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大軍：註意中國經濟的畸形發展對市場機制負面影響的分析（下）

五、公民缺少平等的發展權利

當前的中國，一種拜物教和金錢崇拜不僅滲透在國民的意識裏，更表現在國家的法律和政府的政策規定上。這是很危險的一種現象。舉例來分析，北京前不久制定了這麼一個規定：凡是納稅額超過300萬元的工商業主，可以將自己和家人的戶口由外地遷至北京。但對普通的北京公民來說，如果要把外地配偶的戶口遷至北京，需要投靠人[註意：還不是被投靠人]的年齡滿45歲，結婚必須滿10年。兩個條件同時具備了，才可能將妻子或丈夫的戶口遷至北京。如此對比起來，就看出了財富的作用。

通過這件事可能看出，中國公民所享有的發展權利是不平等的，不是一視同仁，而是有區別對待，而這一區別的主要因素是看你有沒有錢。這樣一來，沒錢人就更艱難生存了。弱者本來在社會上生存就不容易，政府再制定一些歧視性政策，那麼，弱者就會更弱，強者只會更強。這就是我們中國當前的發展邏輯：“錦上添花”，“優勝劣汰”。政府的政策不是扶弱濟貧，雪中送炭，而是“馬太效應”。這可能就是受達爾文主義競爭淘汰思想影響的結果。

政府的公共政策裏面如果滲透了嫌貧愛富的意識，按這種邏輯發展，其結果就是在中國分化出一批新貴，制造出一批極貧。最近，北京電視臺《記錄》欄目播放了湖北荊州市一個退休工人家的生活，這對年紀六七十的老夫婦僅靠300元錢的退休金生活，還要養活一個殘廢的兒子和一個上四年級的10歲孫女。於是，只好在家中養豬掙錢。一個城市居民在家中養豬，可以想象其環境衛生怎樣，連殺豬的人都嫌他家裏臟。然而正象白居易《賣炭翁》當年所寫的，養豬的人反而吃不起豬肉。

中央電視臺《老年》欄目最近連續播放了一對張家口老人進京打工的故事。每月三四百元的收入，還要撫養一個七歲了的呆傻孫子。這家人的夥食整天就是自己搟的面條，冬天淹上一缸鹹菜然後吃一冬。看到這些電視節目使我回想起60年代那些的生活困難的歲月。但今天的中國仍然有大批的人在這樣生活。

但是，就是在這樣一個大多數人還未摘掉貧窮帽子的國家裏，一些發達大城市的市民們卻在“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看看北京電視臺“房地產”欄目那些家庭裝修節目，極盡奢侈豪華之能事。以新新家園的一個四室兩廳三衛戶型，總面積250平方米，購房價大約需要200多萬元，裝修價大約需要三四十萬元，再加上家具，一個富人購買這樣一套房子至少需要花消300萬元。當然，這樣的房子比起郊外五六百萬元的高級別墅還差得遠。如果這些富人稍稍節省一點，撥出一小部分財產給那些中國窮人，中國經濟和生態環境就會好得多。

現在要提出這樣的問題：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錢多了是不是就可以不加限制的揮霍浪費？一個三口之家居住幾百平方米的大房子不是浪費嗎？在土地資源如此緊缺的國家，能允許富人如此浪費資源嗎？在去年的人大會議上，曾有一位人大代表提議案：中國要立法規定中國公民居住空間的大小。這種議案提得很好，應當提出來讓社會來討論。中國公民應樹立環境危機意識，擯棄過分追求享受。

六、對勞動力閑置渾然不覺

目前在金融證券業，譬如在剛成立的幾家開放式基金機構，幾個人或十幾個人就占有幾億甚至幾十億元的資金。大量的資金聚集證券業，不斷炒高股票和房地產的價格，存量資產不斷換手，從GDP的統計數字上看，經濟增量似乎在不斷增加，但實物經濟並沒有變化，沒有帶來物質資本的真正形成和實際財富的增加，更沒有就業的增長。這種虛假的繁榮和數字，一旦出現股市或房價下跌，社會的財富便會急劇縮水，金融危機和銀行不良債務便會大量出現。嚴重的話會導致銀行資金鏈條斷裂，引發金融風險。2001年的中國股市的情形便是如此。上海股指跌到1300點時，緊張氣氛已經出現了。

