和享樂主義在社會上蔓延。如果一個社會只是為了掙錢自己享受，那麼這個制度就十分可悲，就值得懷疑。特別是在生態和環境危機已經十分嚴重的情況下，許多中國人仍在極力追求所謂的現代化物質享受，這種“商女不知亡國恨”的發展早晚要帶來生存災難。如果按當前這麼一種思路繼續發展下去，結局將很明顯，那就是一批先富起來的人與國際接軌，最早實現了資本在國際間的轉移，成為發達國家中的一員。剩在國內的將是被淘汰下來的貧困弱質。

因此，中國經濟發展到近幾年不得不依靠發行建設國債來刺激經濟，在一定程度上源於這一社會深層的原因：貪汙腐敗+資本主義。為什麼要給資本主義加上一條罪狀？我這裏講的主要是一種逐利機制，市場經濟的制度就是最大化的追求利潤，其結果導致社會貧富分化，少數人可以攫取比多數人多得多的財富。當這些富人消化不了這些財富時，這個國家的經濟就要衰退。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國債還要繼續發，再發5000億元都是有必要的，但積極財政政策目標必須明確，那就是應將國債放在縮小城鄉二元差距上，放在扶弱濟貧、縮小中國社會貧富差距和生態環境治理上。特別是要花到農民身上。

發稿：2002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