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一場恢復良心的運動

　　“恢復我們的信仰和良心，就是恢復我們做人的資格！”當下的中國，各行各業所暴露出來的問題，其觸目驚心、駭人聽聞的程度，已不僅僅是個制度缺陷的問題了，而是一個如何恢復良心重新做人的問題了。從媒體所報道的事件來看，有些惡行的性質和程度已經遠遠超出了任何一個還有良知的“人”的想象程度。例如，湖南孕婦盧善輝在廣東東莞因被懷疑偷了超市的東西而被砍掉了四個手指；湛江一農民去追討包工頭欠兒子的工錢而被砍掉一只手臂；山東一法官在水庫遊泳時，把一個與自己開玩笑的兒童扔進水庫而不許別人去救，等等。面對這種野蠻行徑，很多人把它歸因於中國是個專制國家而不是一個民主國家。那麼，我想問一下：在地球上同樣是專制的國家中，又還有哪些國家發生過象中國這樣的野蠻暴行的？

　　中國的問題很多，制度是一方面，但我覺得首先是“人”本身出了問題。把一切歸因於制度是無論如何說不過去的，因為，制度也是人自己選擇的結果。今天，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喪失了廉恥，墮落到連做“人”的最低人倫底線都拋棄不要的地步。今天，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的靈魂正在急劇地沙漠化、鹽堿化、魔鬼化，行為則正在野蠻化、殘忍化。對這樣一群人去談自由、民主、人權、法治似乎有些絕望，因為，在一塊已經徹底鹽堿化、沙漠化、魔鬼化的心靈土壤上，自由、民主的種子能在其中發芽、生根、開花、結果嗎？

　　在民主自由的制度降臨中國之前，首先得改造中國人那已經沙漠化了的心靈土壤；在民主自由的種子在中國生根、開花之前，更需要改造中國人那已經鹽堿化了的心靈土壤。試想一下：一個在公共生活中連起碼的禮儀廉恥都不要了的民族，一個連交通規則都不願遵守的民族，一個拒絕誠實信用而靠謊言、欺騙來生存的民族，怎麼能夠產生民主自由所要求的寬容、妥協、誠實、信用的人生態度呢？怎麼能夠自覺自願地去服從和遵守民主自由所要求的一整套繁雜的程序呢？我們堅信：在野蠻的狀態下，人不可能產生追求自由的動力和勇氣。只有在野蠻的心靈受到文明的馴化後，自由才會在其中生長。文明和野蠻的區別在於：在野蠻狀態下，人完全聽憑自己的本能欲望去行事，毫無規則可言；從野蠻進入文明的標志就在於人學會了服從規則（道德的、法律的），不再是自己欲望的奴隸。

　　因此，中國迫切需要來一場恢復良心，恢復做人的精神覺醒運動！今天，許許多多的中國人連人都不會做了，墮落到連獸類都不如的地步。幾千年來，有關做人的書在中國不可謂不多，然而，在這些書中，又有多少是為了把人熏陶成真正意義上的“人”的呢？絕大多數都是為了培養奴才的。只要與來自自由國家的公民一交往，我們就會發現我們的公民的素養之差。絕大多數中國人離文明的素養太遠，更遑論成為一個公民了。今天，我們終於發現，在精神極度貧乏的中國，在道德敗壞、良心泯滅、野蠻橫行的中國，竟然出現了被茅於拭先生稱之為“一項非常及時的精神扶貧工程”、教中國人怎麼做人的“良知文叢”。對中國人來講，該文叢稱為“心靈消毒工程”更為確切。在這個文叢裏，有四本書真可謂值得每一個中國人去認真閱讀並實踐它。這四本書就是19世紀英國的公眾道德學家、社會改革家塞繆爾·斯邁爾斯著的《自己拯救自己》(SELF-HELP)、《品格的力量》(CHARACTER)、《人生的職責》(DUTY)和《金錢與人生》（THRIFT）。聽說這套書在西方國家都是年輕人的人生教科書。於是，我也買來看了，讀後確實受到了巨大震撼！如果大多數中國人都能受到這幾本書的感染，也許中國社會也不至於惡劣到今天這個地步。

　　斯邁爾斯的著作沒有高深的講道，僅僅向我們重申了那些促使人類走向健康進步的偉大精神力量和高貴的人格品性：誠實、正直、良知、責任、品格、精神意志、拒絕出賣自己、勇敢、仁愛、同情心、節儉、信守承諾、真誠地反對給別人帶來痛苦、如何拯救靈魂等。這些有助於維護自由的道德素養，既無英雄主義的性質，也無貴族品格，更談不上有什麼革命性質，恰恰想反，它們是家庭行為，是樸實無華的尋產常事。從小到大，我們也受過系統的中國版的人生教育，然而，與斯邁爾斯相比，我們不得不心向往之了，不為別的，只是因為斯邁爾斯的著作把上蒼賦予我們的脆弱的自然生命塑造並升華成了具有高貴品行的精神生命。這種精神生命的價值，正如蔣慶先生在《基督的人生觀》裏所說：“我們必須具備一種精神的能力，才能成功地對付生活中的各種情況，避免我們道德的墮落。我們生活的世界是一個最惡的世界。這個世界每時每刻都在腐蝕我們，敗壞我們，如果我們沒有改變我們的自然生命，沒有在我們的自然生命中產生一種新的精神生命，我們就沒有道德能力來承擔這個邪惡的世界，我們就永遠只能是一個罪人、一個眾生、一個小人……我們只有這樣理解生活，我們才能完滿地解決生活向我們提出的要求，我們的心靈才能在這個動蕩的世界找到一個安寧的歸宿。”


發稿：2001年4月16日