中國目前有多少領域急需資金，如果把在股市上投機炒做的資金用到一些實物部門，一是可以實實在在地增加中國社會的就業，二是可以改善和提高一批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但市場經濟的牟利機制已使當前的中國企業變得惟利是圖，麻木不仁，責任心和良心日益淪喪。看看2001年股票市場上冒出多少企業挪用資金的事情，廣州的三九集團甚至將20多億的上市公司的專用資金挪做他用。從這些活生生的事例中可以看出，中國企業的道德和責任感正在下降。不管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到處是遏止不住的欺詐和墮落。今年的人大會上，呼喚誠信成了社會的最強音。

相比之下，失業和待業現象與日俱增。前不久我在家鄉山東蓬萊的村莊裏驚訝的發現，到處是一群群打麻將的人，有些完全是整壯勞動力。在一些城市，也可以看到大批下崗職工消磨在股票交易廳或某些地方。據統計我國的不充分就業率是31%，全球是33%左右。歐洲一些國家的失業率高達20%，相比之下有人認為中國的失業問題似乎並不嚴重。但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是相對貧困落後的國家，必須充分利用社會的富余勞動力。怎麼能拿世界的平均數或發達國家的數字去比擬呢？因此，那些認為我國失業率和不充分就業率不高的人忘記了中國的國情。

今天的這種情況使我想起小時候經歷的生活，那是1958年的冬天，我生活的山東膠東半島上的那個小村莊沒有一個壯年勞力待在家裏，大人們都被調到工地上建水庫去了。盡管是天寒地凍，但工地上熱火朝天。也就是經過大躍進的那幾個冬天，膠東半島上幾十個大小水庫修建起來。這批水利設施已成為今天膠東農業和工業的寶貴財富。現在煙臺市的主要供水來源門樓水庫就是那個年代裏建起來的。誰能否認那個不計成本和代價的時代的貢獻？

可是今天，幾千萬、上億中國勞動力待在家裏，無所事事，而我們卻對此現象熟視無睹，還自認為問題不大。實際上這是中國人力資源的一場巨大浪費！如果錯過這20年，等到老年社會到來時，中國再想搞的一些工程設施就後悔來不及了。現在我們要捫心自問一下：中國現在真是沒活幹了嗎？中國真的要騰出這麼多人消磨時光，白白浪費財富嗎？光是減少城鄉差別和國土整治工作，就足夠中國人幹上幾十年。有人曾建議通過發行彩票，組建一個國土治理公司，將成千上萬的閑置勞動力利用起來，到西部地區搞生態和環境治理。但是，要想調動起中國人民的熱情，必須回到社會主義，適當遏制一下市場經濟的牟利機制，在全社會樹立共同發展的觀念。

七、奧運會和世博會對中國的影響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向發達國家邁進時極需提高自己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舉辦奧運會就是提升國力威望的好機會。但中國經濟對奧運會要小心，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

根據以往各國舉辦世界重大賽事的經驗，舉辦體育盛會既可以幫助經濟發展，也可能危害經濟發展。奧運會可能會使一些大的商家從中牟利，但由於大量公共稅收用於投入體育場館建設，普通百姓的收入將減少。西方國家的一些研究證明：舉辦體育賽事可以向世界展現自己的國家，但是不要讓人們相信這種賽事能使他們富裕起來。

據測算，在2008年之前，北京總共要投入大約1500億元的投資建設，總投入將達到3000億元。目前中國每年的中央財政教育經費才二三百億元，辦個奧運會的花消相當於10年的教育經費。這筆經費必須要從其他項目開支中擠。總之，錢就這麼多，幹了奧運會幹不了別的，建了北京建不了其他省市。

根據國際的經驗，每個舉辦過世界重大體育賽事的國家，在賽事結束後都要出現連續幾年的經濟增長下降。美國1994年舉辦世界杯足球賽的時候，原估計將帶來40億美元的經濟收入，但後來的事實卻證明，這些美國城市當年的經濟增長率要比預期的低得多，並導致整個地方經濟損失40多億美元。日本為了舉辦1998年長野冬季奧運會，先後花費了190億美元來建造高速火車和滑雪跑道等設施。但長野開完奧運會後，經歷了一短痛苦的“後奧林匹克衰退”。對場館設施維修的高額保養費導致了長野經濟的衰退。1999年，長野的制造業以30%的速度下滑，211家企業宣布破產。長野經濟下降速度創下了二戰以來地方經濟衰退的最高記錄。

事實證明，每一次重大體育賽事的實際影響都要比賽前做出的估計影響小得多。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體育賽事往往只是在一個有限的時間段內舉行，因此，它對提高一個社區長期經濟基礎的作用很小。它不象開設一個工廠那樣對地方經濟的影響力那麼大。所以，體育賽事對經濟的影響只能是非常短暫的。耗費數十億美元修建體育場館設施，只為了在幾天中舉行三四場比賽，這種浪費是巨大的。

中國上海目前正在申請舉辦2010年的世界博覽會，如果2010年世博會的舉辦也被中國爭取了過來，那麼，在最近七八年間中國就有兩個國際大項目要幹。上海的世博會據說也要投入2000億元。如果是這樣，中國今後就要圍著北京和上海轉，所有的資金就要向北京和上海這兩大城市投。這兩個城市與其他城市的差距就要更大地拉開，中國城鄉間的差距更要拉大，不均衡發展在中國就要表現得更加明顯。即使中國成功地舉辦了這兩個重大國際賽事，也不一定對這個國家帶來多少好處。相反，副作用可能在這個發展中國家最後爆發出來。

八、改革到底要改什麼？

面對中國出現的通縮問題和經濟增長乏力，人們一致認為要通過改革來加以調整，但在西方經濟學占主導地位的今天，有些改革措施只會拉大貧富差距和地區差距。當前社會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經濟體制的繼續深化和經濟結構的調整方面。譬如，企業改制，修改憲法，在憲法中加入對私有財產保護的條文，調動私有企業和私人資本的積極性，增加經濟的活力。但我認為僅有這種改革是不夠的，還要開放社會輿論，讓窮人說話，讓代表窮人的聲音說話，特別是給農民以談判的地位，允許代表農民利益的社會組織出現，允許農民協會這類組織出現。只有在思想上走出了誤區，政府的政策才會向弱勢集團傾斜，政府才會通過財政和稅收的杠桿來均衡社會財富，從而使中國經濟走出疲軟。

現在國際上一些“唱衰中國”的學者認為，中國經濟之所以出現停滯不前，主要是因為經濟增長的模型是“貨幣投入驅動”型，而非“生產力提高驅動”型。實際上象克魯格曼這些著名的西方經濟學教授們只能從經濟模型上考察中國，對中國的社會問題一竅不通。說到底只是些書齋經濟學家。中國今天也不乏冒出一些書齋經濟學家。這些學者從數字到數字，從GDP到GDP，對中國的社會現實全然無知。例如北京師範大學金融研究中心的一位青年教師在論述中國的GDP時說，“第一產業的比重在16%以下，其他產業多增長半個百分點就足以抵消農業滑坡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這個經濟學者眼裏看來，關系到70%人口的農業產值下降幾個百分點對中國經濟毫無關系，但他是否想到這些農業人口的生活質量？很可悲的是中國今天就冒出了這麼一批經濟學家。

因此，認識中國經濟問題必須增加感性認識，深入了解社會，把握住當前中國經濟問題的癥結在什麼地方。這種癥結不在經濟之內而在經濟之外。就經濟論經濟，只能是一條死路。解決的辦法還要靠民主政治，改變媒體報喜不報憂的宣傳方式，讓人民清醒地認識國家潛在的生態危機、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讓各個利益集團有維護自己發展權利的機會，防止政府淪為強勢集團的代表。如果不及早調整當前中國的政治模式和發展模式，按目前這種思路發展，估計中國經濟的問題早晚會在一個時候顯現出來的。

最後，我要說的是中國社會的肌體正在患病，這種疾病就是馬克思當年早已指出的資本主義內部矛盾，這個矛盾將影響著中國今後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解決的方法是民主政治和社會保障制度，而不是加大這種使社會分化加劇的市場競爭機制。以為市場可以包治百病的思想是片面的。有病不能亂投醫。我們要未雨綢繆，及時加以矯正。

特別推薦的參考文章：

趙曉：《市場機制下的全球化與中產階級的哀歌》，趙曉

馮昭奎：《沙漠化：跨越國界的警報》

發稿：2002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